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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昕事件之忽想
送交者: 秋念11 2018年04月30日18:09:33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这个岳昕事件纷纷扬扬,附录是一篇当事人近作,是否伪作偶不知道。。。

就是北大教授骚扰女生高某,导致后者自杀。。。按理和岳无太直接关系,但是。。。 为什么要卷入,偶不知道!

不过这篇岳自述,

ZT:自我审视——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
有点意思。
意思是:偶是沾便宜了,但。。。但根本两回事么。。。

高考的不公,京沪籍大占便宜。。。输在起跑线。。。那是另一个问题,岳不必过于申辩或者承担什么,当然现在如此自我解剖也算勇气。。。

但偶觉得,北大教授骚扰女生高某,导致后者自杀。没有必要太追究。。。因为搞不清楚的,如果当局要包庇,那就只能让他包庇。。。但民间的恐惧会是必然的反应,那才是当局不得不考虑的严重后果,而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追击,偶以为。。。呵呵呵!你就不应该卷入,还父母。。。啊哈!

当然,附文太长了。。。没法看的

巴赫儿子作品,巴赫有5个儿子音乐家。。。巴赫家族有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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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昕:我在公开信后的一周里

2018年4月30日墙外仙减小字体 / 增大字体发表评论阅读评论

(原载于公众号“木田君的镐头” 应为岳昕本人所作)

相识或未曾相识的,最亲爱的朋友:

一周以来,你们发的每一篇文章,微信、微博、知乎、Facebook上的每一条留言,我都已仔仔细细地看过,微信公众号后台的留言成千上万,我也在一条条一字字地看。同窗送来的面包、梨、丑橘、菠萝、蓝莓与菠萝蜜,很甜很甜;老师捎来问候的字条,「愿你能继续正常地做自己」,很暖很暖;每一篇存活期只有哪怕几秒的文章,都一字千钧。

一声感谢,用在这里,太轻太轻。

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关心、帮助与支持,都意味着承担本不应承担的,风险与代价。

有同学转发了《人民日报》就此事的评论文章,被父亲要求强行删帖,甚至关闭微信;

有工友分享了《我所认识的木田同学》,被人找去问「想干啥,今后要做啥」,这位工友站出来表示,「他们越说我越发,你们说不让发,我就偏发」;

李一鸣同学更是发起了联名信,要求校方妥善弥补约谈伤害,加强制度约束,充分保障同学的合法权益,完善约谈制度的群众监督与制约机制,截至今日已有近200名在校师生与校友联署,为此,包括李一鸣同学在内的所有联名师生校友,很可能同样承担着与我一样的约谈压力……

这几天,我梦到朋友们因为发文章、签联名信、写区块链、贴大字报而被施压,凌晨四点被惊醒,担心是因为我才连累了这么多朋友们。

我担心朋友们,也担心自己的家人,因为我太知道他们是怎样担心我;倘若我有什么闪失,他们的身心真的会垮掉。

除了担心之外,我还感到憋屈。

感到憋屈,不是因为零零星星流言中的污名,那些都不堪一击,清者自清;

而是因为,被迫沉默的日子里,我不仅无法像以前一样见朋友,无法向大家一一表达感谢,无法为真心关注的议题持续发声,甚至在朋友圈里看到勇敢抗争的工友们,连个赞都不敢点;而且我知道,现在家人情绪的日趋缓和,也是以我完完全全禁言,「再也不参与类似的事情」为前提的。

决定写这篇之前,我心里也一直在斗争。我担心这篇文章会像一颗定时炸弹,炸毁我本来渐趋平静的家庭,让4月23日所经历的一切重演;我害怕我的家人真的会因此与我断绝关系,甚至因此一病不起。

然而,现在,我依然深感有必要也有责任向大家交代,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约谈中学院在哪些方面的表述与事实有出入,这一周以来我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斗争,为何决定继续站出来。

一、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深夜约谈一开始,学院老师主要询问的点,是我是否联系媒体,是否将学校的答复外传。

首先,学院老师听说我正在联系媒体,但并无证据,于是反复询问我是否近期(4月20日之后)与媒体联络;母亲称我「一举一动全在掌控之中」。在我否认后,学院老师又说:「我都不知道是你在撒谎还是有人在诬陷你。」我的母亲则认为我是「不知天高地厚」,是「出于好心」,但因「单纯」而被境外势力利用了,「是可以挽救的」。

然后,学院老师怀疑,网上泄露的关于学校回复内容的聊天截图来自我,我表示「确实不是我发的」。学院老师又说,「没人和我说是你发的,但是连你妈妈都觉得栽赃到你头上是合情合理的事」;因为我的母亲认为, 「别的十个同学提交申请,别的人都没声了,只有你是唯一的一个需要经过院长、班主任、党委书记、团委书记(走完回复程序)的人,谈完了你还拍照拿走。」

我之所以遭遇怀疑与质问,是因为4月20日学校回复当天,我坚持将信息公开回复函拿回。

学院老师在我母亲面前,回忆了4月20日当天的情景:在我要求将回复函拿回时,另一位领导老师说暂时替我保管,等我毕业后可随时取。我则问领导老师,能否在自己提交毕业论文后,即5月11日之后给我。在领导老师答应后,我表示要和学校签一个书面材料来确保此事。最后,领导老师将回复函当场给了我。

回忆起领导老师给我回复函时的态度,学院老师这样说:「你不觉得她对你已经就完全没有耐心、信任了吗?」学院老师表示,她不能理解我为何要急着将回复函拿到手,并觉得「五月十一号没有任何意义」,五月十一号的时候,「XX(某历史事件日期)还没过呢」 。

听完学院老师叙述事情经过后,我的母亲非常生气:「这一串的老师,这一串的学校领导,我就真的觉得,你太令我失望了。」我母亲由此认为回复函「是个雷」,「攥着个雷你怎么能够踏踏实实的呢?」 对于为何非要将回复函拿到手,我表示: 「因为这个东西就该是我的,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拿到手里我觉得这是程序有始有终的一个过程,反正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现在我想想(我)也是这么想的。」

学院老师表示,她之所以深夜来找我,是因为有新的情况 :「如果没有新的情况,老师犯得上来找你吗?犯得上大半夜过来吗?」但在我随后试图知道是何种情况时,学院老师却说:「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学院老师也拒绝透露「有情况」消息的来源,只说「有人想让我知道」。

在询问我是否将回复函给过别人时,学院老师称:「不知道别人找到了你什么东西,但肯定是有事。」可在我问到底是什么事时,她又说自己也不知道。

当我问及学院老师提到的「境外势力」究竟是什么情况,表示「确实想知道得更详细一点,这样更详细能让我更相信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时,学院老师让我就相信就好了,而不需要知道。

学院老师同时暗示,此事高层有定性,是「颠覆」,有定罪的可能:「这不是在学校违纪的事,人家想给你治个罪,都是叛国罪,都是分裂国家罪。 」在此期间,我的母亲一直沉默。而后,学院老师又表示,「但是只要跟任何什么媒体扯上关系,只要对北大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怪不到别人头上,只能怪到你头上」,因为「你是唯一拿到这个东西的同学」 。「唯一」这一点,后来被我的母亲反复提及。

同时,学院老师说,「今天晚上站在这儿的可以不是我,可以是北大的副校长、校长」,因为「你的这些所有的事,校长直接都知道」,以此表示事情的严重性。

对于后续的处理方法,学院老师认为,我应安稳地毕业,并建议我的「手机微信这段时间都不需要用了」,只需要联系联系我的家里人就行了。她还以北大老师接受采访需要征得北大校方同意为例子,说明「你不要觉得你能写点东西,在媒体上发表点什么声,在你的个人公众号上发表点什么,你就觉得这是你的自由。我给你讲孩子,没有什么是你真正的自由。」「对于你来讲我觉得现在最好就是没有自由。」

我的母亲认为,学院老师的建议是唯一的出路:「就这一个路,你哪受伤了我都没这着急,真的,你能体会我现在的心情吗?」「如果再被别人继续利用的话,你就完蛋了,家就完蛋了,我也完蛋了。」「前面的不说了,后面的刚才老师说的,唯一的办法,只有这种方式封圈封微信封电话,和家里电话联系就可以了,才有可能避免这个,特别远离才是最保险。」她甚至表示,愿意每天来接我放学,来换一个踏实。

我拒绝了这些要求,一再强调自己真的可以把握住;但面对母亲不想过提心吊胆日子的请求,我回答道:「我理解这个意思,每个人都不想过这样的日子。」继而,为了让母亲放心,我表示可以每天与母亲保持微信、电话联系,每天汇报论文进度,甚至「直播看我写论文」;但我的母亲认为,我这样的态度表示根本没有理解她,学院老师也认为,我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谈话进行到后期,学院老师和我的母亲发现我正在录音,便要求我将手机交出。遭到我坚决拒绝后,我的母亲情绪激动。争执到一半,学院老师便走了。随后,我和母亲就是否删除录音等相关资料发生激烈争吵。最后在同楼层同学的劝说下,我被母亲带出了寝室楼。

以上材料来源于我的回忆,对真实性负责。

二、学院在哪些方面的表述与事实有出入

4月19日晚间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只有两位同学要求走完信息公开全过程,以此劝阻我不要走完4月20日周五的信息公开回复过程。实际上,一开始到场交表的同学共有8位;其中据不完全了解,至少有7位同学都要求走完全过程,且确实前往各自院系的办公楼,走完了信息公开的全过程。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我是唯一拿到了回复函原件的同学;「唯一」这一点,后来被我的母亲反复提及,以至于「想想脑袋就大」。实际上,另一位法学院同学同样拿到了回复函原件,且拿到原件的过程更为顺利。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有「新的情况」,「境外势力」,高层有定性,是「颠覆」。实际上,具体问及时,学院老师却表示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人想让我知道」,「你就相信就好了,你不需要知道」,不愿或无法给出证据;而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如何聆听「年轻的声音」》,将此事定义为沟通中的方式方法问题,即高层否认了此事「颠覆」的定性。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我在约谈现场录音是「违法的」,所以要求我「打开手机删掉这条录音也是合情合理的」。实际上,我翻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条,也未找出一条佐证我的单方面录音行为涉嫌违法的依据;我在那种场合下,只能选择通过录音保存证据,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三、这一周以来的心理斗争

我所认识的学院老师本人,也是学日语的喜欢猫咪的大姐姐。她一开始也希望能柔性地处理问题,和我做朋友;之前的约谈中,还请我在勺园西餐厅吃过饭,和我坦诚地聊过她自己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喜欢读的《北京法源寺》。然而,她也很可能是有难言之隐,才有了那天晚上的事。

我可以理解,换做其他老师,在这种环境下,也很可能采取类似的举措。所以,我们要的是更完善的机制,而非怪罪一个具体执行工作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想发声明,感谢一直关心我的朋友,表达自己对机制的看法。

怕家人担心,我提前跟家人打了招呼,说自己要发一份声明。大家所看到的那版声明大片留白的地方,本来都是有字的。

完整版的声明是这样:

感谢每一位关心帮助我的朋友,向大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目前我已回到学校。

值此关头,我们更需保持冷静理性,团结一致,继续促进信息公开机制、反性骚扰性侵害机制、约谈机制的完善,从实体和程序层面保障学生的基本权利。

这是我一开始的本意,也是为了让我们所有人看到:

参与校园事务时把事情拿到明处来,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是为了把几位同学、几位辅导员推向风口浪尖,而是为了能够在制度上促进事情的真正解决;

越来越多的同学直面被约谈的压力站出来,不是为了自己被赞美被抬高,而是为了自己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为了更多同学参与校园事务的积极性不被打压。

我们都是种子,戮力同心,总有破壁新芽开花时。

4月25日周三晚,三位家人在宿舍楼门口拦我,要求我在声明中只留两句话:「我已回学校上课了,谢谢大家」,因为「这都是为你好」。我跟家人说,理解家人来是想「对我好」,但家人和我心中的「对我好」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会在声明的重点内容上与家人核对确认属实,但具体字斟句酌,以及最后决定发不发、怎样发,一定是我自己的权利。

家人以病危与断绝关系相逼我不要发后面的东西:「你现在答不答应只说这两句,其它都不说?你答应我也走,不答应我也走,但这是两个走;你答应我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你不答应我都不知道走到哪儿,可能就直接躺倒在医院里,也可能就死路一条。」

我怕家人真的身体有闪失,但又不想给大家我已完全没事、在压力面前选择屈服的虚假印象,所以在最后的手写版声明中大片留白。

如前所述,一开始,学院对事实的部分曲解和对消极影响的夸大,激化了我母亲的情绪;可发展到现在,校方淡化所有事情,不公开当面回应我公开信中的诉求。然而,所有与此事相关的文章都被删得一干二净,我这边很多矛盾都被化为家庭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迫使我沉默。

那天晚上,面对辛辛苦苦赶来的家人,我心如刀割。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要怎样讲出上面这些话,讲出这些后,可能面临的最坏的压力是什么。

尽管我早就明白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我依然会因为做这些事可能会连累家人而责备自己;我依然会害怕,家人的身体真的会因为我而垮掉。 我也一直在想,这样的压力,应该被如何面对。

2018年初,我曾写过,何谓「用你心里最美好的东西来控制你」,「其中就包括对家人的爱与愧疚」。经历过家庭变故,我更加知道:愧对家人的罪疚感,有多容易把人从应然的道路上拉走。

2013年,父亲突然离世的第二天,我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如果……转向?设想自己从此做个最顾家的普通人,之前想的都不想了,选个自己还算喜欢的专业和清闲的安稳的工作,过与世无争的生活?我不知道。」

2016年,我这样回望三年前的悲痛与挣扎:

「甚至,(父亲去世后)有那么两天我突然想,如果我转向,不要再想去当记者,安安稳稳地大学毕业,找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然后安安稳稳地过一生,这样或许能让我妈放心些。幸好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找我谈心,讲了一些如今看来一下就想通的道理,告诉我无论如何还是不要用理想换一份妥协。」

而现在,我这样想:

与世上那么多劳动者家庭的不公与苦难相比,我和我家庭的苦难是多么微不足道;

与阶级矛盾「既得利益者」的罪疚相比,我面对家人的罪疚又应当是多么轻。

所以,哪敢与世无争,分明是这个世界逼着人去争!

尽管,不得不承认的是,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母亲,为此做了多么大的牺牲;

「您最想最想要的东西,女儿不能给您。」

四、为何决定继续站出来

平心而论,我现在继续发声的理由,和刚开始相比,也有了变化。

刚开始发布公开信,最直接的原因确实是我自己和家人受到了冲击,所以可能想的更多是维护自己的权益,让校方说清真相,修复自己和家人的关系。但后来很快我就发现,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我早就可以退缩妥协了。

固然,我听说,有校领导在某院系座谈会上说我性格不好,说我因为家庭变故心理有问题;但我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倘若果然有人这样想,大可真名实姓,坦坦荡荡地说出来。

现在,如果我就此不再发声,不再关心「类似的与维权有关的事情」,学院老师很可能也不会再来找我,家人对我的态度也会回归正常,我将重新得以享受一个北京中产家庭的幸福与温馨——像初夏山楂花圆鼓鼓的白花瓣一样的温馨。

然而,倘若果然如此,信息公开机制、反性骚扰性侵害机制、约谈机制的公开完善将更不易被提起;即使有了所谓的机制,也很可能是闭门会议的产物,普通学生若想维护参与其制定、管理与监督的权利,依旧难上加难。

我不能让我的学弟学妹们仅仅为了争取完全合法的权利,依然这么憋屈;

我不能让下一个高岩到了生命尽头,依然被迫忍气吞声。

4月24日周二,我稍微冷静些,就一直在想:我只是个普通人,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绝不是什么「勇士」、「英雄」;如果我被当成「勇士」、「英雄」的话,只能说这个时代这个制度有太多的不正常不合理之处。

同时,我也在反思:正如此前在《自述》中写到的一样,我因为是北大的学生,仅仅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就意外获得了这么多的注意力资源,与此同时,正在抗争的工友们,获得的注意力资源却很少很少;如果我不能和工友们站在一起,无疑是对本应属于工友们的注意力资源的盗窃。

那天,我在日记中写道:「要更加珍惜现在的一切,为更多难以说话的人说话。」

我希望,我有能力去保护更多人,帮助更多人,而非相反。

我看到尘肺病,看到工伤,看到塔吊工友的抗争。

4月27日周五,我走在路上,看到午后酷热的天气里,躺在桥底蜷缩着的工友。

4月25日周三,晚上吃完饭,一位工友走过来坐到我旁边,她说,自己只能偷偷坐在这里休息,因为这里没有摄像头,不然本来她们都是不让休息的。

劳动节就要到了;很多劳动者想要休息,都那么那么难。

看到工友们,和工友们站在一起,更促使我鼓起勇气:相比被欠工薪、超时加班、没有假期、伤病缠身、衣食无着的境况,我自己所面临的处境与压力并没有那么可怕,我也更没有软弱和退缩的理由;也只有我们继续鼓起勇气站出来,争取一个更好的制度,才能保障更多同学们工友们站出来行使合法权利时,不至于受到那么惨重的打击。

从4月23日至今,我的微信公众号「木田无花」共收到赞赏1774元,扣除1%服务费后,到手1756.26元。我谨代诸位友人,将赞赏款项全数交给正在抗争中的尘肺病工友;尽管实属杯水车薪。

今后,我也将一如既往,与天下的劳动者站在一起。

最后,身为北大人,还是要讲老生常谈的话题:今天怎样爱北大;北大精神是什么。

一周前被深夜约谈时,我被问过两次:「你想要北大不好吗?」

我回答:我要是想要北大不好,就不管北大了;北大出什么事我都不管,就自己管自己的事了。

爱北大不复杂,就是去管北大的事;北大精神也很简单,就是突破社会冷感与原子化处境,为最被压迫也最有力量的群体积极发声、认真争取的精神。

这样的爱,这样的精神,也绝不应仅仅属于北大,属于北大人。

木·田

2018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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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啥意思,好听就是。 - 秋念km 05/01/18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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