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10）：尝试打井

贺长文

4．尝试打井

天冷了，野鸭飞走了，我们在巴嘎灶火的工作也结束了。为了打井，我们的蒙古包从生产队东南的巴嘎灶火搬到了大队部坡下的水井旁，这样我们用水比较方便。大队部的水井旁是一片凹凸不平的滩地，凸起的小土包上长满一人高的芨芨草。我们铲平了一块地，并在这块地上搭起自己的蒙古包。短短一个多月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搬家了，还没有放牧已经初步体会到游牧的滋味儿了。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与居住在大队部的盲流社员们一块打水井。

打井首先要定井位，没有水利专家那就听从领导安排。农场这块儿的人与事都归马永清统管。马永清在此之前并没有打过井，当然也没有成功地找到过水。现在仅凭着领导班子成员与贫下中农的资格，他成了队里的打井“专家”。我们五个小伙子在他的带领下一起离开队部出发找水。知青们肯定毫无找水的经验。我们一行顺着山梁向南走，顺着坡往西一拐，马永清停了下来，指着坡下一处长满芨芨草的地方用不那么肯定的口气说：“这块地下可能有水。”

他扫了大家一眼，像是询问我们的意见。我感到很窘，无以对答。也许是怕担责任不敢乱发言，其他人也讲不出什么道理。马永清还算是尊重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的，看我们回答不出来，他微微一笑。腿上的伤疾让他下马时身子晃了几下。他用铁锹支撑着站稳，然後一拐、一拐的在地上划出一个大圆圈，认真地说根据队部两口泉眼的位置与地形的走势，井位差不离就是它了。

我们这些跟着来的人谁也没表态。人马在此没有久留，临走时马永清从怀里掏出个碗扣在地上。他的这一举动让我感到有点儿莫名其妙。第二天一早马永清又约我们来到井位。他翻开扣在地上的碗，见到碗的内侧有凝水，说：“就是这儿了。”这儿水气大，井位最终被确定了。我这才知道选择井位的依据，多少长了些见识。

这次与我们一起干活儿的是住在队部的几位从雁北流浪到此打工的农民，俗称盲流。他们的年龄与我差不多，个别稍长几岁，但都已结婚生子。至于社会经验，他们可比我们丰富多了。盲流社员干活也有差别。郭有就比较实在，能干，也肯出力。打井的初期工作比较简单，就是在一个直径七八米左右的范围内往下挖土，挖起的土扔出圈外。挖到半人深的时候沿着井壁留出一圈六十多厘米宽的台阶，为的是挖井人上下井方便。再向下挖，往上扔土就越来越费劲了。底下挖出的土先放到台阶上，站在台阶上的人再将土铲起扔到地面上，中间过渡一下。投影图就是个几个同心圆。需要几个同心圆呢？那要看挖多深。挖多深呢？要看什么时候见到卵石层或含水沙层。坑太深了还见不到卵石层或含水沙层，这口井就废了。废井需要回填，以免有人畜掉进去。黄沙土比较好挖。边干活儿边聊天儿，时间过得也快。干累了就歇会儿。没人监督也没有工作量要求。

我在下面往上扔土，听见上面的社员夸我干活儿挺像样儿。何以见得？我问。原来我干活不紧不慢，锹锹铲起的土不少，休息的少，也就是说效率高。这还得益于步行串连时获取的不怕慢就怕站的经验。天虽冷，我们干得满头大汗，外衣一件一件地脱，累的不行了，就坐在台阶上休息。井下无风，太阳晒到的地方还挺暖和。我们轮流铲土，那几个年龄相仿的盲流时不时地坐在井口休息，口里叼着烟袋锅，嘴上不紧不慢地东一句西一句地找话和我们扯。劳动态度比牛鬼蛇神差多了。聊天多了，我也明白了，这些人多少有点儿滑头——偷懒儿。他们还留着劲回家给自己干活儿呢。赞扬我几句，我干得更欢，他们还得空儿多歇会儿。

打井比干打垒累多了。最初那几天干活儿卖力，回到自己的蒙古包就乏得不行。过了几天井挖深了，人上上下下轮换得勤，也就没感到那么累了。我们的蒙古包虽说搭建在生产队队部，其实离其他住户也得有上百米远，相当于我们五人孤零零地生活。我从不去其他社员家串门。每天没有新鲜事发生，天天干活儿、吃饭、睡觉，生活在这样的集体里也乏味。只有傍晚独自站在蒙古包外，遥望草原上壮丽的晚霞、深邃的星空，在宁静中感受着凉意，或能得到片刻的享受。

浩繁的星空也勾不起我更多的遐想，虽然有漫天的星星和我做伴，可是我并不认识它们，只是在很小的时候爷爷教我认识了牛郎星、织女星，根本不知道天文学上是按照几颗星星组成的星座来识别的。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草原上没有遮挡，能看得很远，尤其是远处有个活物在移动，马上就能观察到。

一天我在井台上打水，抬头看见南面山梁上有人朝队部方向走来。草原上的人出行一般都是骑马或赶车，还没见过草原上有步行的人。什么人呐？大家都注意到了，都有点儿纳闷。

来人朝队部走来更引起我们关注。人越走越近，渐渐看清来人是个穿绿色衣服空着手的女性。大家没想到的是她快到大队部的土坯房时转身朝着我们蒙古包走来。也可能她这时看到我们几个人在井旁。来了个陌生人还是个女性，小伙子们高兴了，一下子都挤到井台上盯着她，看着她一步一步走近。来人走到井台前没有自报家门，先问的是生产队名。她一开口，听到一口地道的北京普通话，我们就知道她也是北京来的学生。她接着问礼周在哪儿住，我们立刻明白了，她是来投奔同学礼周的。我们指了指东面梁上的蒙古包，她听後转身就走了，没讲“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类草原上当下最流行的招呼话，可能是北京那会儿还不时兴这么做吧。望着她远去的背影，井台边的躁动很快就平静下来。有些许失望，我们该想想做什么饭吃了。

我们的主要口粮是小米和白面，以前我们只知道做小米饭、擀面条或烙饼吃，这次打井期间我们买回来了莜面。以前在北京没吃过莜面，我根本没见过莜面。据说粮店供应的莜面是熟的，是莜麦炒熟後磨成的。做莜面食品一般要用开水和面，用大拇指在另一只手的手掌上搓成片并就势在手指上绕成筒状，或用一个木制的压榨机（俗称压饸饹的床子）将面团挤压成条，再蒸熟或煮熟後泡在鲜羊肉汤中食用。我们当时没有肉，没有蒸锅，也没有压榨机。其实我们不仅缺少炊具，而且根本就不知道该怎样吃它。生产队为知青提供的炊具只有简单的几样。从工地走回来我已经累得懒得再抬腿，中午没饭吃，下午回家已经饿得前胸贴後背。听说莜面是熟的，我们往往回到蒙古包挖一勺莜面烧点儿水一和，先填填肚子，歇会儿过後有了力气再着手做饭。莜面有股子怪味儿，开始吃时不习惯，但我耐不住饥饿不由自主地狼吞虎咽。莜面食品在雁北来的那些盲流社员家里算得上是上等食品，并不常做，在我们这里成了零食。莜面不易消化，吃了不易饿，所以不能吃得太饱。可我哪里顾得上那么多，也是不懂，一顿狼吞虎咽之後常常胃疼，放臭屁。我的胃病大约自那时就落下了根儿。

打井期间我学会了做一种称为“苦力”的主食，是小米与莜面混成的。先焖一锅小米饭，稍微多放一点儿水，饭焖好後，撒上一些莜面粉翻炒。莜面粉会黏在小米粒上成团状。莜面这么加工就好吃多了，也容易消化了。

井越挖越深，大概是留了两三个台阶後，井底见到了湿润的沙子。井底像是要往外渗水的样子，但是没有见到鹅卵石。有鹅卵石就说明这里曾经是河床。尽管没有见到鹅卵石我们还是对它抱有很大希望。天越来越冷，井底结了冰。感觉井就要打成了，我们很高兴。

地面上比井底要冷，我们在井底干得热了，便一件一件脱去上衣最终光着膀子抡镐，一镐一镐地刨。地冻得结结实实，一镐下去震得双臂至双手发麻，手握不住镐把，地上却只留下一个白点。对准这个白点抡镐凿上几下就会震下一片冰冻的土块。震下几片冻土後，我们的劳动热情刚刚被激起，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因为冻土块打多了有可能打漏了，也就是说打通了水眼。如果冒出水来，这口井就无法砌起来，前功尽弃，井也就废了。所以虽然井底的冻土要除，每天的工作量却不大。马永清这时已经派人上山采石头，准备砌井了。

这样的活儿我们继续又干了几天。一天得到通知，我们不用去工地了，井作废了。我还没来得及探个究竟，便被派往西部的配种站。一项极具吸引力的工作在等待我们去完成。这口废井的回填任务以後再另外安排人来做。山上石头都准备了，怎么突然就停工了呢？原来这口井太深了，将来即使能出水，也没有相应的工具把水提上来，因此不再继续深挖了。井未打成，但了解到一些打井的常识。这些知识以後再也没有用到，却也难说白学了。

干打垒、打井的这段时间，我们五人就是简单的劳力。那些女生五六个人挤在一座蒙古包里，可以向牧民学习如何生活，比如如何挤奶，如何做奶豆腐等等。当然她们也有机会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有奶和奶豆腐等可以食用。我们没有她们那么幸运，但我们离大队部近，我们采购农场生产的青菜比她们方便。这段时间也是青菜最丰富的季节。印象最深的是吃到一种瓜，这种瓜的直径有碗口粗，样子像黄瓜，味道也像黄瓜，但没有黄瓜那么香。其实就是北方产的一种菜瓜，即可做菜又可生吃。这段时间也是我吃大队生产的蔬菜最多的日子。没有肉、没有奶食、没有油水，清贫如洗，日子便过得平淡无味。

一天傍晚，我到蒙古包外“放水”。草原上没有厕所，出了蒙古包就可随地小便。可我那时还不大习惯草原上这种排放的方式，就向前走了几步，穿过空地，随意选择了一簇芨芨草，背对着蒙古包操作。芨芨草高的可以没过人，矮的也有半人高，所以个人隐私可以得到很好的遮挡。太阳落下的那一刻，暗蓝的天幕上残留着几朵彩云，头顶上闪现着点点的星星，傍晚的风还不够烈，草摇曳而无声，万籁俱寂。这么美丽的景色绝不是在北京能够看得到的，然而我在这里却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的。这算是艰苦寂寞的生活对我的一种回报吧。只是可惜我那时不懂得珍惜，也没想过用相机把它留住。

沉浸在景色之中，小便的过程也可成为一种享受。没想到的是这次“享受”之後得到了一个惊喜。准备转身离开之际，低头看见一只刺猬正慢慢地从草丛中爬出来。大概是我的不雅之举惊扰了藏匿在草丛中的它。我走过去，用脚一踢，它立刻缩回了头，身子团成一团不动了。我蹲下来，仔细瞅瞅，它浑身的刺，想抓它又下不了手。我只好站起来，三脚两脚，把它踢到了蒙古包门前的空地上。看到它我兴奋极了，并不是我喜欢刺猬，是我想到它的肉可以吃。我吃过刺猬肉，香极了。

那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指中国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决策错误的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父亲到郊区农场劳动。一天晚上他一回到家便招呼我到他身边。他笑着从书包里掏出一只饭盒。打开饭盒，里面还有一个小饭盒。打开这个小饭盒香味扑面而来，里面有几块肉，像是红烧肉。爸爸告诉我说，这是刺猬肉。刺猬是他们在花生地里捉住的，他们肯定捉住不止一只刺猬，食堂里的大师傅给红烧了。没顾上问父亲，是特意多要的还是自己省下的，反正是特意带回家给我尝鲜的。

现在见到脚底下的刺猬，我就想到红烧肉，好像都闻到了肉香。刺猬见我半天不动它，探出头，想溜。我跟上用脚轻轻一踩，它立刻缩回了头张开了全身的刺。我试了几次都无法用手把它抓起来。为了防止它逃跑，我抄起把铁锹把它拍死了。

怎么宰它，几个年轻人都没主意。我依稀记得有人说过用泥巴把麻雀包起来烤熟，然後拨开泥土麻雀身上的毛就都掉了。我想给刺猬也裹上泥用火烤，可是蒙古包周围根本就挖不到黏土，和的沙土根本就裹不住刺猬。

无奈，我把它翻过来。它腹部没有刺，就从腹部开始解剖吧。周钟林带了一套手术用刀具。刺猬太小，煤油灯下剥刺猬皮比白日里剥羊皮还费劲。为了吃到这只小刺猬，我们折腾到很晚。我们谁都不会烹调，但有了肉，放上盐，香味就飘出来了。人多肉少，我们毕竟见到了油星。更主要的是，我们都很专注，很兴奋，忘掉了蒙古包外的漆黑。这一晚时间过得真快，这一夜我睡得很香。艰苦生活中的欢乐虽然微小、稀少，却也很真实。难得的一点点微小的欢乐调剂了我们枯燥的生活。我们不知道未来的命运如何安排，但深知扎根边疆的日子会很漫长。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在等着我们去慢慢品尝。

这是我们五位北京知青难得的一段共同生活时间。来这儿的北京知青背景不同，多多少少有些生疏。经过与牛鬼蛇神一起干打垒、与盲流社员一起打井的共同劳动生活，我们相互渐渐熟悉，逐渐融合，过了一段真正的集体生活。以後我们各干各的工作，再也没有机会挤在一座蒙古包里单独开灶了。後续的日子里工作地点相隔远了，感情却保持着，而“达布嘎家知青”的统称也一直伴随着我们，直到陆续离开草原。友谊联系持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