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前中國經歷了比非典新冠更殘酷的疫情 |
送交者: 一草 2020年02月21日22:52:13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逸草:以前還真未知,文革浩劫中,竟有這麼大一場禍及數百萬民眾、十幾萬人致死的罪孽。 不敢想象!53年前,中國挺過了比非典、新冠更殘酷的疫情
作者介紹: FT中文網、大家、新京報、南方都市報、澎湃等媒體專欄作家,多家智庫研究員。關注時政、財經、互聯網,作品見於中外媒體。深度的分析、冷靜的理性、客觀的態度、激盪的思想。 春節期間,我看到一段關於疫情的視頻,非常震驚,歷史不該被遺忘,我們要吸取教訓。同時,我覺得,視頻中的歷史,也可以在當下,給大家帶來一些信心。 這段視頻,是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接受記者採訪的一個視頻。在這段視頻中,曾光說,1967年,中國發生了一場300萬人感染,16萬人死亡的疫情。 先看視頻,很短: 雖然曾光說得很平淡,但300萬人感染,16萬人死亡,非常令人震驚。更令人詫異的是,就發生在50多年前,居然現在大多數人都不知道。我舉個例子,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幾乎人人都知道,其死亡人數是24萬人,和這場瘟疫是一個量級的,而且,流行性腦脊髓膜炎,也就是流腦,易感者主要是小孩子、青少年。不難想見,當年多少家庭痛失孩子,但是,它就這樣,居然就這樣,消失在中國人的記憶中,不是如今的新冠病毒肺炎,我還不知道1967年有如此大的疫情。 而且,這個巨大的數字,在今天也沒引起任何反響,16萬人僅僅是一個數字。我覺得它不該被遺忘,所以我去搜索了一番,史海鈎沉,驚心動魄。 1896年發現流腦病毒後,中國曾經歷過三次大暴發,分別是上世紀50年代、 1967年和1976年。曾光所說的就是1967年這一次。 流腦也是飛沫傳播,易感者是青少年,所以,更加殘酷 1967年,53年前,其實並不是一個太久遠的事。更遠的歷史事件,比如抗戰、解放戰爭、二戰、各種運動,網上史料很多。但我搜索了一下,關於這一次大的疫情,資料並不多。 安徽日報2017年04月28日的一篇文章,有這樣的內容:“以流腦為例,1967年我省報告病例有25萬之多,約有一萬多個孩子死於該病。而2016年,全省僅報告3例病例。” 不過,雁過留痕,歷史還是有依稀的痕跡。痕跡在孔夫子舊書網。孔夫子舊書網中,那個年代關於流腦的書,1967年出版的比例很大。 另一個痕跡在一些地方的地方志中。如今讀來,平靜的文字與抽象的數字下面,還是感受到無數個家庭的絕望與悲傷。我摘錄一些,大家可以看看。 為控制該病流行,遼寧省成立了防病指揮部,各市縣也相繼成立防病指揮機構。1967年共發病51931人,死亡3013人。 1966至1967年,由於人群大流動,本病在城鄉各地暴發流行。1967年尤為嚴重,共發病29118例,死亡1040例。1969年,發病率顯著下降。 這些地方志中所說的“人群大流動”,一些資料中也有提到,比如,“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網站,知識天地欄目就有這樣的內容: 人群大流動,空前大流動,到底怎麼回事呢? 海南文昌縣誌直接提到了文革: 上海川沙的縣誌說得更清楚: 這個記載,就直接指向了文革中的串聯。串聯並不遙遠,親歷者現在六、七十歲。那麼,人口大流動,紅衛兵串聯的規模在什麼量級呢? 1966年,中央文革表態支持全國各地的學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經驗,也支持北京學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9月5日的《通知》發表後,全國性的大串聯活動迅速開展起來。當時串聯師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飯住宿全部免費,成為"文化大革命"很特殊的一道風景。 毛澤東先後8次接見紅衛兵,共1100-1300萬人,這個數據源於王令金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及其規律》中央編譯出版社的書。 想象一下綠皮車廂中擠滿了一車的紅衛兵,大家都不知道流腦,也沒防護,昏昏沉沉坐車,一起待上幾十個小時。這就是曾光所說的,火星帶到全國各地。 春運的規模在什麼量級呢?2015年,春運有 37億人次,當然,這是坐車算一次,坐火車又算一次,公交再算一次。至於武漢這次,出城的人數現在很清楚了,500萬人。 不過,不必恐慌,直接對比流動人口規模並不科學,因為1967年的中國,不僅物質貧乏,缺醫少藥,人民防疫意識低下,更糟糕的是,防疫體系也是混亂的。由社科基金贊助的一項研究,揭示了當時的局面: 大串連使地方各級黨政機構逐漸陷入癱瘓狀態,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妨礙了正常的生產和交通運輸。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出通知,決定從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節,一律暫停來北京和到各地進行串連。並說毛澤東支持步行串連,先進行試點,取得經驗,為來年徒步大串連作好準備。12月1日又發出補充通知,重申暫停乘坐交通工具進行串連,12月20日以前返回原地,12月21日起,不再實行免費。 兩份文獻對比,不難發現,1967年3月7日,周恩來就下過關於流腦的批示,3月19日北京又發布了停止串聯的通知。不難推斷,當年停止串聯,特別是在1967年停止了原本的徒步串聯,肯定有流腦疫情嚴重的原因。而且,這個顧慮,還影響到了後來的運動的模式。 在這篇文章中,還有這樣的記載: 這些文獻,大致勾勒出歷史的面貌。1967年中國的流腦爆發,是非常嚴重的,當時中國有7.5億人,300萬人感染,16萬人死亡,而且易感者是青少年。相比之下,中國大陸地區SARS疫情,病例4698,死亡284,數量和比例都要少很多。 這次大的流腦疫情之後,當年就開始使用乙腦疫苗,改革開放後,1984年起,全國開始大規模推廣流腦疫苗,2008年納入兒童計劃免疫,發病人數從最高峰的304萬例,降到2017年的低於2000例。如今這種流行性傳染病已經不常見,不過,流腦病情兇險,易感者是兒童及青少年,家長們對其仍不能放鬆警惕! 現在疫情緊張,但無論如何,比起上世紀60年代,科技、物質力量都更發達了;毋庸諱言,看到很多官員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現象,但無論如何,比起1967年整個防疫體系都被打亂了要好得多。中國人也終究能過這一關。 歷史珍貴,不應該被遺忘,而令人感嘆的是,如此大的一次疫情,卻靜悄悄的躺在歷史中。現在很多年輕人覺得老人不願意帶口罩,或許當年他們就穿着綠軍裝,在封閉的車廂中和流腦病人共處幾十個小時,渾渾噩噩與死神擦肩而過,毫不知情。 如果更多的人知道,是否在2003年,乃至今天就更有警惕之心呢?歷史不該被忘記、被忽略,16萬人,不應該被忘記。唯有此,我們才能更好的面對未來,不落入“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的境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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