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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东北易帜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接受三民主义，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东北三省降下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五色旗，换升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史称“东北易帜”。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员钱进评价说：张学良“东北易帜”这一壮举是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百般阻挠，为维护祖国领土主权，捍卫民族独立，为现代中国做出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重大贡献，功不可没，值得称赞。

钱进的说法是否客观公允、符合史实？“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作出的决择吗？张学良易帜是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为了捍卫民族独立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东北易帜的脉络过程，我们不妨追溯得稍远一些吧。

1928年4月，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联合发起了二次北伐，4月7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并下达总攻击令。

4月19日，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决定派军队赴山东青岛、济南护侨；
4月20日，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天津海光寺）的3个陆军中队经津浦路开至济南城；
4月25日，日军第六师团5000余人在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领下登陆青岛，该师团一部就地驻扎，一部沿胶济铁路西进，26日，第十一旅团抵达济南。
注：根据“义和团事变”（“庚子拳乱”）后大清与十一国签订的《辛丑条约》（1901年9月），列强获得在北京、山海关间铁路沿线12个地点驻扎军队，用以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本国侨民的权利。

由于日军不希望张宗昌在济南作战，4月30日，张宗昌放弃济南，率直鲁军北走德州；
5月1日，北伐军不战进入济南，与日军共处一城；
5月2日，蒋介石率北伐军总司令部抵达济南；
5月3日，发生“济南惨案”；
5月6日，蒋介石留下二个团象征性驻扎济南（仍与日军同城），自率司令部退出济南，并命令第一集团军绕过济南，分路渡过黄河，进军德州（即绕道北伐。不绕道的话，可自济南乘津浦路火车北上德州）。

5月5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建川美次会见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军事部次长于国翰，要求安国军不要反攻济南；
注：与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军对抗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联军称为安国军，主力是奉军及奉系直鲁军，安国军总司令为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副总司令是孙传芳和张宗昌。

5月9日，张作霖接受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的意见，发表息兵（停战）通电。张在通电中说“国内政见歧异，竟至波及外人”，表示因内战而导致济南惨案，于心不安；通电宣令“彰德、正太战胜之兵停止攻击”；通电宣布“所有国内政治问题，但期国民有公正之裁决，断不作无谓之坚持。”，表明张作霖决定停止为政争诉诸武力，并愿意接受国民会议的裁决。“息兵通电”发表后，安国军奉令全线后撤，向京津方向收缩，一直退至沧州、河间、保定一线才构筑防线。

5月12日，谭延闿主持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对张作霖“息兵通电”置之不理，继续北伐。

5月18日，日本政府发出一份“觉书”（备忘录），分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觉书中说：“满洲治安之维持，于我国极为重要。如（有）淆乱该地方治安，或者造成淆乱原因（因素）之事情发生，我国政府应须极力阻止之，故（当）战事进展至京、津地方，其祸乱或及满洲之时，我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采取适当而有效之处置。”；

主权意识敏感的北京政府对日本可能的介入并不领情。5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外交总长罗文干）对“觉书”作出答复：“对所称‘于战乱及于京津地区，影响波及满洲地区时，日本将采取机宜措施’一节，中国政府断难承认，东三省及京津地区，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保护外侨乃中国政府之责，盼日本鉴于济案，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

5月20日前后，蒋介石、阎锡山商定以“奉军退出关外，京津由晋和平接收”方案来完成北伐，并决定由阎锡山派出人员代表南京国民政府，赴京津与奉方谈判，促成京津的和平接收。

5月30日夜，张作霖与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孙传芳、潘复（民国北京政府末任总理）、何丰林（军事部部长）、于国瀚（军事部次长）等高级官员在怀仁堂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下达总退却令，京汉线奉军全部先行退琉璃河、长辛店之线，主力部队撤离北京、天津，向滦州、山海关一线总退却；
6月1日下午，张作霖在怀仁堂与各国外交使团告别；
6月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他在出关通电中说：“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祸延中外。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
6月3日凌晨，张作霖乘京奉专列离京返奉。离京前，许兰洲（时任大元帅府侍从武官长）已奉命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印、旗，及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重要档案装入张作霖的返奉列车；
送别张作霖后，孙传芳于3日当天在北京通电下野；
6月4日清晨，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爆炸谋杀，同时身亡的还有时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东三省边防司令，黑龙江督军、省长，奉系二号人物吴俊升；列车上的中华民国重要档案，包括与各国的协议、协定，以及张作霖查抄苏联大使馆后整理出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也在爆炸引发或人为制造的大火中全部焚毁。

皇姑屯事件当天，张学良、杨宇霆在北京与南京国民政府及阎锡山的代表孔繁蔚、南桂馨举行会谈，孔提出了和平的三个条件：（一）东北三省须悬青天白日旗；（二）奉军中的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所部须受改编；（三）东三省须服从国民政府命令。

6月8日，晋军（即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商震部和平接收北京；
经过谈判，张宗昌、褚玉璞与晋军达成了直鲁联军撤出天津的协议，12日，直鲁军余部撤离天津，退往芦台、宁河、唐山一带，当天，傅作义率部和平接收天津；
“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蒋、冯、阎、李联合发起的‘二次北伐’，也随之宣告完成。”
注：5月14日，李宗仁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6月17日，张学良返回奉天；
6月19日，张学良就任奉天军务督办；
6月21日，张学良公布张作霖死讯；
7月2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宣布批准张作相辞谢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改推张学良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兼任奉天保安司令；
7月3日，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的军事首脑。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是吴俊升6月4日被谋杀后空缺出来的。

7月19日，张学良又就任“合议东北各省区内政、外交问题”的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委员长，成为东北政务首脑，从而总揽军政大权，正式主政东北。

7月1日，张学良向蒋介石等南京政府要员们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称，“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

7月8日，张学良派邢士廉、王树翰、米春霖、徐祖贻等人前往北京谈判；
7月10日，蒋介石接见了张学良谈判代表，邢士廉、王树翰等向蒋提出了东北方面关于和平统一的五个条件：
（一）统一后东北政务机构的领袖由张学良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予以任命；
（二）国民革命军不进入东北；
（三）国民政府不干涉东北军政事务和人事任免；
（四）国民政府不在东北设立中央政府分部或宣传分支机构；
（五）热河特区划归东北，作为东北的第四个省。

蒋介石则希望东三省先行易帜，实行三民主义，再对所提条件进行协商（另一种描述是：只要东北易帜和服从三民主义，其它条件均可商量）。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派代表刘光、张同礼回访奉天，与张学良会商东北易帜问题，经过几轮磋商，商定于7月20日实行易帜。

7月上旬，蒋介石在北平汤山召开四大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和部分中央委员参加的重要会议，会议决定：
（一）由四大集团军各出兵若干，编组成联合军，先肃清关内张宗昌、褚玉璞直鲁军；同时派兵向热河压迫奉军汤玉麟部，促其就范；
（二）对东三省问题，主要以政治和平方式解决。

7月10日，蒋介石委任白崇禧为联合军总指挥，代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命令联合军在7月29日前集中完毕，准备进军滦河左岸（西岸）及（热河的）承德、滦平地区，以击破、歼灭、肃清榆关（山海关）以内、滦河西岸的张宗昌、褚玉璞部及热河境内的汤玉麟部。

鉴于国民革命军联合军左路军总指挥方振武所部第四军团已进驻古北口，将挥师热河，7月19日，在张学良授意下，热河都统汤玉麟通电宣布“易帜”。

热河易帜当天，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致函张学良，其主要内容为:
第一，南京政府有共产色彩，而其地位也不稳固，东北没有必要主动和他联合；
第二，如有南京政府以武力威胁东北之类事件发生，日本将不惜牺牲竭力援助；
第三，如果东北的财政发生困难，日本银行将预先给予大量救济。

7月20日、22日、24日，张学良三次致电蒋介石，以“日方警告”，“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等为由一再推迟易帜。25日，张学良派秘书王家桢将延缓易帜的决定通知田中首相特使林权助，同时附带说明，延缓易帜与日本的劝告无关，乃自然决定。蒋介石7月易帜的希望落空。

1928年7月25日，美国与中国签订《中美（新）关税条约》，同时，以此形式率先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

8月10日，张学良派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刘哲拜见林久治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转达延缓易帜的决定；
8月13日，张学良前往日本总领事馆与林权助（专程赴沈阳参加张作霖葬礼的田中首相特使，前驻华公使）话别，“申明了南北妥协将暂缓三个月的意向”（表示将采取观望态度，三个月后再考虑是否易帜）。

13日当天，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抵达奉天并与杨宇霆会谈，马慕瑞向杨表态：（美国）支持东北易帜。此后，马慕瑞又与张学良会面，他力劝张学良及早换旗，表示美国方面愿为促成东北换旗做出努力。

8月27日，《非战公约》在巴黎签署，签字国包括美、英、法、德、意等国，15个签字国中，也包括日本。
注：《非战公约》也称《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全称是《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

在加入《非战公约》的同时，日本政府也放弃了阻挠东北易帜，甚至武力干预易帜的企图，9月初，日本将对奉政策调整为通过外交手段来保障、落实日本在东北的既得、既订权益。当月，林久治郎、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等，开始就日本人在东北的居住往来自由权、土地商租权、满蒙铁路敷设权等向张学良提出交涉，要求东北方面履行或落实以往日本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及张作霖签订的有关条约、协定，在屡遭张学良敷衍、拖延、推脱后，日本又不断反复尝试交涉。。。

因张宗昌、褚玉璞拒绝接受改编，9月初，国民革命军联合军总指挥白崇禧下令对直鲁军进行讨伐。

安国军撤离京、津时，张宗昌、褚玉璞所率直鲁联军（安国军第二方面军）被安排在了垫后的位置。张学良、杨宇霆的第三、四方面军，张作相的第五方面军（吉军），从6月底开始向山海关撤退，至7月16日，这三个方面军的主力已撤出关外。在安排上述奉军抢先出关时，张学良却派胡毓坤等扼守滦河，阻隔直鲁军于西岸，不许其东渡出关。6月3日凌晨张作霖离京后至6月21日公布张作霖死讯期间，张学良多次模仿张作霖笔迹，假冒张作霖的名义发布命令。

4日，联合军向唐山、滦州（滦县）一带的直鲁军发起攻击。曾经饮马长江、纵横黄河南北的直鲁军，此时仅余6、7万人，仅有两万多条枪。顽强抵抗至12日，走投无路的直鲁军以家眷开道，冲过奉军把守的滦河铁桥（并在过河后将铁桥炸毁），击退拦阻的滦东胡毓坤师，向昌黎、秦皇岛前进。

张学良闻讯，调早已部署待发的重兵入关，并派杨宇霆赴前线督战。为彻底剿灭张、褚直鲁军，张学良共调动了（可能是）四个军的部队（于学忠、王树常、戢翼翘、富双英）。14日，两军在昌黎、秦皇岛间接触、激战，别无选择的直鲁军为出关而奋死一搏，战况胶着。

19日，白崇禧国民革命军强渡滦河，从直鲁军背后发起攻击，顽强奋战多日的直鲁军彻底绝望。褚玉璞往见杨宇霆，表示愿意下野，离开军队。张宗昌乘小船孤身逃往大连。滦河会战结束，直鲁军余部二万余人向白崇禧缴械投降，被改编为四个师。

9月24日（或25日），南北两位“小诸葛”白崇禧、杨宇霆在昌黎会晤，协商军事善后，交还车辆（被奉军调至关外的京奉路火车），关外易帜，以及关内滦河东岸、热河两地奉军驻、撤等问题，这是两人一月内的第三次会晤。

9月25日，蒋介石通过邢士廉向张学良提出：希望在十月十日双十节（中华民国国庆节）前举行易帜。在此前后，蒋介石致电赴日本会晤田中义一的张群，要他向田中说明“必使中国统一后，方可开始与日以公义解决各（悬）案”，要求日本“勿再干涉奉天易帜事”。

1928年10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并宣布中国由“军政”期进入“训政”期；
经蒋介石力排众议，10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破例增选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委员人数由12人增至13人），蒋介石随即致电张学良，再次提议：“应乘此时机更换旗帜，同时宣言就职，以十七年（1928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
10月10日，张学良复电蒋介石，表示接受国民政府委员一职，但以“某方压迫，致生障碍”、“与之（日方）约定延期易帜三个月”等为由婉拒了蒋介石双十节易帜的提议。13日，张学良又以“因外交环境关系，不得不分别缓急，徐图解决，免滋意外纠纷”为籍口，再次将易帜日期向后拖宕。

10月，国民政府同意“将热河特区划归东北”。（易帜五条件之五）

10月23日，张学良主持东三省军政会议，决定向国民政府追加两项易帜条件：
（一）维持保安司令政治制度，至不得已时以不设国民党党部为易帜条件；
（二）东三省税款自征自用。

10月28日，蒋介石、国民政府通电张学良，未来东三省的外交事件，当移交中央政府全权处理。

11月，张学良仍未有易帜动作。

12月6日，蒋介石让胡若愚（一说邢士廉）带给张学良一封亲笔信，信中表示：“东北外交由中央应付；东北内部，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重大人事，先由张请委，然后中央任命。”（易帜五条件之三）

对张学良10月下旬提出的“东三省税款自征自用”的追回条件，国民政府也予以接受，不仅如此，财政并不宽裕的国民政府还决定“每月拨军饷1000万元给东北军队”；（追加易帜条件之二）

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已作出于1928年底裁撤各地政治分会的决议。但为满足张学良的易帜要求，国民政府特许东北在易帜后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相当于东北政治分会），作为东四省的最高行政机关，由张学良担任主席；（易帜五条件之一）

国民政府同意（将）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以作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的替代；国民政府同意暂缓在东北设置国民党党部；（追加易帜条件之一）

国民政府同意不派兵进驻东北；（易帜五条件之二）同意不在东北设立中央政府分部或宣传分支机构；（易帜五条件之四）

至此，张学良7月10日提出的易帜五条件，及10月23日追加的两项条件全部在实质上得到了满足，虽然在形式上有部分变通。

12月14日，张学良在东北保安司令部召集会议，决定于1929年1月1日元旦实行易帜；
蒋介石复电提议“不必等到元旦，应提前三天”；
12月24日，张学良密电奉天省长翟文选等人：“兹经决定，于本月29日改悬青天白日旗，东三省同时举行。。。唯事前仍应持秘密，勿稍漏泄，以免惹起他方注意为要。”

12月29日，易帜典礼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在演讲中，张学良冠冕堂皇地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碍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求中国的真正统一。”

典礼结束后，张学良向全国发布易帜通电，电文中曰：“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这一天，东三省各地主要机关降下了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红黄蓝黑白五色旗，升起了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中国在形式上恢复了南北统一，但也宣告了“20世纪的春秋时代”--北洋时代的终结。

12月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军改称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1929年1月12日，东北最高行政机关--东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张学良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共有委员13人。易帜后的张学良仍然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东四省最高统治者。

经过一再拖延、反复扯皮，1931年3月26日，易帜2年又4个月后，东北四省一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终于宣告成立（这时，距“九一八事变”已不足6个月了），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张景惠分任辽、吉、黑、热、哈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党务也完全由张学良和他的亲信们所把持，国民党的势力再次被排斥，未能通过党务工作进入东北。

可见，国民政府中央在易帜后完全被张学良排斥、隔离在东四省军、政、党各项事务之外。张学良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地方官员，名义上隶属、服从于南京国民政府，实质上，他根本不受国民政府中央的实际约束，易帜后的东北，完全是张学良只手遮天、为我独尊、自行其是的“独立王国”。

由易帜五条件中的第二项“国民革命军不进入东北”可知，“中东路事件时蒋介石不派兵援助张学良与苏联作战”一说是混淆是非之语；

由易帜五条件中的第三项“国民政府不干涉东北军政事务和人事任免”可知，“‘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一说也是捏造之辞。

张学良选择易帜，不是出于民族大义，也不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易帜是张学良自身的需要。在易帜中，张学良极力谋求的，是个人的权柄、地位，对东北军政大权的大包大揽，对中央政府的严加防范、极力排斥。易帜的结果，是徒有虚名的统一和东北实质上的高度割据。面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百般示好，千般宠溺，身怀隐秘、主义殊途、赤心耿耿的张学良回报他们的是：无底线的欺诈、利用、玩弄，毫不怜悯的蛀蚀、伤害、破坏、颠覆。

以赤化中国为已任，对中国内政干预最积极，介入最深，并控制着吉、黑两省境内中东铁路的苏联，在东北易帜期间，极为反常地置身事外，不置一词，毫无存在感，仿佛在那段时间里，苏联这个国家从地球上消失了。是苏联对易帜漠不关心吗？是易帜与否，对苏联来说无关紧要吗？当然不是。苏联当然密切关注着易帜的进程，但它不需要公开介入，公开表态，它不需要公开做任何事，它只要通过其绝密代理人张学良遥控易帜的走向、大势就可以了。东北易帜的结果，及张学良在易帜过程中的所做所为，是完全符合苏联的期望和利益。

易帜，是张学良与苏联的共同需要、共同选择。

易帜，是张学良维持东北军生存，延续其对东北统治的需要。身为苏联代理人，张学良以苏联的死敌日本为自己的死敌，但苏联避战日本的政策，以及张学良与苏联关系的隐秘性，决定了苏联不能公开支持张学良。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必须实行易帜，联合有反帝反日传统的南京国民政府，借助国民政府的力量来与日本对抗；张不能拒绝易帜，那等于同时与日本和国民政府对抗。

易帜，是张学良的最佳选择，同时，利用中、日、奉三角关系，张学良也争得了最有利的易帜结果。

通过易帜而进入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权力中枢，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全国，还使得张学良有能力控制、垄断相关言论，消除对已不利的声音，系统性地编造谎言、篡改历史、掩藏秘密。

易帜，也是苏联干预、左右中国政局的需要，是苏联期待的结果。苏联需要通过“东北易帜”来保持张学良代理集团的强势和完整，以之作为影响、干预中国政局的一只手，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张学良在易帜中、易帜后千方百计地排斥国民政府介入东北事务，既是为了个人权势和对东北军政的垄断，也是为了防止国民政府探察到其与苏联的隐密关系。对国民政府来说，不仅不能反向排斥张学良，反而要积极、热情地接纳张学良并努力让张学良融入自身。本来，国民党终止“联俄容共”政策后，苏联已失去了向国民党渗透的公开途径；但通过东北易帜，苏联-共产国际又得到了向国民政府军、政、党内渗透、潜伏的新的方便之门。通过张学良和其它红色代理人，苏联可以卓有成效地影响中国的内外政策，左右中国政局的走向，甚至让国民政府贯彻、执行苏联的政策，苏联的意志，比如“抗日统一战线”。

借助于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已经有数目庞大的苏联-共产国际代理人、间谍渗透到了国民党内的各个脚落，各个要害部门，各支军队，甚至来到了蒋介石的身旁。张学良集团的汇入，使国民政府平台内的苏联-共产国际代理人、间谍队伍更加蓬勃壮大、人才侪侪、富有活力。张学良与他的幕僚、战友、同志们将在公开、合法身份的掩护下相互配合、呼应、唱和，频频发生化学反应，在一幕幕化妆舞会中迸发出决定国民政府走向、命运的惊人能量。

“东北易帜”8年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将自己的红色代理人生涯推向了最高潮。虽然在事变之初，《真理报》咒骂张学良为叛徒，但斯大林不久就认识到，张学良采取的行动，比之苏联-共产国际的既定方案，不仅更大胆，而且更完美。通过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一举作出两大贡献：他不辱使命，为苏联-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铺上了最重要的基石，使之不久就得以促成，并结出硕果；不仅如此，他还力挽狂澜，拯救了灭亡边缘，苏联已打算抛弃的中共红军。虽然很快谢幕离场，但直到西安事变65年之后，张学良足赤、谎言、诈伪的一生才最终划上句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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