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大地≫導言----不要忘了我們的根

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

是的，為什麼提出如此問題？難道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忘了自己的根嗎？這個“根”又指什麼？

記得10年前（2010年）在北京，筆者已經被中國社科院“掃地出門”，成了北京登記在冊的失業者，每月僅領取700元失業救濟金，那年我55歲，還差5年就該退休了。失去經濟保障還不算，警察開始不斷上門，特別是每逢所謂“敏感時期”，就會有國保大隊、小區派出所民警和“協警”（為彌補警力不足招募的社會人員）24小時上門“站崗”，就是去超市買菜也會有警察跟隨。由於這種關係，我和小區派出所的很多警察都熟了，一路買菜或散步時與他們拉家常，他們也願意“幫着張老師拎菜”。那時的我不會提出“根”的問題，因為我自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為了這塊土地和這塊土地上的人民，這就是“根”，自己就紮根在這塊土地上，而且，自己這份努力和犧牲，“根”是了解的、同情的，甚至“陪”我散步的年輕警官們也委婉表示過對我的觀點的贊同。

但2011年來美國後，筆者卻經歷了越來越多的驚訝。先是在紐約法拉盛參加各種民運活動，參加多了，發現這些活動永遠是“老面孔”，很少新人，很少年輕人。這讓我有些詫異。當然，可以把它理解為華僑的謹慎甚至恐懼，畢竟雖身在海外，大部分華僑仍與國內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很多人與國內有生意往來，不願“多事”。2016年國內一個遊學團來紐約，和他們的座談讓我又吃了一驚，團友都是自由主義粉絲自不必說，但其中好幾位表示他們在自己的微信群里是少數派，往往處於孤立被圍攻的狀態。OK，你還可以把它解釋為微信是被監控的，人們未必敢說實話。但後來的情況更加不妙。來美國後得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推薦，筆者已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多年。上我課的學生多是有自由主義傾向或基本認同的，他們向我談的情況引起我的更大注意。一位來自江西“老區”的學生就講，當地百姓對基層反腐大體是滿意的，生活也有了不少改善，“你和他們講自由主義這一套，他們並不care，我們反倒成了自嗨”。甚至留學生的認知本身也在悄悄變化中，自由民主不再代表天然正確，“中國模式”似乎也有幾分道理。這種情況近年來越來越明顯，迫使我不斷摸索與學生新的溝通方式，也深感孩子們的認知變化折射了國內中產階層的認知變化。一位在香港教書的我的學生似乎證明了這一點，由於工作需要，他經常到珠三角各城市調研，私下裡與各種人群聊天，發現很多人對政府的評價不錯，這讓我這位學生都很詫異。當然，網上時不時爆出官民衝突的新案例也是事實，但總體上講，北京這些年大力反腐、強化基層治理是見到成效的。像華南一帶本來一直是得風氣之先的地方，近代以來就是如此，如今卻看不到任何“革命”苗頭，一派歌舞昇平。無論這是經濟進步的真實體現，還是共產黨“完美獨裁”的結果，還是二者兼而有之，總之這是一個極值得研究的現象。但法拉盛、華盛頓的民運圈依然革命氣氛濃厚，“乾柴遍地”之說不絕於耳，乃至“潰而不崩”的判斷都被認為不夠“激烈”而過於“溫和”，各類關於中南海的道聽途說、“八卦新聞”更是不脛而走。前兩年還有所謂“爆料革命”，有海外大佬疾呼要與中共進行“最後的決戰”。如此等等。我曾在喜來登酒店的一次會上批評海外民運“不接地氣”，遭到現場幾位朋友的反駁，當然很客氣，不傷面子，但顯然他們不接受這樣的批評。他們似乎習慣於陳舊的、幾十年一貫的觀察中國的方式，也習慣於多少年不變的反共語言。一位民運領袖人物講：“海外反對派就是要鮮明，就要把話講得極端些”。我不同意這種說法，知道海外民運的這種“策略”已經讓自己失去了大批華僑。但，考慮到流亡團體的特點和艱難，這種理性的“故意”倒也有幾分可以理解。更糟糕、也更需要探討的是——面對中美疫情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本能”反應。

這里的“本能”反應指新冠疫情去年底、今年初在中國爆發後，很多自由知識分子“本能”地批評中南海抗疫不力，不但打壓輿論，且救災過程中不斷產生新的人權災難。另一個“本能”反應是面對後來美國嚴重得多的疫情和美國政府的明顯失誤乃至不作為，我們的許多知識分子卻視而不見，或給出各種莫名其妙的解釋為美國抗疫失敗開脫。這里舉筆者自己的經歷為例：4月底，我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文章分析“中國抗疫經驗的是與非”，其中對大數據抗疫和舉國體制有所肯定，指出作為行政體制的中央集權在抗疫過程中顯示出較高效能，對其他國家有參考價值。這樣肯定北京似乎違反了反對派的“政治正確”，文章果然在海內外一些自由知識分子朋友里引發“不平”。紐約有朋友就稱福柯分析17世紀法國對瘟疫的處理已經證明“這種做法古已有之，嚴厲的隔離措施，封城封區，控制每一個人的行蹤，同時又很細膩的安排人們的生活必需，等等，無須乎高科技大數據，也可以做得很到位”，“所以問題不是法國人為什麼不學中國做法，問題是法國人為什麼不學他們自己的老祖宗的做法。把法國人現在的做法和他們300年前的做法相對照，恐怕更有意義些。”另一位澳洲的自由派朋友馬上跟進稱“是的，不同的行為模式，基於不同的價值理念。如果以集體主義為主導，為整體而犧牲局部被視為天經地義。而在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框架中，每個個體的生命尊嚴和自由權利都至高無上，施政必須盡力尊重人權與人道。因而，在抗疫中也必須盡力選擇保護個體人權的人道方式，即使這種方式可能意味着更高的集體代價。”其實，川普政府所為在很多場合和“保護個人權利”無關，如今美國18萬人的死亡更證明這個“集體代價”已經高得離譜。這兩位朋友其實是不願正視中央集權制在抗疫中的優點，因為它發生在專制的中國。國內一些朋友的反應也很典型。在一次微信討論中，有人批評我的文章“放大黨國行為陰暗面”提法不妥，“D國陰暗面還需要放大？身處國內，從12月每天跟進疫情，目睹怎麼一步步走到必須封城的地步。封城之後，還在以更大力度動用他們視為專政工具的那些力量壓制真相，抓捕民間公民記者，利用疫情大規模入侵國民私人空間。疫情之前的惡，紅會的貪腐、無能，警察城管的跋扈„„不僅沒絲毫收斂，疫情本身還成了他們作惡、踐踏底層民眾的新由頭。我一直以為，面對疫情，國內是兩股力量。當局基本或大部是反作用，即使LWL（李文亮）事件引眾怒後，他們在遏制言論上的作為和力度都超過真正的抗疫。”另一位朋友跟進“同意xxx意見，看看這個帖子吧，哪來什麼放大問題。太多真相沒揭開。微博上遭水軍圍攻，現實中被J方恐嚇。這不是個案。武漢死難者家屬要麼閉嘴，一切服從安排，要麼都這種待遇（警察上門威脅）。”我回帖“討論問題切記主題和語境，比如放大，若談壓制，當然還有太多黑暗沒有揭露，我完全清楚，在別的文章中也有嚴厲批判；但本文所謂放大指我們一些朋友不分集權和極權，把合理必要甚至必須的救災行為如封城也稱為野蠻的加以指責，這就有問題了。”朋友又回“如果說中國抗疫有可取之處，我認為第一要歸功民間，歸功千千萬萬普通人尤其武漢的普通人。第二要歸功文化。比如意大利和美國華人社區感染很少，就主要是文化原因而非政府之功。文化相近的台日韓新，乃至同樣自律和負責任的德國和北歐，都較成功，可見文化的作用。千萬不要高估中國政府，其值得肯定的措施有兩點，一是外地醫護馳援，一是方艙醫院。後期確實作用大。但此外無可取之處。其過遠遠大於所謂功。尤其真相不明、責任不明、甚至追責即為國家公敵的背景下，千萬慎談所謂政府之功。”這位朋友承認了政府有兩點做法可以肯定，已經相當不錯，但“慎談所謂政府之功”的意向仍然很清楚、很強烈。為什麼要“慎談”？北京乃專制政府也。更有朋友乾脆講：中國是“專制抗疫”，美國是“民主抗疫”。在這個邏輯下，中國抗疫再有成績也不能表揚，美國抗疫再糟糕也不能批評了。

後來筆者寫了篇文章專門分析這種現象（文章已收入本書），我稱之為“選擇性漠視”。精神分析學有所謂“選擇性遺忘”，指由於社會禁忌所造成的心靈壓抑，這種壓抑會阻止人們思考那些“危險的”東西，從而形成某些思維禁區，久而久之，人們對思維禁區的服從會變成一個下意識的過程，行為者自己都未必感知。這就是“選擇性遺忘”，它是屈服於專制的結果。而“選擇性漠視”則是反抗專制、對抗社會壓抑產生的反向極端，它表現為行為者下意識地排斥一切和專制相聯系（或似乎相聯系）的東西。換言之，“選擇性漠視”絕對否定專制及一切相關物，特別是當“民主”與“專制”作為比較的兩極時。“下意識”意味着某種心理趨向，它並沒有上升到意識層面。作為心理趨向，對專制的厭惡（由於專制仍然是現實，且迫害不斷升級）已經硬化為本能性反感，這種反感會產生一個重大認知後果，那就是阻礙批判者客觀析分事務的復雜。我們可以把這理解為迫害的另一種產物，或迫害在被迫害者那裡產生的心理扭曲、異化。另一方面，有選擇的漠視也和認知方式有關。這里指那種簡單地黑白兩分法，不承認灰色，不承認過渡，不承認變化，不承認一個對象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定義，不承認這些不同的定義可以共存於一個實際的捆綁體中。這種思維本來就是黨國教育薰染、內化的結果，會以不自覺地形式作用於批判者的思考過程。而無論本能性反感，還是兩分式認知模式的內化，其結果都是下意識地拒絕一切復雜性、拒絕事務本來具有的多面性、拒絕歷史進程可能包含的緊張、拒絕所有不同於自己想象中“應該如此”的那些並非如此。

更讓我擔心的是，這樣的選擇性漠視會讓自由知識分子離老百姓越來越遠。疫情全球大流行如今已超過8個月，中國成功控制了疫情是有目共睹的，憑這一條，老百姓給政府豎大拇指並不奇怪。自由知識分子不能因為共產黨仍在打壓言論、控制輿情方面繼續施惡，就否定政府在抗疫中的那些履責表現。該批評的批評，該肯定的肯定，批評才能獲得公信力，才能獲得更好的效果。可惜太多的反對派人士不懂這一點。他們會說“共產黨自己成天表揚自己，用不着我們再去表揚它”。他們不明白，你在批評專制者時也如實指出專制者的某些善行，才是證明你不同於專制者的最好方式，因為你比專制者更寬廣、更博大，你也才更能獲得老百姓的支持。迄今為止，自由知識分子批判官方犬儒保留了足夠的犀利，但似乎缺乏同樣的犀利直面自己的認知和情感誤區。自由派知識分子對專制的批判，本來是其勇氣和心靈自由的象徵；如今這種自由正在被反噬，因為批判變成了僵硬的教條，批判自然也走向自己的反面。批判者與專制當局的緊張，變成了批判者作為自由主體與批判者作為自身異化之它者間的緊張，且這種緊張很可能外化為他與整個社會的緊張。不要認為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已經為社會、為公眾犧牲太多，公眾就會永遠支持你。這些年來，在很多場合，批判者原來對當局批判所享有的崇高和廣泛社會認同，已經悄然不再。自由知識分子對當局的批評，哪怕在很多場合仍然是正確的，卻越來越變成小圈子的自言自語，未必得到大眾響應。李文亮之死、艾芬采訪文章被封引發的瞬間網絡風暴，並沒有改變萬馬齊喑的總體格局。“憤怒的人民不再恐懼”只是自由知識界的美好想象而已。這難道不是自由知識分子與自己的“根”脫節的節奏嗎？每每想到這些，都令我悵然而夜不能寐。

為什麼要強調“兩大歷史任務”？

“兩大歷史任務”是筆者近年來不斷在強調的一個命題，它本來是我研究中國近代史、重新梳理“百年國恥”、試圖釐清近現代中國政治演變邏輯、糾正中共黨國史觀的努力的一個副產品，但它同樣與“根”的問題有關。“兩大歷史任務”的基本含義是：自晚清、民國以來的近現代中國，既要建設一個強大民族國家以結束“百年國恥”，又要建設優良的民主政體以跨入現代政治文明（詳見本書《我研究紅色帝國的心路歷程》）。已經有六七代中國人為此付出艱辛努力，期間坎坷不堪回首。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對共產黨的專制感同身受，對共產黨統治下的人權災難如“鎮壓反革命”、反右派運動、大飢荒、文革、六四屠城等“如數家珍”，不少人還有遭受極權迫害的親身經歷甚至坐過中共的牢房，凡此均證明，百年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迄今是失敗的，至少失敗多於成功。筆者所以要用半個世紀的時間寫作《從五四到六四》六卷本巨著，就是要深入總結20世紀中國人追求民主何以失敗的歷史教訓。然而，吊詭的是，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雖坎坷多難，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卻取得偉大進展。特別是40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真的“飛了”起來。如今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也達到了1萬美元。中國有4億人過上了相對富裕的生活，另外10億人的生活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然而，又一次“選擇性漠視”，我們的自由知識分子似乎“本能地”不願正視中國民族國家建設的成就，無論城鎮化進展，還是5G通訊或北斗等高科技成功。——因為那是共產黨才會大肆宣揚的話題，用不着你講，講了反而是“幫中共宣傳”，甚至成了“中共大外宣”的一部分。“民族復興”本來是很好的旗幟，共產黨也確實在利用這面旗幟，把它作為新的合法性證明，而且運用得很成功，自由主義卻偏把它拋在一邊，不願意去沾它，似乎沾了它自己的“潔白”就被“玷污”了。難道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希望“民族復興”嗎？不希望自己的國家強大嗎？甚至，只因為這個國家在共產黨治下，為了推翻中共，就反其道而行之，整天盼着自己的祖國發生“危機”嗎？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是不是太小氣了些，甚至有些精神錯亂了！

我們這一代人沒有經歷過民國早期的四分五裂，沒有經歷過長期的戰亂，沒有目睹過缺乏強有力中央政府給一個大國帶來的災難性影響，沒有體驗過列強的軍艦在長江等內河行駛時給國人帶來的心理沖擊。我們把和平無戰爭、生活穩定、平等待我的國際關係等都視為理所當然。這是我們的缺失，一代自由知識分子的缺失。我們不懂得民族國家意味着什麼，所以也不珍惜它。而且，不珍惜的原因之一甚或根本原因，僅僅是因為中國民族國家建設的成功是在共產黨治下取得的。我們真的太小氣了！

海外這些年甚至出現了各種“獨立”主張。“疆獨”、“藏獨”可以不論，雖然我不認為新疆獨立、西藏獨立是可行的，但作為遭受人權、宗教壓迫的少數民族，一部分藏人、維吾爾人要求獨立尚在可以理解之列。奇怪的是一些漢人也要求“獨立”，不但有什麼“大蜀民國”、“貴州獨立”，甚至有“上海獨立”，而“上海獨立運動”竟然把合法性根據推到殖民時代的上海工部局！其中一些張羅者還是很熟的朋友！我只能說，我們對歷史實在太無知了，如果你真是認真的，那麼你一定會為自己的瘋狂後悔。反共反到要拆散這個國家，想想看國內公眾會怎麼看你們？怎麼看海外反對力量？附帶說一句，當我們談兩大歷史任務中要建設強大現代民族國家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時，這個中國語境中的“民族國家”當然不意味着單一民族或漢族，而是指同一國家主權下的多民族國家。從兩大歷史任務統一的角度看，這個多民族國家應該是體現民主憲政原則的政治-法律共同體和體現民族平等原則的歷史-文化共同體的統一。這一點現在遠沒有做到，但這個方向是對的，值得爭取的。在今天這個新叢林世界，“獨立”對中國境內的任何民族都不是出路。

還有些海外民運組織和國內自由派同仁無條件贊成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所有指控，把美國嚴重的疫情全部歸咎於中國政府，跟着對中國政府“追責”。他們會認為自己正義滿滿，自己的行為代表“受共產黨壓迫的中國人民”，然而在一般中國老百姓看來，事情很可能反倒成了這樣：這些反共分子只會挑當權者的短處，只會跟在外國人後面，指責中國政府這也不對，那也不對，甚至要顛覆中國政府，簡直就是“賣國賊”。這個指控固然冤枉了自由知識分子，但我們自己是否需要檢討一下，我們認知和行為中的某些缺陷，是不是給類似指控提供了“根據”？

一句話，作為自由知識分子或政治反對派，我們在批評共產黨時，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國人。做一個普世價值的追求者和一個世界公民，與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並不矛盾。我們應建立更加全面的認知框架，它仍然是自由主義的、普世主義的，同時飽含深邃的民族情懷，在這份情懷中，有對這個家園曾經遭受的痛苦的深切感悟，有對它如今取得的成就的由衷高興，也有對這個家園發自內心的愛。這樣，我們才不會脫離自己的“根”。

作為中國民主運動戰略策略的啟蒙、民眾動員和“接地氣”

前不久，國內異議人士郭飛雄撰文，指出“中國民主維權運動有可能在歷史上最終失敗”，強烈的被迫害感覺容易產生極化思維，然“階級鬥爭和官民‘死磕’，絕不是在中國本土實現憲政民主的可操作之路”，唯有“通過官民大妥協打造全階級聯盟，建成一個全民共享的憲政民主平台，（才）是中華民族走向現代政治文明的進程中必須完成的硬指標，同時也是這一代自由理想者必須經受的政治考試，如果考試不合格，一代仁人志士恐怕將被激盪變幻的歷史所淘汰”。（ 見郭飛雄《中國民主維權運動有可能在歷史上最終失敗，除非„„》，載《世界憲政民主論壇》網站，2020年8月5日。） 我贊成這個提法。不僅維權運動，廣義的中國民主運動都要找到並確定自己的立身之基，用本文語言，就是找到自己的“根”，明確今天自己奮斗的一切，是從哪裡起源的，它的根本動力來在何方，它的最終歸宿又在哪裡。明確了這些，中國民主化才會有更準確的戰略策略選擇，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啟蒙、民眾動員也才能真正見成效，真正“接地氣”。

以上文提到的“滿意”問題為例。毫無疑問，當下中國公眾對執政者的某種“滿意”或“承認”，背後的認知邏輯和文化-心理因素需要進一步研究。一般來說，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都會有助於提高公眾對政府的滿意度，也會有助於接受當局對這種提高的解釋，諸如“跟着共產黨建設大中國”、“唯有共產黨才是民族復興的代表和領路人”之類。同時，這種認知和接受背後又有帝王崇拜、臣民文化之類東西起作用，這種東西在中國已經存在了數千年，今天仍然以某種文化編碼形式遺存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中，所以習近平的“一尊”才會有市場，頌聖文化才會沉渣泛起。對此，自由知識分子的合理策略是：既承認執政當局對民族國家建設的正面貢獻，又要解構當局的民族復興邏輯本身，必須讓老百姓明白，這個民族復興邏輯只是毛澤東的世界革命企圖失敗後，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合法性轉換手段，目的仍是為了證明一黨專權的合理性和不可替代性。其實前現代的皇帝也是希望“國泰民安”的，也是希望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北洋政府、南京政府都曾致力於民族復興和民族國家建設，不能說唯有共產黨才是民族復興的唯一代表，更不能以此作為論證共產黨壟斷執政地位的歷史或現實理由。自由主義反對派支持執政當局改善民生的所有努力，同時也毫不猶豫地指出這種努力必然遭遇的限制，那就是共產黨不可能真的解決腐敗問題、官民衝突問題，也不可能真的解決公權力的有效監督問題。中國歷史上最大刀闊斧反貪腐的皇帝也至多保持官府清廉、社會清明不超過20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10年不到，腐敗、“官倒”問題已經觸目驚心，江胡時代20年，共產黨幾乎到了無官不貪的地步。那麼習近平的強力反腐真的能解決問題嗎？我們可以承認習的努力是有成效的，腐敗確有收斂之勢，但能維持多長？20年了不起了，以後又如何？恐怕仍然跳不出治亂循環的中國老陷阱。唯有憲政民主才是解決腐敗頑症、保障公民權利（包括財產權利、言論自由權利、獲得公正司法保護權利等等）的長遠制度安排。這個道理，要靠我們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堅持不懈地去講，到處講，讓我們的老百姓真正懂得這個道理。

關於中國外交，也有大量啟蒙工作要做。比如，不管中國民族國家建設取得多少進步，它並沒有否定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中國乃是黨國政體和民族國家的捆綁體，民族國家利益

在外交政策制定中並非第一位，黨國政權利益才是“核心利益”中排在首位的東西（保證政權安全，不允許顛覆制度，實為不允許質疑中共的統治或唯一執政地位）。但這樣的政策造成一個巨大的問題、甚至是中國外交的根本困境：與美國為敵。歷史地看，美國對中國本來是很友好的，就便列強時代，美國也是最以平等精神對待中國的“列強”，有大量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如退還庚子賠款幫助中國發展教育、醫療事業等。中共建政後，中美有很長時間處於敵對狀態，那是冷戰的結果，中共也一直把美國定義為“美帝國主義”。改革開放以來，鄧一方面講“對外開放就是對美開放”，不但要引進美國的產品，還要引進美國的技術、管理；另一方面又擔心美國“亡我之心不死”，骨子裡仍把美國視為敵人，只是不再稱“帝國主義”而換成了“霸權主義”，鄧和鄧後時代的北京外交政策始終是以又要和美國交好又要防止美國“顛覆”的雙重考慮為出發點的。然而，為什麼怕人家“顛覆”呢？說到底還是對自己不自信，知道一個黨長期霸住公權力不放、不允許公民提出任何質疑其實是不講道理的、不能服人的，所以才反過來說美國人居心叵測，要“顛覆”中國云云。美國政府中要顛覆中國的有沒有？有，但過去多少年並非主流。絕大多數關心中國的美國精英無非希望中國更進步些、更尊重人權、政治體制中更多些民主要素而已。就便中國真的實行了多黨制，也不意味着共產黨就一定下台，共產黨完全可以在新的游戲規則下競爭執政權。——在政治學學理上，這些本來是常識。但中共執政者會把這些都視為居心叵測，都視為“顛覆”，而且為了抗拒這種“顛覆”而不惜與朝鮮、俄國這樣的國家結盟，這就是問題了。當然，美國方面也有問題，美國民主的倒退、美國國家行為中的某種“新叢林化”傾向，正在給北京遞刀子，幫助北京證明美國的“惡”。筆者近年來嚴厲批評川普政府的所作所為，特別是嚴厲批評白宮在疫情中的甩鍋行為和對中國企業的新叢林式打壓，恰恰基於上述考慮，同時也包含着對美國民主的愛護、珍惜，對美國民主倒退的痛心疾首。回到主題，中國外交中黨國利益和民族國家利益的纏繞、在很多場合黨國利益並不代表民族國家利益甚至與民族國家利益相衝突、中美之間本來沒有必要如此敵對、中國只有實現了民主化才能最終消除這種敵對——像這樣一些道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有責任把它講清楚，讓更多的中國民眾了解、理解、贊同。

未來的中國民主轉型將面臨全然不同的社會條件、全然不同的內外環境，面臨一個新的復雜世界。中共紅色帝國崛起既是近現代中國180年演變、特別是當代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不期然結果，又是全球新冷戰、新叢林化的產物。復雜世界，此之謂也。人民當然仍有不滿，公共領域仍需要表達。但公共領域需要追得上變化的公共知識分子，而不是落伍者。如果你的言說仍然是陳舊的，不足以解釋新的情景、新的矛盾，不足以擊穿“完美獨裁”的堅硬鎧甲，不足以揭示新極權體制下自由追求的可行路徑，不足以厘定一個崛起的中國與當今世界的復雜關聯，不足以證明一個民主的中國不能再靠底層造反，而要在中產的、日益富裕的社會基礎上使之成為必要、成為可能，你自然不會有聽眾。而迄今為止，自由知識界諸同仁於此相差甚遠矣！豈不悲哉！

本書內容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匯總了新冠疫情發生以來筆者寫下的6篇文章，按寫作時間排序。《呼籲制定“李文亮信息公開法”！》和《場景切換：新冠重疫下的人間悲喜劇》）兩文寫於今年2月和3月初，談中國國內疫情，對習近平提出批評。第三篇《大數據與舉國體制：如何看待中國抗疫的是與非？》4月底發表在《紐約時報》中文網，是一篇引起爭議的文字。第四篇《疫情分析與選擇性漠視》概述了我對這些爭議的看法，對自由派知識分子提出批評，時間為5月下旬。第五篇《蓬佩奧演講錯在哪裡？析中國民意與中國民主的未來》在質疑美國國務卿蓬佩奧7月23日講演的基礎上提出中國民意的雙重性問題，時間為8月初。第六篇《我研究紅色帝國的心路歷程》是最近剛完成的，該文是為即將出版的《紅色帝國的邏輯》日文版寫的序言，文章對原書觀點做了若干調整、修正，坦率承認一味強調“圍堵”中國並不妥，畢竟中國既是一個紅色帝國，又是一個發展中的民族國家，有其合理的民族國家利益要維護。這是筆者深入研究百年國史後的心得，也是目睹川普政府種種新叢林打壓行為後對原來理論重點的調整。為了方便讀者對照閱讀，本書把2018年寫的《新極權、新冷戰、新叢林》一文（此文是《紅色帝國的邏輯》一書的核心篇章）附在了這篇文章的後面。

第二部分是作為背景或對比材料安排的，有兩篇長文。第一篇《重新梳理“百年國恥”》節選自筆者正在寫作的《從五四到六四》（第二卷）第一章，這是篇泣血之作，值得讀者反覆玩味。該文顛覆了中共史觀的不少傳統定論，重新闡釋從晚清到民國歷史演變的大邏輯，對一些重要人物和歷史事件做出新的評判。但就本書而言，把該文擺在這里的目的卻不在此，而是想請讀者領略百年中國的艱難歷程，特別是當年觸目驚心的衰敗與屈辱，方知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成長之不易。我以為，為了不忘我們的“根”，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在這方面是需要補課的。

第二部分的第二篇文章是筆者14年前（2006年）在北京寫的《中國憲政改革：背景、目標、實施步驟與約束條件》，這篇文章強調體制內外合作的漸進式改革和民主化，2007年在互聯網發表時引起很大反響。把它納入本書的意思是期待讀者做些比較：看看14年前的中國與今日中國有哪些異同，中國的民主轉型戰略是否需要作出調整。我個人以為，中國作為超大型國家，其民主化轉型仍然要強調朝野合作、創造條件、逐步推進。習的新極權主義雖然強硬頑固，終不可能久遠，這方面，中國的民主事業追求者要有信心。14年前的這個報告沒有涉及外交問題，而今，這已是民主轉型必須考慮的重要領域。事實上，中國兩大歷史任務與中美關係的纏繞本身就是很值得研究的重大課題。在中國仍為黨國體制的背景下，中美之間的關係帶有雙重性：意識形態的與民族國家的。這個關係比較復雜，中國的復雜在於黨國政體與民族國家的雙重纏繞，美國的復雜在於民主體制某種程度的倒退和國家行為“新叢林”特徵的凸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中美之間的衝突是必然的，能否把衝突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內將考驗中美兩國政治家的智慧。中國民主化後的中美關係相對簡單了些，意識形態衝突化解了，但民族國家、地緣政治上的衝突仍有可能存在。那時中國是否還需要在紅海、波斯灣、印度洋到南中國海之間保衛石油航運的安全，是否還需要保留從瓜達爾港到新疆的陸上石油管道，是否還需要鞏固印度洋沿岸到非洲東海岸的戰略“珍珠串”，是否還需要維持與俄國或者伊朗的同盟或准同盟關係，還真的不好說。未來的歷史要由未來一代人寫。但讓這個世界更多和平、更少衝突，符合全體人類的利益。

作於2020年8月25日~27日，美國新澤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