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雜誌，是毛主席打造的戰鬥堡壘！它從誕生之日起就凝聚着毛主席的心血，也飽含着毛主席的期待！它的分量是非常重的！

早在1955年1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辦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寧會議上正式提出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問題。同年3月，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決策在成都會議上被具體化。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此次會議決定由中央主辦一個“革命的、批判的、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雜誌”，定名為《紅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陳伯達擔任總編輯。

會議要求全黨積極地支持新刊物、各級黨委經常投遞稿件，同時，除了在中央成立一個編輯部以外，要求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成立一個編輯小組，負責徵集、初步審定和修改稿件。

就這樣，《紅旗》雜誌於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創刊。

在創辦刊物的醞釀過程中，中央的同志們曾請毛主席為刊物命名。主席說，還是走群眾路線，讓大家一起來尋個好名字。於是有關單位就發動大家提名並匯集上報。毛主席從提名中圈定了《紅旗》這一名字，並經中央全會確認通過。

毛主席還為《紅旗》題寫刊頭二十餘幅，他在給《紅旗》總編輯陳伯達的信中說：“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核，如不能用，再試寫。”題字旁還注有說明：“擬可用”、“這種寫法是從紅綢舞來的，畫紅旗”。編輯部從中選了兩字作為正式刊頭，這就是至今仍為大家廣為認知、眾口稱讚的“紅旗”二字。

《紅旗》雜誌於北京創辦，為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出版，國內外公開發行，在全國15個地區印刷。還有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朝鮮等5種民族文字的《紅旗文選》。

中央還成立了專門的《紅旗》雜誌編委會。編委陣容空前強大，共36名，由中央有關部門，各省、市、自治區和部隊中理論水平高、寫作能力強的同志，以及宣傳理論系統的負責人、黨內學術理論專家組成。其中，鄧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陳伯達、胡繩為常任編輯，陳伯達為總編輯。

如今，距離《紅旗》雜誌創刊已經整整多年，不知大家有沒有想過毛主席為何從眾多的提名中圈定“紅旗”二字？

“紅旗還能打多久”是毛主席思考了大半生的問題。

毛主席始終關注着人民紅色江山的前途。早在五十年代，毛主席就以驚人的洞察力，認識到了黨內部分黨員的思想變質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紅旗”是社會主義政權的象徵，毛主席圈定“紅旗”為雜誌名稱時是充滿期待的，希望能通過這個雜誌鬥爭錯誤思想，糾正錯誤思想、進而統一思想，從而保證“紅旗永不落地”。

《紅旗》的發刊詞是這樣說的，“‘紅旗’雜誌是中共中央主辦的，它在中國的這個新形勢下創刊，任務就是要更高地舉起無產階級在思想界的革命紅旗。毫無疑問，任何地方，如果還有資產階級的旗幟，就應該把它拔掉，插上無產階級的旗幟。”這大概就是《紅旗》雜誌的辦刊宗旨。

毛主席對《紅旗》雜誌的關注和關懷下成長和發展起來。

《紅旗》創刊初期就發表了毛主席的文章《介紹一個合作社》。此後，毛主席也一直關注《紅旗》的工作，經常向《紅旗》推薦文章，對一些稿件還作了精心修改。

1958年8月，陸定一寫了一篇題為《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文章，送給毛主席審閱，主席前後看了好幾次，每次都提出修改意見，有時自己動手作重要修改。

“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無類，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人定勝天，屈原的批判君惡，司馬遷的頌揚反抗，王充、范縝、柳宗元、張載、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論，關漢卿、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的民眾文學，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諸人情況不同，許多人並無教育專著，然而上舉那些，不能不影響對人民的教育，談中國教育史，應當提到他們。”

——毛主席在陸定一的稿件上加寫的一段話

“兒童時期需要發展身體，這種發展是要健全的。兒童時期需要發展共產主義的情操、風格和集體英雄主義的氣概，就是我們時代的德育。二者都同從事勞動有關，所以教育與勞動結合的原則是不可移易的。總結以上所說，我們所主張的全面發展是要使學生發展健全的身體，發展共產主義的道德。”

——毛主席對於“兒童的全面發展”問題作出的補充

對此文他特批：“登《紅旗》，題目特大，全文儘量用較大字型。”可見毛主席對於此文的重視。

毛主席還為《紅旗》編輯部寫過約稿信。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同志寫的有關機位設計的文章《從設計“積木式機床”試論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毛主席讀了很感興趣，於11月28日給作者寫信請他們再寫一篇更詳細的文章，並在12月6日將此信改用《紅旗》雜誌編輯部名義發出，代為約稿。《紅旗》工作人員深感親切又備受鼓舞。

“中共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及自動化專業分總支委員會同志們：

看了你們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非常高興，我們已將此文在本雜誌上轉載。只恨文章太簡略，對六條結論使人讀後有幾條還不甚明了。你們是否可以再寫一篇較長的文章，例如一萬五千到二萬字，詳細地解釋這六條結論呢？對於車、銑、磨、刨、鑽各類機床的特點，也希望分別加以分析。我們很喜歡讀你們的這類文章。你們對機械運動的矛盾的論述，引起了我們很大的興趣，我們還想懂得多一點，如果你們能滿足我們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則不勝感謝之至。”

——毛主席約稿信全文

毛主席不僅親自為《紅旗》選取和推薦文章，對文章從標題到內容、詞句，凡需修改的，都一一動筆改定，需要強調的他都加寫增補，有時還為編輯部寫按語。毛主席看《紅旗》十分細心，一旦發現錯誤就會寫信給編輯部要求予以訂正。

“紅旗創刊號第四頁第六行多了一個的字。其他各篇，可能也有錯訛字，應列一個正刊網表，在下期刊出。”

——1958年6月4日毛主席寫給《紅旗》總編輯的信

在毛主席的帶動下，周恩來等同志也非常關心《紅旗》，將自己的重要文章交予《紅旗》發表，還多次為《紅旗》審閱稿件，主持修改重要文章。

《紅旗》的文章質量有多高、理論與實際聯繫的有多密切、語言有多通俗、邏輯有多清楚、戰鬥性有多強？我們就選取《紅旗》中的一篇跟最近火熱的教育問題相關的文章來看一下。

下面這篇文章原載30多年前的《紅旗》雜誌1975年5期。

近年來，在蘇修社會裡，出現了一種新的行業。這種新行業，雖然沒有被蘇修叛徒集團列入他們“巨大成就”的欄目內，但倒真的搞得不壞，正在以很快的速度“發達”起來。這裡，且舉這種行業的幾個小例子，使讀者開開眼界。

先看“私人授課”業。此業現在盛行蘇聯全國，據說是專門為中學生進入大學而設立的。私人授課每小時可得五至十個盧布，相當於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資。在莫斯科街頭，“圓柱上”、“牆壁上”，“大門道里”，到處是這種花花綠綠的廣告，簡直讓人眼花繚亂。

再看“代人考試”業。據《莫斯科晚報》載，有一種“代人考試組織”，專門代人投考大專學校。這種組織業務繁忙，應接不暇。有一個成員上午到食品工業專門學校代人考試，下午又到紡織工業大學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學代人投考經濟系。考取後，每位收取代考費五百盧布。

其次看“論文出售”業。《共青團真理報》載，羅斯托夫鐵路運輸工程學院裡有一種“聯合組織”，專門“幫人做畢業設計、學習論文、測驗作業、實驗室作業”。一份設計，售價九十盧布，有的一百五十盧布。

再其次看“畢業證書製造”業。《消息報》介紹的一個“畢業證書製造所”，一張畢業證書售價一千盧布，兩年中他們就銷售了五十六張這樣的畢業證書。

若問這種行業為什麼如此興隆，那就要看看蘇修的教育制度了。

隨着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蘇修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早已成為進入特權階級的階梯。蘇修總頭目勃列日涅夫說：“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

許多材料證明，大學文憑是選拔幹部的決定性標準。有此文憑，即使是個白痴，也能撈個一官半職；無此文憑，即使你是“共產主義勞動突擊手”，“從戰爭年代起”就做某項工作，並且“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但最後是“被裁掉”！

勃列日涅夫的話以及無數事實告訴人們：只要一進了高等學校，或者乾脆只要設法撈到一張大學文憑，那就能夠得到高官厚祿，就有飛黃騰達的時機。要是進不去呢，那就對不起，只能“永遠”當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執行者”。許多人為了達到“高升”的目的，當然就只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於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都應運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這種新行業。特權階級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傳給他們的子女，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通過教育一途。而這樣做，沒有上述行業的幫助，就有點兒難處。你說考試吧，“中學課程”並不完全包括大學“考試中應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學畢業生怎麼去考？有了上述行業，蘇聯的資產階級新貴們就不怕。

他們有的是錢，可以僱請“家庭教師”，或使子女進各種學費昂貴的私人“補習班”之類。這樣把子女塞進高等學府以後，總算放心了吧？可是還不行，有些公子小姐們一向吃喝玩樂，誰願去死啃書本？不能畢業怎麼辦？還得依靠上述行業。

在“教育市場”上，只要不惜重金，什麼畢業論文、畢業文憑，甚至“副博士”之類的頭銜都可以買到。有了這些玩意兒，就可以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不難看出，蘇修教育領域的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制的需要而產生的。

“有錢，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這是蘇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報紙吐出來的一句很難得的真話。當然，蘇修統治者“標準的提法”可不是這樣。因為這麼說，他們那個冒牌的“”不就露了底？你聽，蘇修《國民教育立法原則》說得多麼堂皇：蘇聯全體公民不分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實呢？在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下，勞動人民既沒有那麼多的錢去僱請“私人教師”，又沒有那麼高的地位來得到同僚們的“照顧”。他們的子女，無論在分數面前，還是在其他什麼面前，怎麼能同那些公子小姐們“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們自己對新西伯利亞所作的調查為例，那裡有近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學門外，而城市知識分子（不要忘記，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卻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鑽進了高等學校。按照蘇修的“立法原則”，或者可以這樣說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還不是“一律平等”麼？其實，什麼抽象的“自由”、“平等”，從來就是資產階級的謊言。

列寧曾說過：“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於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談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勞動者和受資本剝削的人，無論如何，也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 列寧的話，這樣無情地揭露了一切關於一般自由、平等言論的虛偽性。可是，以“列寧主義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們，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實面前，還在那兒高談着“一律平等”之類的神話，這難道不正是為了欺騙蘇聯勞動人民嗎！

學校商業化，知識商品化，這完全是蘇修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給教育帶來的必然結果。蘇修統治者通過校內教育和校外宣傳，公然要青年人樹立“合理的利己主義”世界觀，並且毫不隱諱地對他們說，“學習、掌握知識”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這是一個將能產生高額利錢的貯錢匣”。既然“知識”、“文憑”、“學銜”都可以用金錢買來。

那麼，這些東西一旦到手，當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轉”，以謀取更大的利潤。虧本的生意誰會去做？這種腐朽透頂的“教育”，是一個黑色染缸，別說特權階級的子女，就是少數勞動人民的子女進校後，也必然要受到腐蝕和毒害。它只能培養那種以賺錢贏利為人生哲學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即培養特權階級的接班人。

蘇修教育領域這種新行業，鬧得烏煙瘴氣，引起了勞動人民的憤怒，於是蘇修報紙也不得不說上幾句對此表示不滿的話。這當然只是裝裝樣子、騙騙群眾而已。他們心裡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點兒浮油，根本不可能觸傷老爺們那肥胖的軀體。那些真正敢於揭露這種醜惡現象的社會根源的，不僅文章登不出，恐怕連作者都早已被關進了“瘋人院”。

而經過精心篩選後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癢、避而不談問題實質的文章，簡直無異於莫斯科街頭的廣告，對這種行業只能起到提倡、鼓勵以至“介紹經驗”的作用。

很顯然，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那就意味着推翻蘇修現存的社會制度，這是蘇修統治者連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統治者不敢想的，蘇聯人民卻要想，並且終究有一天還要行動起來，再一次掃除這些穢物。

紅旗雜誌中的無數文章，都如同例舉的這篇一樣，針砭時弊，入木三分。

在無產jieji文化大革命期間，《紅旗》雜誌是兩報一刊中最著名的，是最重要的宣傳陣地和思想鬥爭前線。 

作為毛主席親自指導打造的思想戰鬥堡壘，《紅旗》雜誌沒有辜負主席的期待！在它存在的三十年中，始終站在無產J級立場上，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保持着高度的理論水平，頑強地與各種錯誤的思想戰鬥。

1988年6月，經歷了31個風雨春秋，一共出版了544期的《紅旗》雜誌停刊。但它的意義遠不止於它曾沿着毛主席的路線戰鬥了三十年，它的偉大意義亦不止於它曾經發過的任何一篇充滿理論性與戰鬥性的文章，它的真理性，戰鬥性、無產階級性是新中國永遠的寶貴財富！

雖然該雜誌當時的發行量很大，如今除了各級政府和圖書館略有收藏外，大都流落民間，已成為收藏家難得的收藏品。

這一套500多本的《紅旗》雜誌，記錄了中國1958——1988整整三十年的中國歷史，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思想的，方方面面的鬥爭情況都留存在這一本一本的雜誌里了！

其價值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因為時間太久，從1958年發行的第一期雜誌算起，到今天，這批雜誌都已經經歷了60多個年頭的風風風雨，能夠一本不落地完整保存下來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情！

《紅旗》雜誌是毛主席時代的重要遺產，是毛澤東時代偉大鬥爭的重要見證，同時也是整個人類史上的一份光輝著作！在以後的人類建設共產主義的漫漫道路上，這將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一本珍貴的教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