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字书里也有画儿后我就把家里书架子下半部分的书给翻了一个遍，因为高处我也够不着，搬椅子上去动静就太大了。恰好书架上端放的也都是些什么资本论、列宁选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和什么大逻辑小逻辑及一些经济类专业书籍，小说和闲书基本都放在中下部分。因此，虽然我家的小说我全都没赶上看，但是日后一旦遇见那些熟悉的插图，我就知道这本书我家曾经有过。

不识字不看书也是可以利用书的。那时候我们小孩子攒糖纸，也不知道谁发明的把糖纸给夹在书里，那携带和翻看起来就方便多了。我们将糖纸泡在温水里洗去糖和皱褶，再把它们贴在门上晾干，然后夹在书里，把那些最喜欢的玻璃糖纸下面垫上烟盒里的锡纸，这样它们看上去就更精美且上档次了。夹糖纸的书当然是越厚越好，这样可以把糖纸夹得很平。我很自然地就挑选了那本最大最厚的资本论。我记得那套精装资本论是三本，浅灰色的绢书皮上烫着银字（也可能金字是，记不清了）。

现在想想，当我们这些小孩儿聚众切磋，相互比试，拿现在的话说就是相互PK时，每人怀抱一本大厚书鱼贯而入某户人家倒也是一景。有位家长见了后每每哈哈大笑着说：“有客持书至，还喜却嗟咨” 。第一次听见时我转转眼珠子也没明白他笑啥说甚，以后再听见我们小孩就抿嘴一笑再交换下眼神，只当他是在犯神经。

我上小学后班上有一日本男孩儿，他家住在景山附近，因为图我们学校有名气舍近求远来府学读书。他上一年级时有三轮车接送，二年级就只有车送没有车接了。他为了免除回家路上一人寂寞无聊就邀请我们去他家玩，因为他家太远，去过后就懒得再去了。他就提出可以借小人儿书给我们看，为了看他的小人儿书，有段时间我们常去景山玩儿，这样就一举两得了。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了，这第一个要革的命当然就是书，谁让它是文化的传承和载体呢。

一日我父急匆匆地从浴室捣腾空了个放杂物的木箱，然后手忙脚乱地将那些闲书和经济类书籍都下架装箱移至浴室。他也没有给我们一个解释，但是我们从学校里知道那些书都是些封资修的毒草，是要受批判的。我们不能看，看了会中毒。

1966年夏起至1967年底是停课闹革命，我们除了疯玩儿就是看大字报和五颜六色的传单，从中到也学会了些新鲜名词，例如叛徒、特务、内奸、反动的学术权威、走资派等。最喜欢看的当然还是漫画，除了字少不费劲外，人物全都丑态百出，面目夸张，语言丰富。

复课闹革命以后的两年也没上文化课，学校一天到晚大会小会不是批判会就是忆苦会，要不然就是斗私批修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会。老师一天到晚的在班里也是不是念小报就是念大批判文章。那时读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整篇的文章只有老三篇了。每天的作业就是写批判稿、斗私批修稿和讲用稿。

我们文化低识字少写起来可真困难。好在守着所大学，家里各类批判资料一摞一摞的那叫一个全。没得说，抄吧。我好在还看看文章，捡看得懂的地方挑挑拣拣东拼西凑的来一篇。我一位好朋友每次来我家根本就不看内容，只要看标题差不多就开始闷头抄，而且一抄就是好几页纸（稿纸400字一页）。

老师当然看得出来是抄的，她一点不体恤她抄得有多辛苦，上课就让她念她的稿子。朋友站起来磕磕巴巴的念，每个不认识的字都要吭哧半天，有时一节课还念不完，那就下节课接着念，反正也没事，正好帮老师消磨时间。可是这位也一点不长记性，以后还是照抄不误。哪回又抄大发了，就又被老师拎上去念一通。一开始我们见她磕磕巴巴还觉得好玩可笑，慢慢地也就习以为常了，跟听老和尚念经似的搞得我们昏昏欲睡。有一次我提醒她少抄点时才发现她有很强的表演欲，在众人面前念稿子对于她是一种享受，因此她抄起来劲头十足挥笔疾书。

那种枯燥、乏味、空洞的稿子写多了，我们也都不学自通了文革八股。开篇一律是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紧接着一句就是或高昂、或激情、或感慨、或歌颂，口号式的诗句或排比句，例如东风吹战鼓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等。再然后畅谈国内国际大好形势。前面这一套完了才是正文，一般是两大段，最后以许愿和表决心来结尾。 通篇都是耀武扬威张牙舞爪不知所云的假大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