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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驥:作品如人生——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送交者: 匈牙 2002年10月23日17:04:10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在過去,文學作品展示人們是如何生活的,但今天,作者只能展示他自己,
展示他是如何生活的(或者如何試圖去生活),展示他是如何的無助和無望。”

  —— I. K.


  作品如人生
  ——介紹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伊姆雷·凱爾泰斯

  2002年10月10日,瑞典文學院宣布把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與匈牙利作家伊
姆雷·凱爾泰斯(Imre Kertész)。公告說,他的“作品捍護了個人對抗歷史
的殘暴專橫的脆弱經驗”。

  凱爾泰斯現年73歲,1929年11月9日出生於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人家庭。父
親是一位商人,專賣用於做家具的木頭。童年時代的生活簡樸而寧靜,可能還有
點沉悶,以至於他在第一部作品裡這樣描繪剛進集中營的小主人公,他為能領到
一份工錢和擁有“身份證”高興。

  1944年,凱爾泰斯和另外的7000名匈牙利猶太人給趕進奧斯維辛
(Auschwitz)集中營,隨後轉往布申沃爾德(Buchenwald)集中營。從此開始
了他的見證、體驗、回眸、描募苦難歷史的一生。集中營的生活經歷,構成了他
以後所有小說的題材。他說,“每當我要構思一部新的小說,我總是要想起奧斯
維辛集中營”。

  1945年,凱爾泰斯從集中營里給解救出來。他放棄了移民他國的機會,回到
了匈牙利,他的祖國。而他所有的親人,都在這場大劫難消失了。失蹤,還是死
亡?這是他心靈的又一個痛史。

  1948年,凱爾泰斯進入布達佩斯 Világosság報社工作。

  但是凱爾泰斯的記者生涯只持續了三年。在報社給當局接管,成了“黨的喉
舌”後,他被迫離開。隨後,他進入軍隊服役,於1953年退役。退役後的凱爾泰
斯,也試圖從事公務員生涯,但上司們懷疑他從事官僚工作的能力,把他給攆走
了。凱爾泰斯在以後回憶道,他也不可能適應這種辦公室生活,刻板且按部就班。

  於是,凱爾泰斯撿起了鵝毛筆,靠寫作來謀得糊口的麵包。由於沒有自己的
寓所,他不得不來往於布達佩斯的各個小咖啡館裡,在煙霧繚繞里寫作。他主要
創作一些音樂劇,一些舞台劇,同時也是更為重要的是,他從事德語文學、哲學
的翻譯工作,長年累月浸泡在尼采、佛洛伊德、維特根斯坦等人的作品中。這些
德語作家博大深厚的思想,對他形成自己的人生哲學,並且通過具體的作品來體
現,影響不小。

  凱爾泰斯是如何走上文學之路的?1998年11月,他在接受法國《解放報》
(Libération)的採訪時,給了我們一個說法:“我在25歲時決定成為一個作
家。我沒有任何的學歷。我的最大的文學方面的師承是加繆。當時我在圖書館裡
看到《局外人》(l'Etranger),之前,我對他一無所知,只是因為書名,我翻
了起來。書名匈牙利語給譯成了《冷漠》(Indifférence),這令我感興趣。”
我們大概可以推想,對苦難的獨特感受,加繆作品的感召,經年累月浸淫德國文
學、哲學,構築了他寫作的基石。

  那麼,作為一個所有作品都是用匈牙利文創作的典型的本土作家,匈牙利文
學對他的影響如何呢?凱爾泰斯說,“我當時沒有閱讀匈牙利的當代文學作品,
這些作品,都受了污染。我尋求着一種語言,為了營造我自己的文學天地。我生
活在一個語言不真實的世界裡,我必須與之拉開距離。”在意識形態統領一切的
社會裡,文學是蒼白的。一個尋求自我的“缺席者”不可能在這種環境裡俯仰。
是德語作品給了他文學的資源,他深懷感激:“我從來不認為,尼采的語言,會
是納粹的語言”。

  直至1975年,凱爾泰斯才出版了他的處女作《無命運的人》,印數很少。至
今為止,他總共有十一部作品問世。其中最享盛名的,是他回眸奧斯維辛的三部
曲——《無命運的人》(1975)、《退稿》(1988)、《為一個未出世的孩子祈
禱》(1995)。

  《無命運的人生》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並且定型了他的寫作風格。這是一個
簡單的敘述,沒有誇張,沒有眼淚,長距離地審視在集中營里的歲月。讀者藉助
一個無憂無濾的猶太少年科維斯的眼睛來透視戰爭。科維斯即便生活在苦難中,
但“集中營里的生活,就是正常的生活”。

  他跟讀者的區別在於,他身在事件中,沒有自己的結論。讀者則是帶着限定
了的結論來看待歷史,看待少年科維斯的生活。"生存就是順應!"

  凱爾泰斯透過科維斯詮釋他對生命的哲學思考。

  《退稿》是作家生活的再現,詳述了他的處女作誕生的艱難過程:在斯大林
主義式的匈牙利,象他這種作家當然只能四處碰壁。小說的主角是一個從奧斯維
辛集中營死裡逃生的老人,他用寫小說來打發時間。這是本當代卡夫卡式的小說,
他知道這部小說不可能發表。可是最後,他的小說竟然面世了,然而,老人依舊
茫然,他依舊生活在集中營的陰霾里。老人蹣跚的身影,“走在一個陌生的城市
中,總算能認得一些幽深的角落”。

  《為一個未出世的孩子祈禱》還是在敘述,一個中年男子,可以說,是中年
的科維斯,對朋友解釋他“在一個容許奧斯維辛集中營存在的世界中”拒絕生育
的理由。“大屠殺”是他揮之不去的夢魘。他沒有理由讓苦難在無辜的下一代身
上再現。依舊是奧斯維辛,作家畢生的主題。

  凱爾泰斯在表達自己的創作觀念時說過:“每當我要構思一部新的小說,我
總是要想起奧斯維辛集中營;我無論講什麼話,我想到的也是奧斯維辛,我是奧
斯維辛的發言人。”對他來說,奧斯維辛集中營是自耶穌受難十字架以來,歐
洲文明史上最大的災難。並且,“奧斯維辛不是可以另外於西歐正史之外的特殊
事件,而是現代世界人類墮落的終極真相。”(《瑞典文學院公告》)。他的作
品強烈反應着這個信息。正是因為這樣的信念,他用他的筆,畢生與極權主義抗
爭。少年科維斯的生存方式,對他有影響,但卻決非他的方式。

  他從事創作多年,但直至柏林牆的坍塌,政治解凍之後,他才在他自己的國
家逐漸贏得聲譽。此前,他一直是給冷落在一旁的邊緣作家。“他給社會拋在了
一邊。整整二十年,他居住在布達佩斯的一個25平方米的小房間裡,被迫翻譯德
國文學和哲學著作,以便謀幾個糊口錢。繼死亡集中營後,他第二次給社會隔離,
這一回,是斯大林主義者所為。”Martina Wachendorff,他在法國Acte Sud出
版社的編輯如是說(《世界報》,le Monde)。因為,他放棄了少年科維斯的生
活信條。在1956年蘇聯入侵匈牙利事件後的數十年間,匈牙利社會一直處在政治
高壓中,許多作家被迫做出了調整,印證着“生存就是順應”,而他卻一直不肯
參加匈牙利官方作協。在媚俗和隱世間,他選取了後者。《紐約世報》這樣報道,
當作家給追問為何可以尋回十幾歲少年的回憶時,他以幽默的方式回答,匈牙利
“古拉格式社會主義”的壓力幫助他尋回集中營生活的記憶。

  必須強調終身困擾凱爾泰斯的猶太人身份對其人生及作品的影響。他承受着
一種他不認同的命運,他說:“人們不能由自己決定這種區別:事實上,這是六
角黃星在起這樣的作用。”他在2001年接受馬德里El Pais報紙採訪時,說:
“我的猶太教是很成疑問的。我是個沒有信仰的猶太人。但作為一個猶太人,我
給投進了奧斯維辛,作為一個猶太人,我進了死亡集中營,作為一個猶太人,我
生活在一個對猶太人不友善的社會,那裡盛行反猶主義。我總是感覺到我被迫是
個猶太人。我是猶太人,我接受這個事實,但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強加給我的一
個事實。”(轉引《紐約時報》)這個強加在他身上的標籤令他對猶太民族的苦
難無比同情。

  今年4月,當他前往以色列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時,目睹了巴勒斯坦自殺式人
肉炸彈和以色列坦克碾進西岸。這種慘酷的現象更加召喚着他的猶太人身份。他
寫道:“我不會中立,至少是不能。我從來不假設成為中立者的角色。我把這個
角色,留給那些出於良好動機,結果經常導致更糟糕局面的擁抱這個角色的歐洲
或者歐洲以外的知識分子。(……)他們甚至不曾買過一張從耶路撒冷到海法的
巴士車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對一個給撕碎的城市的注視》)這種
態度,與他終身矢志的對仇恨、野蠻、殘暴、專制的控訴是同出一轍的。

  在完成他的三部曲後,凱爾泰斯出版了《苦役日記》(1992),這是一本虛
構的日記體文學作品,記敘了作家三十年間對文化的反思和批評,在裡面,他一
再與諸如帕斯卡、歌德、卡夫卡、加繆等大師對話。他把這個體裁延伸到他的另
一本作品《另一個人——變形編年史》(1997),時間跨度為1991至1995間,作
品充滿了發人深省的內心獨白。他還發表了一系列的散文結集,如《作為一種文
化的大屠殺》(1993),《沉默的瞬間,當行刑隊子彈上膛時》(1998),《被
放逐的語言》(2001)。總共有十一部作品問世。他的作品翻譯成法文的有四種,
翻譯成瑞典文的有五種(或許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基本要求?),翻譯成英文的有
兩種。而德國在推廣他的作品方面更是不遺餘力,幾乎全部翻譯了。事實上,他
就是首先在德國獲得聲譽的。目前,他正在創作又一部關於奧斯維辛的作品《清
算》(Liquidation),該書“會對大屠殺作最後審視,但不是透過倖存者,而
是他們那些無法擺脫沉重歷史包袱的下一代”。

  死亡集中營的恐怖經歷成了他思考的極處,他眼光所及的地平線。但是,他
已經決定卸下這個包袱。作為上個世紀裡把自己的沉重交付給敘述的作家群中的
一個,他已經完成了他用文學見證歷史的任務,《清算》將會是他最後的一部關
於大屠殺的作品。

  西班牙的文學評論家Hermman Tertsch在採訪他時,是這樣形容他的親和的,
凱爾泰斯易人與人之間的疑懼為一種溫厚的態度,以此對待生活和他周圍的每個
人。文章寫道,“他的微笑,是一種雋永的姿態,對這個對他不公的世界的調和。
而他友善的本性看起來是對他所感知的兇殘和苦難的最慷慨的復仇。”“他就是
這麼一個人,在別人只感覺到淒涼和精神錯亂的地方,他創造着文學和文化。”
(轉引《紐約時報》)這也是奧斯維辛的遺產吧?我們開始明白了,“生存就是
順應”對凱爾泰斯的真正所指。

  在接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前夜,凱爾泰斯因終生創作成就以及對德語文學、
哲學的傳播作出重要貢獻而獲頒德國最高榮譽文學大獎(Hans-Sahl Preis),
接踵而來的喜訊令他握着酒杯的手不禁顫抖。他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他當時的心
情是“狂喜”。他準備開個派對來慶祝,並願將之獻給匈牙利文壇。他說,這是
對匈牙利文學的承認,即便他曾經這樣描述與祖國的恩恩怨怨:"我目睹、我親
歷這個國家的瘋狂墮落,在妄想中自毀。每天,那些充滿仇恨的國家捍衛者以及
我真切的記憶,都驅使我疏遠。我對她(祖國)的冷漠與日俱增。我也慢慢嘗試
着離去。然而語言,是的,就是它把我拴住了。這是多麼奇怪。這種陌生的語言,
卻是我的母語。"(《世界報》,le Monde)

  凱爾泰斯是有史以來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匈牙利作家。 (馬驥)


  +++++++++++++

  介紹凱爾泰斯獲獎三部曲及日記體文學作品《他者——變形編年史》:


  《無命運的人》

  ——他那年15歲。在他眼裡,集中營里的生活就是正常的生活。


  這是一個猶太少年的生活錄。伊姆雷·凱爾泰斯使用第一人稱,讓讀者感同
身受。主人公敘述他的所見所聞,對未來似乎考慮無多;他把面臨死亡的生活講
得平平淡淡,讀者卻禁不住內心悚然。整本書實際上構成了一個漫無邊際的懸念:
因為讀者了解歷史,而敘事者卻不知其命運。

  對於主人公來說,戴上黃色的六角星並不讓他覺得有多麼尷尬。只是要小心
別讓衣褶擋住了,因為那是不符合規定的。大人們不怎麼管他。父親要去“勞動
營”的前夜和他告別,他也沒覺得有什幺戀戀不捨的。今天,輪到他要去勞動了。
他接到正式通知,說他在提煉廠“分配到了一個固定工作”。就要有工資和身份
證了,這讓他很開心;對於猶太人來說,這可不一般。他覺得他不再是一個孩子
了,受點鍛煉對他有好處。

  一天,在上工的路上,一個警察把車攔住,命令所有的猶太人下車。在一片
歡樂的氣氛中,和他一起上工的皮匠、煙鬼、好心眼兒,還有其它一些同事都被
處死了。人們沐浴在早春金色的陽光中歡笑不已,似乎在等着什幺事情發生。在
去憲兵隊的路上,沒有誰吭氣。路人亦默默地看着這支隊伍,那目光是一種早熟
卻又有些猶疑的好奇——“起初,我覺得好玩,漸漸地,我就不在乎了”。

  第二天,大家擠在車廂里,又飢又渴,所謂的廁所就是一隻桶。不過,他對
這種突然的變故卻不感到驚慌。畢竟,這是在戰時。沒什麼可擔心的。能在哪個
角落裡蜷縮一會兒,他就很愜意了。在“奧斯維茲”見到德國兵,他就更放心了。
“在這種亂七八糟的地方,他們還講究儀表,一個個相貌堂堂的,真是就屬他們
既結實又氣派。”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將是什麼。但是讀者知道,讀者知道這個天
真的少年就要面對的不是工作,而是死亡。全書的結尾這樣寫道:“在那裡,在
煙囪之間,當痛苦稍息,也似乎有某種仿佛是幸福的東西(……)是的,若下次
有人問起,我要說的就是這集中營里的幸福。如果有人問我。如果我自己還沒忘
記。”

  (汲喆 編譯)


  《退 稿》

  ——在夕陽中寫一本並不期待出版的小說。


  凱爾泰斯的《沒有命運的人》等了兩年才有人願意出版,十五年之後才得到
認可。在《退稿》中,凱爾泰斯再現了他這一番體驗。當匈牙利還處在高壓的政
治制度中時,象他這種作家當然只能四處碰壁。小說的主角是一個曾被關進集中
營的老人,他擺脫不了集中營給他帶來的陰影,就用寫小說來打發時間。老人寫
的是一本卡夫卡式的小說,他知道這部小說不可能發表。可是最後,他的小說竟
然面世了,然而,他只感到一片茫然。因為雖然這部小說可以被出版,但他的人
生小說,也就是他在集中營中的經驗,在另一種專制制度中卻只能被退稿。整部
書結構新穎,是雙重故事的迭合,是青春與衰老的對話,織造了小說中的小說。

  打開本書,迎面而來的是苦難的氣息,然而對苦難的抗議卻顯得如此卑微:
“我只有一兩件瑣事和一些個人的回憶罷了,這是人人都有的。這有什麼意義呢?
在適當的溫度下,它們就會消融在茫茫人海中,了無痕跡……”

  書中有不少地方冷峻地揭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殘酷,例如:“有一種東西,
第一眼看上去它完全無害(……)但如果你不知不覺讓它進到你的耳朵里,它就
開始在裡面成長,孵化。我就見過一些例子,這東西已經長到了人腦子裡,而且
還在不斷地繁殖,就象侵入到狗鼻子裡的肺炎球菌一樣。這種東西,就在身邊。
它不甘寂寞。它非男非女,亦非動物,也不能算是人。老人們把它叫作Oglü
tz。”

  在這種批判的背後,作者實際上是以一種不尋常的方式,表現出了對匈牙利
民族的深摯感情。那簡直是一種夢魘:一個人走遍了生他養他的土地,卻無法認
出被專制制度扭曲的故鄉:“他走在一個陌生的城市中,總算能認得一些幽深的
角落。”

  (汲喆 編譯)

  《為一個未出世的孩子祈禱》

  ——對他而言,生命無非是給自己掘墓的過程,他用他的筆去拉近死亡。

  伊姆雷·凱爾泰斯的小說是身份和記憶的童話——一個從集中營的大屠殺中
死裡逃生的中年人,回眸這段往事,平靜地從中截取寫作的資源。

  這部反省的、詩意的但卻拒絕情緒化的小說,告訴了我們一個人是如何在無
法選擇、無法控制的世界裡做出了他自己對生命的選擇,無力的選擇。

  然而,也還是一個痛苦的心靈的哭喊。主人公作為一個敘述者出現,身份上
可認為與《無命運的人生》裡面的主人公相承,更與凱爾泰斯本人有所重迭——
“大屠殺的倖存者”、“作家”和“翻譯家”。他逃過了“最終解決”猶太人的
大屠殺,卻擺脫不了大屠殺的陰影。

  主人公嘗試着對朋友解釋,他為什麼不能把一個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上,“在
一個容許奧斯維辛集中營存在的世界中”拒絕生育,因為,大屠殺曾經發生,大
屠殺還會發生。

  透過這個錯綜複雜的敘述,我們看到了敘述者大量鬱積的失意:他不成功的
文學生涯,他失敗的婚姻,他前妻的家庭及孩子們——而他也曾經能夠有這樣的
孩子。他辯解道,猶太人曾經不能正常地生活,那種對這個世界根深蒂固的不信
任,對種族滅絕可能再度發生的驚懼,是生命里無法排遣的宿命。

  小說起名《為一個未出世的孩子祈禱》。然而主人公卻是一個習慣於讓命運
芻狗的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他的祈禱,不是宗教的,而是世俗的。是對千百萬個
死難者,對當生而未能出生的下一代,對每一個遭遇到偏執、仇恨詛咒的生命個
體的哀悼。

  (馬驥 編譯)


  ---------------------

  《他者——變形編年史》

  ——納粹暴政的倖存者,野蠻專制的見證人。五十年後,他仍然在尋找活下
去的理由。

  《另一個人》是科爾泰斯的一部日記體文學作品,記述了1991至1995年間作
家的個人體驗。全書篇幅不長,但充滿了發人深省的獨白和對苦難的回憶。惡夢
“象一群鬆開鎖鏈的狗一樣”迎面撲來。

  “最近,人們總說我‘變了’。好,還是不好?我覺得更象是好事,而且我
感到人們對我很苛刻。這幾天,V抱怨說我‘恐怕會失去深度’,因為我提到版
權和物質方面的問題。又怎樣呢?難道只有作為囚徒或者是對獨裁保持一種幼稚
的態度,我才能有我的‘深度’嗎?難道四十年來我的生活違背了我的‘本性’,
或者簡單地說,違背了‘自然’?——這可不是題外話……我也注意到我已經變
了,但卻是另一種方式的變。確實如此”。於是,“我”發現我已經變成了“另
一個人”,“我”開始尋找自我。“我”投入地寫作;“我”自我流放,遊走邊
緣,步入飄泊,從維也納到法蘭克福,從漢堡到巴黎……“我”一路追逐着一位
缺席者的足跡:那缺席者就是我自己。

  “我們不可能在一個曾經當過俘虜的地方自由的生活。”唯一的解決辦法就
是逃離,是非現實的稀釋。不過,科爾泰斯並沒有走向末路。他抗爭。一路上他
不斷地發言,他的聽眾已經從一個小圈子擴展到了全世界。

  在這本書中,科爾泰斯這樣總結二十世紀:“我們是否已經注意到,在這個
世紀中,一切都變得更加真實了,更加赤裸裸了?士兵變成了職業殺人者;政治
變成了為非作歹;資本被用來建設成附有焚屍爐的害人工廠;法律變成了受騙上
當者的遊戲規則;反猶主義造就了奧斯維茲;民族感情引發了種族滅絕。我們時
代就是一個真實/真相/真理的時代,這是毋庸質疑的。”

  (汲喆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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