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友之辨
2014年05月04日
福斯特（E.M.Foster）曾經說過：「如果我必須在背叛祖國和背叛朋友之間抉擇，我但願自己有背叛祖國的勇氣。」面對這樣的抉擇，無論怎麼決定，確實是需要點勇氣。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歐洲人曾經以為自己活在一個未來只會越加美好的黃金時代，至少他們擁有一個跨越國界的泛歐文化圈，來自不同地方的文人、藝術家和知識份子往來頻繁，相互砥礪。然而，戰火一啟，狂熱的民族主義就裂解了這個群體，有人被迫沉默，也有人投靠群眾和國家，背向往昔知交。這
時候，奧地利文豪茨威格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致外國的朋友們〉，一方面祈求停戰，另一方面則向友人宣告自己的情誼絕不因戰爭而改變。他說，將來「只要有機
會，我一定要和你們一起重建歐洲的文化」。如此舉動，自然引起攻訐無數，許多奧地利人都說他是通敵的叛徒。不久，和奧匈帝國交戰的法國也出了一個「叛徒」，那就是大作家羅曼．羅蘭。他簡短但堅定地回覆茨威格：「不，我永遠也不會離開我的朋友」。
儘管我很欽佩這些人的勇氣，也在感情上認同他們的選擇；可是，我還是忍不住要反過來推想，當時那大多數為了政治理由而棄絕友情的人就一定做錯了嗎？因為政治立場和意見的分歧，離開，甚至攻擊友人，會不會
也是一種很有道理甚且很高貴的表現呢？於是，我又回到了這個老問題：政治究竟有多重要？它的份量是否重得過友誼？
上個星期，我曾自問，華人社會之所以常見政治判斷凌駕其他價值判斷的情況，「會不會是我們所面對的政治體制一方面龐大如巨獸，決定了我們生活的所有；同時又出現了根本的道德問題，使我們
在做為人類的各種意義上沉淪失位；乃至於政治就是最首要的存在處境，容不得半點錯失，更加不能當成天氣話題開玩笑呢」？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心裏頭想的就是中國大陸。雖然這個國家已經不能算是「全能國家」，但政治力量仍然深深介入到所有國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常令人有無所逃於天地間之嘆。於是對這個力量和它形成的體制之性質的判斷就是個頂重要的事了。假如它不義不德，而我們卻默默活在其中，循其規制而行，不作異聲，這豈不與共譄o異？難怪有不少朋友要為此翻臉了。在他們看來，對這個體制的看法實在是最最根本的道德問題。一個出言肯定這套體制，甚或出力維護它的人，絕對是個有問題的人，不可言交。
且脫下中國以及華人社會的具體情境，說不定我們還能在一個更抽象更普遍的層面上，找到些支持政治判斷為人生首要判斷的理論。我想到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大概是整個二十世紀最惹爭議的思想家之一，號稱「第三帝國的桂冠法學家」，曾替希特勒頒佈緊急命令以奪權的行動背書。但是，這位極右份子卻同時也是近數十年來歐美左派再三致意的學術巨人，頗視之為隔代知音，紛紛撰文闡發其微言大義。這幾年，施密特紅到了華文世界，照樣還是極左極右兩端都很欣賞的思想泉源，替他們攻擊自由主義的炮火提供了不少彈藥。所以我的朋友，知名的自由派學者劉瑜，就寫過一篇〈今天您施密特了嗎〉來嘲諷這股潮流，成為
一時話題。
出於道德直覺的差距，本來我對施密特許多名言（例如『在敵人與朋友之間，不存在自由的問題，只有暴力和征服』）背後的論述也不太有興趣。可是勉力認真讀過兩年之後，我就覺得劉瑜和一些好友對他的解讀與輕蔑，未免有一點點草率了。因為施密特確實對自由主義和民主憲政提出了些十分關鍵的挑戰。太複雜的東西不說，就看他在《議會民主制的危機》裏頭這一句：「要選擇基督還是罪犯巴拉巴，他（一個自由主義者）會提議休會，或是任命一個調查委員會」，真是犀利得很。
朋友重要，還是政治重要？要是把這個問題丟給施密特，他大概會覺得這根本不是個問題，因為他對政治的界定就是那有名的「敵友之分」：敵人還是朋友？這是政治判斷的首要問題。他指出，審美領域關心的是美和醜的區別，道德領域關心的是善和惡分野，經濟領域關心的則是利與損的計較；
而政治之所以不同於人生這所有其他事務的地方，就在於它只在乎敵人和朋友的不同。這裏所指的敵人可不是情敵、商場上的對手，或者學術活動中的論敵這類在私生活中結下梁子的仇人；而是相對於「我們」的「公敵」。換句話說，要談政治首先就得弄清楚誰是我們自己人，誰又是「我們」這個群體之外的他者。在施密特那
裏，他者往往是指一些生存方式和我們不一樣的人；不只不一樣，他們甚至還要否定我們的生存方式，和我們站在對立的位置。什麼民主、自由和法治，都只能在先弄清楚這個區別之後才好拿出來，都只能施行在「我們」這個群體之內。對着那些跟我們完全不一樣到互生敵意的人，你怎能跟他「民主商討」？簡單地講，政治判
斷的第一步就是要劃出我群的範圍。
光是和我們不同，這還夠不上是真正的敵人。真正的敵人是不同到互生敵意的一個群體，他們威脅我們的生存方式，很可能會從根上抹除掉我們的存在，所以我們才必須成為政治性的「我們」，才成就了一個如國家般的主權實體，以保護我們的生命與我們所珍視的生活方式。而且人生在世，敵意難免，政治必須永遠預設戰爭爆發的機會，永遠不能排除彼此「屠殺肉體」的可能。因此，政治當然要比審美、經濟，甚至道德還重要。畢竟，保存生命才是這個世界的第一法則，而政治領域則掌有人類生命「生殺大權的正當性」，關乎我們的身家性命。可見在美醜好惡，利益盈虧，以及善惡是非的判斷之上，你
死我活的敵友政治決斷最為根本。
說到這裏，我想起劉瑜曾在她的文章裏頭問過一個很合常理的問題：「誰來辨別敵我以及怎樣辨別敵我呢？希特勒揪出了猶太人和共產黨員，斯大林揪出了富農和托洛茨基份子，我們曾經揪出了地富反壞右，為了繼續講政治，下一步我們該按什麼標準揪誰呢」？不過，「標準」恰恰不
是施密特關心的重點。按照我的理解，一個詳密窮盡的定義範圍在他而言根本是不必要的，要緊的是關係和意志。生活中任何其他領域裏的對手，無論是經濟上的不同階級，還是聚居中的不同群落，本來或許還不叫做敵人，但只要他們對待彼此的敵意累積到了一個不可協調，無法辯論，務求徹底壓服（甚至不惜消滅）對方的地
步，他們就進入到政治決斷的領域裏去了。這種敵友之別沒有任何客觀標準可言，只能由身處其境，真實感受到那種敵對氣氛的人群自己判定，其他無關人等再怎麼
妄加標準和定義，都只不過是無關痛癢的「離地」空談。
依照這種思路，或許可以推論，一個朋友的政見與我不同不打緊，但他若是乾脆站到了「敵人」那
一邊，站到了那些想要否定我群生存方式的人們中間，那我就只能把他也當成敵人了；不管他和我做過多少年生意伙伴，也不管我們是不是有親戚關係，因為政治是人類生活最重要的範疇。所以施密特曾經強調，私仇大可原諒寬容（比如說原諒給我戴綠帽子的人，甚至殺了我全家的世仇），面對公敵則必得征服（而且要做好血
洗對方的準備）。換句話說，一個在政治上背叛我群的朋友就再也不可能是朋友了。或許這也就是為什麼希特勒在他部署的「長刀之夜」行動中殺了施密特的朋友，
而施密特還要稱讚那是「最高正義」的理由了，正是大義滅親。
不太美麗，但是現實，想當年南斯拉夫解體，鄰居、同事和朋友在短短幾天之內不就是這麼
成了兵戎相見的血仇？雖然不盡苟同，但施密特種種看似違和的說法，於我至少是個有意思的挑戰。既然要理解為了政治反目的現象，不妨就先給它找到一套至為極端至為周詳的理路，至少我把這當成有趣的自我對話。
梁文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