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中國是反法西斯—抗日戰爭的勝利者。但同時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場極為悲壯的慘勝：作為勝利方，我們為這場勝利付出的代價比失敗方還要巨大，這是何等令人痛切的事實！ 

       為什麼會出現如此結果？隨着抗戰勝利紀念日的臨近，各種回顧與反思文章對這場戰爭及至百年中日關係史，進行了宏大的描述和概括。以我有限的閱讀所見，其中極具深刻洞見者，莫過於劉亞洲將軍的一段話：“鴉片戰爭一聲炮響，喚醒了清朝的同時也喚醒了日本。中日兩國同時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但兩個國家學習西洋文明，一個從內心革新變化，另一個則止於外形。一個把外來的東西當飯吃，一個把外來的東西當衣穿。當飯吃的消化了，強身，健體；當衣服穿的，只撐起一個模樣……結果一個成功了，一個失敗了。” 
　　這是對甲午戰爭的痛徹反思。但它所指出的中國人的毛病，卻一直延續到抗日戰爭中，從宏觀到微觀，從整體到細節，無不浸透和反映出我們民族優秀品質之外的盲目自大、不思進取、大而華之、重言輕行的一面。適逢戰時，軍人是時代的主角，這方面在中國舊軍隊身上的投射尤為明顯；而蔣介石為了蕩平軍閥割據，剪除共產勢力，更是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其直接後果，就是對近在肘腋的禍患、迫在眉睫的戰爭，從心理到物質都準備不足。這是導致抗日戰爭伊始，儘管中國軍人氣貫長虹，將士用命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鐵血犧牲與強敵苦戰，但最終還是節節失利的根本原因。 
　　戰爭的勝利取決於謀算，戰鬥的勝利則取決於細節。戰爭的勝利是由戰鬥的勝利累積的，因而也就意味着細節決定勝利。 
　　細節是準備出來的，戰爭準備就是細節準備。事實證明，中國軍隊的每一次失利，都幾乎不是由於將軍懼戰、士兵怕死，而是與細節準備不足有關。在這些每一隻馬蹄鐵的丟失都可能決定戰爭勝敗的細節中，有一項至關緊要的細節—兵要地誌。在這方面，與早於半個世紀前就下手做準備的日軍相比，中國軍隊一開始便先天不足。 
　　蔣介石輸在了起跑線上 
　　20世紀之初，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一批早期中國軍人，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返國。他們為中國軍隊帶回了《步兵操典》《築城教範》《陣中要務令》等典範令教材，但唯獨沒有兵要地理類教範。這是因為這類在日本陸軍大學才會教授的課程，蔣介石等陸軍士官生是無從接觸的。這一先天不足，自然也就構成了當時中國軍隊的先天不足。而後來成立的國軍陸軍大學設置的多達70課時的兵要地理課程，則是蔣百里從德國留學歸來，擔任陸軍大學校長之後的事情。而此時，作為國軍骨幹的黃埔系早已形成。蔣介石等人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未能學到的東西，他的門生們在形同速成的早期黃埔軍校中同樣沒能學到。此後八年抗戰的事實表明，這一先天不足對戰爭的進程及其艱苦卓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點，從不止一篇戰爭回憶文章中，都會讀到當事人對中國軍隊自己繪製地圖的抱怨，亦間或有因繳獲日軍繪製的作戰地圖而喜出望外的描述，聞之令人唏噓。 
　　那麼，何謂“兵要地誌”？它又因何對戰爭如此重要？ 
　　用我國當下首屈一指的兵要地誌專家沈克尼先生的話說，“兵要地誌是根據作戰需要，對某一地域的自然地理條件和社會因素及其對作戰行動的影響進行綜合記述和評價的一種軍事資料”。 
　　中國人常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但其實比糧草更先行一步的，是一支軍隊特別是戰場指揮官對其作戰地域兵要地誌的掌握。兵法云：“先謀而後動。”在哪兒先謀？就是在兵要地誌上。對戰場情況、敵我態勢瞭如指掌，焉有不勝之理？因此，相關作戰地域準確詳實的兵要地誌，對交戰雙方來說都至關重要。先於對手了解掌握作戰地域的地形地物、水文天氣、民風社情、糧秣供給、道路情況等等，就成了敵我雙方在戰爭之前先要打響的戰爭。誰在這場戰爭之前的戰爭中打不贏，誰就可能輸在戰爭的起跑線上。在這一點上，蔣介石和他的部隊技不如人，是抗戰一開始雖仗仗血戰，打得艱苦頑強，但仍不免一再失利的重要原因。 
　　日軍的準備早了半個世紀 
　　1871年，日本明治天皇下達“廢刀令”，在全國範圍解除武士階層的武裝，自此，曾經在日本歷史上地位顯赫的武士集團，成了無首可依、無主可忠的散兵游勇。這些整日在市井內胡混閒逛滋事的失業浪人，一度可能成為日本社會的禍患。但身為時代中人，個人命運幾何，往往取決於當時的國運。武士沒落之日，適逢“明治維新”之時，日本國運正處於上升期。在福澤諭吉等日本大腦的煽動下，整個日本集體向西轉，口頭上“和魂西體”，行動上“脫亞入歐”，從教育體制到工業體制，全盤西化。不過一二十年間，其國力驟然膨脹。膨脹的國力與國土狹小、資源匱乏的矛盾日漸顯現，於是再拜西方殖民帝國為師，“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的邪惡念頭在日本朝野上下日漸滋生。特別是在1894年甲午之戰中擊敗大清國海軍，又在1905年日俄戰爭中大獲全勝之後，開疆拓土的念頭已升騰為日本人不可抑制的野心。這一時代背景給由武士沒落為浪人的失業大軍帶來了歷史機遇，“占領滿州”，“征服支那”，這些在日本軍政界半公開談論的目標，使落魄浪人和其他社會階層的失意者，與日本軍政界的狂熱分子一拍即合，找到了他們人生新的用武之地，成為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迷夢的先遣隊，這些人中老有樺山資紀、岸田吟香，青有荒尾精、浦敬一。特別是浦敬一，因曾三度試圖單槍匹馬獨闖中國西部，後失蹤於第三次冒險途中而在日本轟動一時，成為大陸浪人的“楷模”，其“事跡被間諜界人士大肆渲染。在這種‘英雄人物’發酵效應的推動下，日本間諜和浪人紛紛踏上了侵略中國的不歸之路”。 
　　那麼，這些日本的“先遣隊”到中國來都幹了些什麼？表面上，他們開貨棧、開餐館、開書店，甚至開妓院，但暗中所做的卻都是一件事：搜集與中國有關的一切情報，為不會太久後的侵華戰爭做準備。

       在所有情報搜集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中國的兵要地誌。 
　　兵要地誌是侵華日軍的利器 
　　在異國土地上作戰，如果事先不了解不熟悉對方的地理環境、風土民情、氣候變化，那就如同“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這也是為什麼日軍在侵華戰爭早期，其一線部隊指揮官大多是精通“支那兵要地誌”的“中國通”的原因。其代表人物就是最後站在東京大審判戰犯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早在1924年，擔任日本陸軍大學的兵要地學中佐教官時，板垣就在講義中詳細講授過有關中國的人文自然地理。講到“北支那”的情況時，他特別提醒日軍注意，“關內各道路，能通野炮的少。京津地區地形低濕，遇降雨增水，則影響作戰”。 
　　要知道，板垣所講內容並非照本宣科，大多是他多次秘密潛入中國實地考察得來。令同期中國軍人汗顏的是，像他這種掌握中國作戰地域第一手資料的日軍前線指揮官，並非鳳毛麟角，而是大有人在。 
　　沈克尼先生在《日軍編印的中國兵要地誌縱橫說》一文中寫道：“日軍參謀本部要求，對區域的地質、山地、平原、河川、湖沼、森林、居民等地理要素進行戰略戰術上的評述。如山地的比高、起伏、狀態、植被狀況等對軍隊展開、運動、指揮、聯絡、展望、射擊及方向維持的難易，河川的水深流速、河高性質、泛濫區景觀、障礙程度、兩岸地形，天候季節對水量的增減影響，以及橋梁徒涉場情況”等等，要求之細微、之詳盡，可謂無以復加。 
　　在如此嚴格的要求下，一線部隊的情報細節掌握就更加精準。如當時中國軍隊繳獲並翻譯的日軍《野戰騎兵排長必攜》手冊，更是細緻到令人吃驚的程度：“滿洲之土地，稍遇陣雨，則忽成泥濘，因此發生粘着力，以致增加馬掌脫落之事。”又如，“水井水量一般均少。一小時之湧入量不過約為五斗。故對井口一個之分配人員約以百名（馬匹則約為其五分之一）限度”。 
　　當你的對手對你的情況熟悉到這般地步時，他在你的土地上作戰，自然也就可以進入《三十六計》中所說的“反客為主”境界。由此可知，日軍在侵華戰爭早期打得較為順手，除了其氣焰正盛加之武器裝備、訓練水平等優勢因素外，對作戰區域兵要地誌情況的先期掌握，不能不說是一大關鍵要素。 
　　中國軍隊緣何疏於兵要地誌？ 
　　近些年來，國內以顛覆此前形成的歷史性結論為己任的“新史學”認為，蔣介石領導的國軍是抗戰主力，國軍的作戰地區即是抗戰的正面戰場。這本無異議，因為當時中國的人力物力資源都在蔣介石及其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新史學”的用意在於以此貶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各游擊隊對抗戰勝利做出的巨大犧牲和貢獻，並進一步得出共產黨游而不擊的結論，徹底否定中共及其領導的抗戰。抗戰主力也好，正面戰場也罷，甚至包括張自忠、戴安瀾等數十位英雄將領及數百萬官兵氣壯山河的鐵血死戰、以身殉國，都不足以遮掩作為抗戰主力在正面戰場作戰的國軍，在幾乎所有的會戰、大捷之後，都以國軍的失利或撤退而告終的事實。這是不爭的事實，不是用因為我是抗日主力、我是主戰場，日軍肯定傾其主力來對付我，所以結局只能如此，就能解釋得通的。 
　　所以，真正客觀公正的“新史學”，應該建立在既然這一段歷史已經定格，那麼當時究竟發生過什麼？又是什麼原因使歷史只能呈現現在這番模樣？靠貶低別人來抬高自己是不會有結果的。 
　　既然歷史和勝利是由細節堆積而成，那就讓我們看看，究竟是什麼關鍵性細節阻擋了抗日主力在正面戰場贏得本該屬於他的勝利。 
　　1944年8月，蔣介石在黃山召開整軍會議，提到蘇聯代總顧問古巴列維赤對國軍作戰指揮能力的評價：“團以上到軍師為止，各級司令部的業務極不健全，圖上作業與沙盤教育可以說完全沒有，指揮所參謀業務的演習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國軍隊一到作戰就莫名其妙。既沒有具體的作戰計劃，也沒有完備的作戰命令！” 
　　對於作為抗戰主力的國軍來說，這樣的評價可謂一針見血，幾乎可以被看作是國軍屢戰屢敗的極為隱秘亦極為關鍵的原因。也就是說，導致國軍作戰不利的原因可能還會找出許多條，但這一條是極其致命的：從抗戰開始直到結束，蔣介石及其手下都未能建立起一整套近現代軍隊必不可少的參謀制度。而沒有有效的參謀制度，既是由於當時的國軍除中央軍外，大多還殘留着舊軍閥的尾巴，其特點就是兵隨將有，指揮官把部隊看作是自己晉升的資本和私人財產，所以在這支部隊中，只能由他一個人說了算，不可能弄出一個參謀制度來與自己分權；同時也源於部隊指揮官們對近現代作戰及參謀制度作用的無知。許多從舊軍閥搖身一變成為國軍將領的指揮官，對參謀及其作用的理解還停留在師爺、幕僚的水平，以為這些人只要識文斷字、能為自己起草公告文書就堪當參謀重任。而這些人不曾經過基本的參謀業務訓練，連辨識現代地圖的能力都沒有，甚至會鬧出把黑白相間的比例尺認作鐵路的笑話。這樣的軍隊不懂兵要地誌為何物，不是很正常麼？正是這種“正常”，才導致了八年抗戰打得艱苦卓絕，犧牲巨大。雖然以身殉國的將士們個個都英烈千秋，可歌可泣，但其中有幾多是由於指揮官魯莽，只知死打硬拼而造成的無謂犧牲？ 
　　反觀日軍，早在明治時期就建立，又在大正時期完善了從法德軍隊學來的參謀制度，建立起了參謀本部。這一制度雖然最終導致日本軍方坐大，也把日本國民引向毀滅的法西斯戰爭之路，但客觀地說，其在與對手交戰時，還是充分發揮了參謀制度的效率和效能。 
　　那麼，為什麼當年的日軍可以建立起有效的參謀制度，而中國軍隊卻沒有？為什麼日軍精於對兵要地誌的研究，而中國軍隊卻疏於此道？ 
　　試圖解答問題的結果必然帶出更多的問題。 
　　這讓我想起讀竹村公太郎的《日本文明的謎底—藏在地形里的秘密》一書時，帶給我的震撼：同樣是種植水稻的民族，為什麼日本人在種植水稻的過程中形成了團隊合作精神，並一以貫之，直到把它帶入現代工業社會，使之形成日本式的企業精神，而我們卻在數千年裡始終安於一家一戶式的小農經濟，由此造成整個社會的一盤散沙式局面，非要等到大敵當前、鐵蹄踐踏才奮起反抗。如果沒有毛澤東的《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以及中國共產黨人非凡的動員能力，把一盤散沙擰成一股套在侵略者脖子上的絞索，中國是否至今還在衰敗中沉淪？ 
　　答案，或許就隱藏在中日兩國不同的歷史和迥異的國民性格的細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