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失敗的真相

1. 西路軍的起因是張國燾朱德授意，徐向前陳昌浩違抗毛澤東命令偷渡黃河，破壞了彭德懷的作戰計劃。

2. 西路軍失敗的主因是張國燾朱德授意， 徐向前陳昌浩擅自把北進改為西進， 背後原因依然是另立中央。

西路軍失敗的真相。

3.不但戰略方向上多次拒絕中央東返建議，徐向前消極避敵的逃路主義，企圖快速西進脫離敵軍的追擊。 連陳昌浩都不同意，繞過騎兵強敵的想法愚蠢至極。 徐向前多次拒絕甚至破壞毛澤東挽救西路軍的努力乃事自尋死路。

過往文章對徐向前不但過於寬容幫其掩蓋西路軍失敗的責任， 並且對朱德的行為絕口不提。當時環境下為了團結四方面軍將士而不提徐向前的責任可以理解， 但是朱德的行為無法解釋為其僅僅是遷就張國燾。

西路軍失敗的真相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二十八）

曹征路

關於紅軍西路軍慘敗這段歷史，本來是清晰的，因為中共高層眾多的當事人都還健在，所以在黨史軍史的敘述中並不存在多少爭議。

且為了團結和保護當年西路軍的幹部，儘量在黨史敘述中將西路軍的失敗歸結為張國燾路線的影響，對高級幹部自身的問題少提或不提。

這種善意的做法近年來被利用，在網絡媒體上西路軍失敗竟然說成是“毛澤東的陰謀”。

在西路軍紀念活動中往往用悲情代替真實的歷史，含沙射影地抹黑毛澤東。

要了解西路軍，首先要了解四方面軍的歷史。這支由鄂豫皖根據地帶出來的紅軍部隊經過張國燾的改造，與一方面軍的政治素質有着明顯差異。

首先是體現在黨的領導觀念上，在毛澤東那裡，工農武裝割據是作為共產黨在弱勢條件下生存發展的帶有中國特點的指導思想，武裝鬥爭、群眾工作和根據地建設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所以在軍隊建設上，強調黨的領導，強調政治思想工作，重視根據地，重視人民群眾，把軍隊看作是黨完成歷史使命的工具。

通過古田會議，這一指導思想逐漸貫徹到全軍，形成了新型的人民軍隊的基本特點。反映到具體的戰役戰術選擇上，則是注重發揮紅軍熟悉根據地、人民群眾支持的優勢，主張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各個擊破敵人。

而四方面軍卻沒有這個過程，故而也沒有這個覺悟，儘管也有黨的組織也有政工幹部，也會說洋名詞新概念。

早在六大以前，張國燾對工農武裝割據就是明確反對的，認為它實是幻想，“由農民游擊戰爭包圍大城市之割據觀念，其成功的可能性微小”。

1931年他回國後雖然理論上不反對武裝割據了，進入鄂豫皖根據地後卻又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在指導思想上不重視根據地政權建設，也不打算長期經營根據地。

在黨的組織建設上，利用肅反機會搞任人唯親和愚民政策，把對黨的忠誠變成對他個人忠誠，殺害的排以上幹部就達2500多人，凡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幹部都要懷疑和審查。

在這樣的氣氛中，部隊必然軍閥主義盛行，等級觀念森嚴，絕對服從和“不怕死”成為唯一衡量標準。反映到具體的戰役戰術選擇上，必然流寇主義盛行，走一地吃一地，打仗要到外圍打，敵軍一來就“跑反”，根本無法建立穩固的根據地。

除了張國燾本人作風霸道喜怒無常外，其幾個主要軍級領導幹部也都養成了囂張跋扈的性格特點，這從一些小細節中可以看出來：

一個是紅九軍軍長何畏，在“毛爾蓋會議”期間當面辱罵張聞天，甚至拔槍威脅毛澤東、周恩來；

第二個是四方面軍副參謀長、西路軍參謀長李特，當中央紅軍決定單獨北上的時候，第一個帶人追趕的就是李特，不但用皮鞭抽打跟中央走的四方面軍幹部，還在與毛澤東談話時有拔槍動作，幸虧同樣身材高大的李德從後面死死抱住他；

第三個是紅三十軍軍長余天雲，動輒打罵幹部戰士、腐化浪費，被撤職到紅軍大學學習期間還帶一個機槍排擺譜，以至於大鬧紅校。

劉伯承從其身上看到流氓無產者習氣在紅四方面軍幹部身上特別嚴重，他感到發生在余天雲身上的問題絕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張國燾任人唯親和搞愚民政策的惡果，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余天雲的思想行動表現在哪裡，我們怎樣去繼續開展反對他的鬥爭》，引起了四方面軍幹部的強烈反響。

在上述領導幹部思想作風的影響下，帶出來的部隊自然少不了農民意識和流寇思想。當時四方面軍上下都流傳着瞧不起一方面軍的言論，有些情緒還相當激烈。

比如認為一方面軍老打敗仗、逃跑主義。證據就是土城戰役中被郭勛祺的川軍打敗，而這支川軍前不久還是四方面軍的手下敗將。這些說法顯然不是普通戰士能夠得到的信息，所以他們南下作戰也有跟中央較勁賭氣的因素。

在經歷了1935年11月百丈關失敗和1936年6月6號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以後，四方面軍重新選擇北上。然而張國燾和四方面軍一部分高級幹部的內心欲望並未消失，擁兵自重的想法一有機會就冒出頭來。

張國燾的內心是不願意到陝北與中央會合的，這期間他就警告過陳昌浩，“會合後不但我的總政委當不成了，你的方面軍政委也當不成。”

1936年9月14日，中央和中革軍委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作出具體部署，要求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部隊靠近，阻止胡宗南部隊西進，爭取兩個月後奪取寧夏。而寧夏戰役作戰命令一下，張國燾就打起小算盤，尋找一個另闢根據地的機會。所以四方面軍渡河不僅是為了對付胡宗南，而且是要在河西找一個安身之地。

在上述大背景下，再來看西路軍的行動就合乎邏輯了。

當中央在陝甘立足未穩時，蔣介石急調260個團的兵力，企圖一舉將這支疲憊之師消滅。在紅軍會師的靜寧、會寧地區，蔣介石就集中5個軍。紅軍主力向海原轉移時，敵人分四路追擊。紅軍為了打破圍剿，本來中革軍委於10月10日命令中只批准了紅三十軍一個軍西渡黃河，結果四方面軍卻安排紅九軍、紅五軍全部過河。造成了對中央“先打南敵”的部署釜底抽薪，將三個軍調離戰場，致使聚殲胡宗南先頭部隊的戰役計劃流產。

布置實施寧夏戰役計劃。其意圖是集中三個方面軍主力向北發展，在西蘭大道以北，黃河以東，同心以南，環縣以西消滅尾追之敵，鞏固和擴大根據地。

作為寧夏戰役計劃之第一步，中央決定首先實施海（原）打（拉池）戰役，由四方面軍的兩個軍正面阻擊尾追之敵王均部，一方面軍從其側後進攻，將其消滅在打拉池一帶。當時敵人追擊很緊，紅軍退到海原和同心城之間準備布置伏擊追擊之敵，張國燾表面答應，實際上他又令紅四軍東撤，使伏擊計劃又被破壞。中革軍委為了維護統一，不得不追認這個既成事實。

10月11日，中央下達《十月份作戰綱領》，並不是對寧夏戰役計劃的改變，十月計劃的核心要義仍然是“首先擊破南敵”。當時鑑於張國燾是“紅軍總政委，中央對他也沒有辦法”，中央又不得不於10月28日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兼政治委員，直接指揮河東三個方面軍。這樣就形成了兩個指揮系統，營造了特殊語境下電報表達方式。

10月 28日16時至20時四個小時內，紅軍總部連發了四封作戰部署完全互相牴觸的電報，署名都是“朱張”。這其中，有兩封電報堅持中央關於先集中兵力“相機消滅胡宗南西進先頭部隊”的部署，另外兩封電報則對中央部署完全相反的釜底抽薪。

就連與張國燾同在紅軍總部的朱德，也時常不得不“遷就了他（張國燾）的意見”，即使是針鋒相對的時候，也是小心翼翼地維護來之不易的三軍團結和統一指揮，把握電文用語的分寸。 （存疑， 朱德是遷就還是真心支持）

當年的“徐陳”，因所處地位和環境，不但讀不到共產國際、中央和軍委、紅軍總部的全部電文，還要面對兩個指揮系統。上級來電出現中央一套，紅軍總部“朱張”另一套，又不能把話說透。朱德與張國燾以“朱張”名義發的電報在戰役部署上有時又互相矛盾，前方“徐陳”客觀上確實也很難看得明白。

10月28日，張國燾在給中央的電報中陳述了他的部署：“四方面軍主力須迅速取得寧夏遠營”，“若謂目前重心在擊破南敵，停止敵之追擊，事實上四、三十一兩軍亦難有保證完成任務，恐反多消耗”。“取得物資後，再以主力回擊深入之敵，那就更有把握了”。也就是說28號那天，他就已經決定“西進”了。

11月2日，已經西渡黃河的徐向前、陳昌浩正式電告中央，決定西進獲取“國際援助”。然而此時，共產國際援助中國工農紅軍武器裝備的交貨地點根本不在進軍方向的西面，而是在北面的定遠營。第二天共產國際才改變到新疆交貨，換句話說，“去新疆接受蘇聯武器”是個事後編造的理由，根本不成立。

在11月2日電報之前，中央明確的前進方向是北方的定遠營，而這份電報提出西渡黃河部隊的進軍方向，不是北方，而是指向西方，即通往新疆的涼州（今武威）。

對此，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數十年後也未隱諱：“過河後，中央決定打定遠營。我們調查一下，定遠營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綠洲，地方那麼小，這麼多部隊到定遠營，吃、住都很困難，無法解決，那裡四面都是沙漠，往哪裡走啊!所以打定遠營是不行的。我那時是積極主張西進的。”

西路軍總政委陳昌浩後來也坦承：“我們同駐會寧幾天，……表面上是照着寧夏戰役計划去做罷了。究竟怎樣具體去做呢？沒有討論，實際上是不想去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紅四方面軍總部率三個軍西渡黃河的時間是1936年10月24日至28日，直到11月2日電報之時，上級關於接取共產國際援助武器裝備的地點都沒改變，還在北面的定遠營，為什麼還要“照直往西打”？背道而馳的進軍方向，透露了其西進的核心意圖依然是張國燾的基本邏輯——逼中央就範，不同意就當山大王。

幾十年後為了顛覆這個歷史事實，一個叫朱玉的人在整理當年的電報時，故意隱瞞了時間順序，隱瞞了部分電報，才編造出一個中革軍委的陰謀論。

本來中央組織寧夏戰役的另一個意圖是，在戰役過程中，讓彭德懷統一把四方面軍河東部隊進行指揮。但彭德懷辦不到，他指揮不動張國燾，調不動四方面軍。由於紅軍指揮不統一，胡宗南部於10月底至11月初截斷了寧夏通道，隔斷了河東紅軍四方面軍主力與河西部隊的聯繫。這樣，紅軍奪取寧夏的計劃被迫中止執行。

10月30日，中革軍委指示渡河的紅軍部隊暫時控制一條山、五佛寺地區休息待機，準備在擊破南線後繼續北取寧夏。而11月5日，張國燾電令渡河部隊迅速西進，“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致電紅四方面軍領導人，被迫承認了“西路軍”，同時將一、二方面軍稱為“南路軍”，將張國燾帶領的兩個軍稱為“北路軍”。承認西路軍也不是承認他們的獨立，而是希望他們統一於中央的政令，不要搞分裂。

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11月12日向軍委發出電報，表示對西進“充滿信心”。中央鑑於西路軍此前於11月9日夜已經開始實施西退的行動，同時也又獲得了共產國際及時從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諾，才終於在11月15日同意西路軍向西退卻。這時紅三十軍的前鋒部隊業已到達永昌境內，西路軍主力已經位於土門、大靖和古浪一帶。

西路軍西進後，中革軍委仍然是心存疑慮的，因而指示西路軍領導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點放在自我奮鬥上，要在永昌、山丹地區建立根據地，集中兵力，通過殲滅戰來消滅敵人，不要向西深入過遠，保留東邊迴旋餘地，河西不利時，可以返回河東。但是西路軍領導人“徐陳”對中央的這些關健性的指示不予回應，也根本不可能落實，且在兵力集中上屢次出現失誤。

當時西路軍領導人積極西進是無可爭辯的。幾十年後張國燾在《我的回憶》說：

“我們推測，斯大林贊成這個西進計劃，因為他覺得避免與蔣衝突，實現聯蔣抗日，應是當前急務。我們也覺得過去黨內爭執的裂痕，還需要時間來彌補。如果我們能實現西進計劃，與陝北同志暫時保持相當距離，無形中就是讓時間來沖淡彼此間的隔閡。因此，我們便積極準備西進計劃的進行。”

“而四方面軍的同志，也覺得河西走廊將是未來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們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與一方面軍擠在一塊，再發生磨擦。可是，後來的事實發展，這個計劃並沒有實現，這是四方面軍的失敗，也是我的失敗。”

11月18日，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決定集中優勢兵力，在山城堡地區將敵之第78師誘入包圍圈，19日前敵總指揮彭德懷到山城堡部署作戰，激戰至22日上午,全殲國民黨軍第78師一個多旅。與此同時，紅28軍在紅井子附近擊潰第 1師第1旅，第1軍其他各部倉皇西撤。山城堡戰役，迫使國民黨軍停止了進攻，利用國民黨內部矛盾，在政治上孤立蔣介石，在軍事上打擊蔣介石，迫使其接受“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然而此時的西路軍已經孤懸在外，漸入困境。

有個叫夏宇立的人提出一個“西路軍渡河後奉命滯留不進二十天，貽誤迅速西進的良好戰機”的觀點，意思是如果不是耽誤這20天，西進是有可能成功的，所以責任在中央。事實上11月2日電報之前，中央從來沒有要求渡河部隊西進。11月3日共產國際指定的物資援助接運地點被移到哈密後，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改變援助地點也並未同意，相反發了一份措辭嚴厲的電報給共產國際書記處執委會：

“從哈密輸送物資的辦法對於我們主力紅軍已沒有用處了，這個改變已經太遲了。已經過河的紅軍有大約21 000人，我們可以命令他們向哈密方向前進，但要通過5 000餘里路程，戰勝這一帶敵人與堡壘，需要許多時間，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而且，除非你們能用汽車將物資送到安西，否則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為哈密、安西之間是1 500里荒無人煙的沙漠。”

這樣，共產國際才將物資援助接運地點東移到了安西。面對共產國際對交貨地點的突然改變以及“徐陳”已率部西進的既成事實，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直至11月11日，才正式為紅四方面軍渡河部隊授名“西路軍”。此時，距紅四方面軍主力開始西渡黃河的10月24日，正好20天。所以事實俱在，倒打一耙是沒有用的。

在西路軍西進既成事實之後，中央於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0日三次電示河西部隊安排東返退路，此時“徐陳”不但置之不理，反而發電“主張主力速來”。西安事變後，國內形勢發生很大變化，黨中央根據東北軍關於西路軍可在蘭州得到糧彈補充的承諾，再度動議西路軍東返，但“徐陳”回電卻開出了中央當時難以滿足的條件：西進無問題，東進則需東北軍和新疆方面同時各出六個團的兵力前往策應。

由此，西路軍三次放棄了東返機會，踏上了不歸之途。

1937年12月，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圖為與會人員合影。前排右起：劉少奇、陳雲、王明、凱豐、項英。後排右起：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張國燾、張聞天、彭德懷、康生。

西路軍的失敗是段沉痛的歷史，但不能因其沉痛歪曲歷史。

1936年中國最大的主題是什麼？是抗日。當時共產黨的大局是什麼？是在陝甘寧站住腳，依靠人民群眾實現抗日救國，找回自己的現代性目標，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如果四方面軍能顧全這個大局，與黨中央同心同德，是完全可以避免這段沉痛歷史的。至於張國燾，此時已經完全膨脹到將個人利益置於全黨之上，完全拋棄了自己的初衷，最終成為叛徒，所以不在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