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豫中鄉村。警備隊小隊長孫毛旦騎着借來的“東洋車”、挎着借來的盒子槍，回到村里催繳給日軍的糧款。他家是村中大戶，他本人曾經是副村長。

面對家人對“漢奸”的些微質疑，他很敏感也很憤怒，拍着盒子槍說：

“你們這個也說日本，那個也說日本，好像跟了日本就跟偷了漢子一樣！日本是那麼好打的？……早晚，中國是人家日本人的天下！跟了日本不光榮，將來都成了日本的臣民，看你們還說什麼！”

——作家劉震雲筆下的孫毛旦，是如假包換的漢奸，是抗戰八年間幾與日軍等量的100多萬偽軍中的一員。

在談到漢奸現象時,孟子的話時常被人援引：“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

漢奸孳生的土壤

一位在國外講學的中國學者曾有過這樣一次令他心中五味雜陳的經歷。

兩名博士論文主題為“關於中國電影與國民性”的日本人，專程就《地道戰》、《地雷戰》中的一些情節向他請教。《地雷戰》中的偽軍官和中野隊長一起搜捕“土八路”；《地道戰》裡民兵隊長高傳寶傳達情報時說，來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

兩名日本人提出的問題讓這位中國學者有些尷尬：中國為什麼有這麼多漢奸？這和中國的民族性有關嗎？

南京市社會科學院學者付啟元撰文說，抗戰時期部分國人像一盤散沙，崇洋媚外，長於內鬥而拙於團結對外，以致漢奸泛濫成災，給抗戰帶來了嚴重危害。

近代中國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為政。這種被孫中山稱為“一盤散沙”的狀況，卻為外國侵略者對華推行“以華制華”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面對日本的軍事壓力和利益誘惑，一些人可能就會選擇投降的道路。

獨裁統治，吏治腐敗，人民生活水平極端低下，造成社會離心力的加劇，使政府缺乏親和力和號召力，為漢奸思想的流行打開了通道。

部分民眾思想意識里只有一家一姓，沒有國家民族。一些人賣國求榮，賣身投敵。

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落後，人們生活水平的極端貧困對漢奸的形成有重要影響。很多下層漢奸迫於生計，而不得不為日軍服務。

中國在對外戰爭中屢次戰敗，使國人中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發展，抗戰爆發後敵強我弱的現實，使部分人喪失了抵抗的信心。

明治維新後，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國人深為佩服，赴日留學生對日本有親切感和崇拜感。這部分人容易被侵華日軍所利用，成為漢奸。

有學者曾對漢奸偽政權高級官員情況作過簡略統計：留日比例較高，在被統計的144人中，有留日經歷者54人，占38%。

偽軍：強勢競逐下的卒子

1945年春，豫東最大的集團偽軍頭目張嵐峰，同意中共派人進入他的軍隊，意在雙方互通情報，以免彼此消耗實力。

而在此前半年，這個在1938年就被日軍委任為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豫東招撫史的私家軍隊統帥，已作為“曲線救國的將領”被蔣介石秘密委任為新編第三路軍總司令，負責安撫華北各偽軍，並與湯恩伯部協同剿共。

張嵐峰這種首鼠多端、傾向模糊的行止舉措，正是當時偽軍典型的生存方式。

身處國、共、日三方緩衝地帶的張嵐峰，為壯大個人實力，與各方都有來往。對於國民政府，他表示希望中央原諒他的“苦衷”；對中共則不挑釁，避免衝突，對於自己部隊內的中共地下組織也不處理。

台灣研究偽軍的學者劉熙明認為，偽軍經常務實地依附其他強權。相對於國民黨、中共、日本等強勢力量，偽軍各部隊只能算是小卒，在各方勢力的競逐中游移，在夾縫中求生存，必然需要與各方都保持關係。

偽軍的形成除了地方勢力之外，主要來源為國民黨軍隊降日。同時，偽軍也成為一些下層百姓的謀生手段。

偽軍建立後，同蔣介石軍隊之間從未真正作過戰，蔣汪兩軍雙方“互不侵犯”。抗擊偽軍的主要任務都是中共的軍隊完成。1943年8月24日的《解放日報》曾公布了“共產黨抗擊的全部偽軍概況”：共產黨在抗擊了全部侵華敵軍共36個師團60萬人的58%的同時，又抗擊了全部偽軍62萬人的90%以上，國民黨僅僅牽制偽軍不足10%。

漢奸的當代悖論

不久前，廣州番禺兩座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建築能否申報文物保護文物文單位，一時成為爭論的焦點。儘管專家認為東涌炮樓和“蝴蝶樓”無論建築水準還是歷史價值都可圈可點，但它們卻因與大漢奸李輔群密切相關而令地方政府部門躊躇。漢奸別墅該不該被當作文物進行保護，引發輿論激烈爭論。

事實上，在中日關係的語境下，“漢奸”這個指稱對於中國人來說猶為沉重和危險。儘管抗戰已經結束一個甲子，但是這個嚴厲得無出其右的指控，卻仍然頻繁地出現在現實生活中，“文化漢奸”、“經濟漢奸”的帽子並不鮮見。

而史家卻已在追索幾十年前“漢奸”的真相。

1938年1月，愛國僑領陳嘉庚的提議“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由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通過，並被後人譽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據說，當時主和派的汪精衛在念到這個提案時臉色發白。

但有學者指出，拿這個說法往抗戰的歷史上套時，第一個被網住的就是因棗宜戰役殉國而廣為人知的抗日英烈張自忠。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不久，北平落入日軍的掌握之中。張自忠在那時當了第一任北平市長，兼冀察政務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和冀察綏靖公署主任。

儘管他曾指出自己留在日據的北平不是要當漢奸，而是“希望能夠打開一個局面，維持一個較長的時間，而使國家有更充實的準備”，並表示為此不計毀譽，但是“漢奸”帽子和四處湧來的鄙夷唾棄，令他耿耿於懷。

1940年5月的棗宜會戰中，國民黨方面指揮作戰的是時任國軍第33集團軍總司令的張自忠。日軍調集了兩個師團集中攻擊他。5月16日，他在南瓜店十里長山被包圍，身中七彈，戰死在杏仁山腳下，成為“抗戰以來，以上將銜集團軍總司令職親臨前線，戰死沙場”的第一人。時年49歲。

有學者認為，張自忠在戰鬥中的“求死”傾向是希望“以死明志”，與當年被扣上“漢奸”帽子的刺激直接有關。

學者們在檢視這類有關“漢奸”的歷史片段後稱,不能僅僅根據一個人的言論就說他是“漢奸”,“漢奸”的帽子要慎用。所有的人只能用同一種方式愛國,是危險的。

一個漢奸翻譯官的神氣與死亡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朱國棟 (根據嘉興棲真當地老農吳珍寶、繆新官口述整理)

1934年夏，江南水鄉太湖平原遭遇百年不遇旱災，百日無雨，赤地千里，稻麥枯焦，蝗蟲泛濫。

嘉興海鹽人陳阿伯帶着兒子和童養媳，和許多當地絕收農民一起，一邊行乞，一邊沿着塘河(即京杭大運河)向北遷徙。最後，他在滬杭鐵路邊的仲家灣定居下來。

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11月，日本人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仲家灣，這個濱水小村的寧靜，也被日本人的鐵蹄踏破。

占領嘉興之後，為了保護滬杭鐵路與京杭大運河的安全與暢通，日本人決定在棲真建一個炮樓，派駐二三十個日本兵駐紮。

在鐵路邊種閒田的陳阿伯，就近被日本人拉去做了伙夫。但不久後，日本人驚奇地發現，這個白胖的中國農民，居然還能用日語和他們交流。

日本兵喜出望外，自此，陳阿伯為日本人擔當起第二種職責：翻譯。

在當時，只要是為日本人做事的，皆是漢奸，儘管老百姓表面上不敢這麼說。

成為翻譯之後，陳阿伯幾乎掌控了一切。他說，大先生(日本人)是聾子，農民是啞子(啞巴)，只有靠我大阿伯才能讓他們不聾不啞。

久而久之，陳阿伯成為溝通兩方的惟一渠道，日本人和農民，惟一必須聽從的就是陳阿伯。

淞滬戰事平息之後，日本人駐紮在棲真，任務就是保護京杭運河的暢通與滬杭鐵路不被國民黨游擊隊破壞。

事實上，當地根本沒有武裝力量能與數十名全副武裝的日本職業軍人相抗衡。日軍駐紮的幾年裡，幾乎沒發生過什麼戰事。但長期的和平並不能阻止日本人的胡作非為。

日本人惟一不敢隨便欺負的就是陳阿伯的鄉鄰們。鄉鄰們在田裡插秧，日本兵只能站在岸邊看看；鄉鄰們要出船經塘河運貨，陳阿伯一點頭，日本人就放行；鄉鄰們要到嘉興去置貨看病，經過日本人的鐵路關卡，陳阿伯說放行，日本人就不搜;陳阿伯的鄉鄰中的女人，見到日本人來，也不需像別的女人那樣換男裝、擦煙灰。

陳阿伯的存在，保證了鄉鄰與親友們的基本安全。

陳阿伯每次回家，他都身穿綢袍，拿着扇子，面帶微笑，說話細聲細氣。鄉鄰自然也要巴結這位得勢“紅人”，時鮮的水果，當地的土產，雞蛋，都成了孝敬陳阿伯的禮物。陳阿伯也不客氣，來者不拒。

從此之後，陳阿伯已不再是灰頭土臉、人見人欺的乞丐，而是被當地人尊稱為“南頭大阿伯”的頭面人物。

陳阿伯的兒子陳道，和父親一起行乞到仲家灣後，借着父親的勢也威風起來，他休掉了童養媳，另娶了媳婦。

即使是60多年後的今天，鄉民們還是不明白，這個從海鹽要飯來的大阿伯，做了“漢奸”翻譯之後，可以呼風喚雨，但他為什麼從來不殺人，甚至沒打過人？他們還不明白，這個從海鹽逃荒來的乞丐，為什麼長得白白胖胖，說話細聲細氣，穿着綢緞，拿着扇子，一副書生相？他們更不明白的是，這個給日本人燒飯的乞丐，為什麼會懂日語，甚至能把幾十個殺人不眨眼的日本人，整治得服服帖帖？

鄉民惟一知道的是，這個陳阿伯，在日本人投降、離開炮樓的第二天，全家男丁都被人殺死，惟獨他兒子新娶的媳婦倖免。

大阿伯死在屋裡的床頭，腦袋則滾在庭院裡，嘴裡銜着草；他兒子陳道死在孔家橋下，身着白色綢衣，浮在水上；大阿伯的兩個孫子，死在了門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