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權並非是基因突變——解讀冷戰後美國稱霸世界的戰略計劃分享到：   

• 時間：2018-08-22 18:47

• •來源： 察網

• •作者： 劉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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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國不能通過強硬打壓、圍堵、遏制政策使中國向美國屈服，使中國接受美國和平演變、顏色革命、國家肢解的對華計劃方案，那麼可以預見的是，未來美國在華新自由主義勢力和和平演變勢力將遭受挫折，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被新自由主義勢力干擾和破壞的工業、金融將在“兩彈一星核潛艇”精神下得到復興，再加上強大的黨的領導和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保障，美國會無可奈何地將實現了偉大復興的中華民族，當作打不敗的對手。
【本文為作者向察網的獨家投稿，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觀點，微信公眾號轉載請註明來自察網(www.cwzg.cn)】
2018年8月14日，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在FT中文網發表《美國共和黨的“文明衝突”思維》一文，其中認為：

【9•11事件和隨後的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使人們主要關注在亨廷頓“文明衝突論”中對於西方文明和穆斯林文明衝突的擔憂上。人們忽略了小布什在9•11事件發生之前對中國的強硬政策。

共和黨總統小布什剛上任後，就表現出了對中國的極大敵意。在小布什之前，民主黨總統克林頓一直希望和中國建立一種戰略夥伴關係。然而，美國在對中國的身份定位這個問題上，缺乏兩黨共識。小布什在競選期間就猛烈抨擊克林頓的對華政策，並說中美關係應該定位為一種競爭者的關係。小布什競選總統時的首席外交政策顧問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於2000年1月撰文，聲稱：“即使有人主張和北京有經濟往來，中國仍然是亞太地區穩定的潛在威脅。其軍力目前無法和美國抗衡，但是這一狀況並不一定會永遠如此。我們知道的是，中國是一個大國，還有未解決的重大利益，特別是在台灣問題和南海問題上。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扮演的角色一直不滿，這意味着中國不是一個‘安於現狀的國家’，而是一個想讓亞洲的均勢發生有利於自己的改變的國家。單憑這一點就可以說中國是戰略競爭者，而不是克林頓政府曾經所稱的‘戰略夥伴’。”

9•11之後，小布什曾脫口而出“這場反恐十字軍戰爭是要花時間的”。小布什將反恐戰爭比作十字軍東征就是“文明衝突”思維邏輯。（雖然小布什在之後多次否認美國和伊斯蘭存在“文明的衝突”。）可以相信如果9•11沒有發生，以小布什為代表的共和黨右翼會把和中國的衝突上升到文明衝突的領域，也許會減緩甚至凍結和中國的經濟，文化和教育的交流。《華盛頓時報》曾發表評論：“如果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沒有發生，布什政府很可能會把其注意力集中在(應對)中國的崛起和中國對美國的支配地位所構成的威脅上。”沒有9•11，中美的貿易戰可能在2001年就會發生。】

多年以來，中國一直流行一種謠言，就是認為小布什政權本來已經準備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9·11的發生，使美國注意力轉到中東去了，給中國帶來了10年的戰略機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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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觀點，其實是美國情報機構及《華盛頓時報》等喉舌製造出來給中國人洗腦的：“如果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沒有發生，布什政府很可能會把其注意力集中在(應對)中國的崛起和中國對美國的支配地位所構成的威脅上。”這一論斷假定美國並沒有歷屆總統接替連續的稱霸世界的系統戰略（對華戰略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它可以被外部諸如9·11恐怖襲擊等各種事件所影響。
按照這一假設，美國似乎沒有連續的穩定的對華戰略，特朗普政權當前對華強硬政策，是暫時的，是可以改變的。比如，有的人主張中國對美國妥協退讓，割讓一部分利益（類似歷史上的割地賠款），就可以穩定中美關係大局，為改革開放創造更多的空間和時間。其實，實踐已經證明，這一做法的結果，就是特朗普政權的胃口會越來越大。貿易戰以來，經過幾輪較量，特朗普的底牌其實已經展示出來了，其目的正是不斷對中國勒索和吸血，讓中國經濟和政治秩序發生崩潰後，顛覆肢解中國。
再比如，面對尼克松以來史無前例地反華反共的極右翼特朗普政權，當前很多中國人將希望寄託於2018年的中期選舉，認為美國國會兩院（眾議院和參議院）的議員選舉中，如果特朗普及其共和黨失去絕對主導地位，中國未來的處境會更好些。面對特朗普政權史無前例的反華反共政策，他們不敢勇於鬥爭，而是愚蠢地認為當縮頭烏龜用一個“拖”字就可以了，最麻煩的境況，熬到特朗普下台就會有改觀。其實他們沒有認識到，當前特朗普政權奉行的反華反共政策，是美國白人壟斷財團的政治共識，2016年大選即便是民主黨上台，這一對華政策也不會根本上發生改變。
之所以出現上述種種錯誤判斷，其緣由是某些中國人沒有分析清楚，美國將注意力放在中國身上，或者說對中國採納強硬政策的目的是什麼？
對於這個問題，不同政治傾向的人結論會不一樣，總結來說，會有如下答案：1、從中國獲取或者剝削巨額經濟財富和利益；2、將中國變成依附於美國的經濟殖民地；3、改變中國的對外政策，使中國遵從美國設計的維護美國霸權的帝國主義政治經濟秩序；4、顛覆中國的政治制度，在中國扶植傀儡政權；5、肢解中國，使中國版圖四分五裂，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稱霸世界的潛在危險。
所謂“9·11轉移了美國注意力，給中國帶來戰略機遇期”論的前提假設，就是認為美國並沒有顛覆、肢解中國的戰略目的和計劃。按照這一假設，美國對華戰略最多只停留在上述第一個層次。按照這一判斷，應對特朗普對華強硬政策，最好的辦法就是妥協、退讓、投降。有的著名學者兼智囊甚至按照這一投機主義思路給領導人提出了如下戰略思路：1979年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交投名狀，開啟了中美蜜月期。2001年，小布什政權本來計劃對華採取強硬政策的，然而，9·11事件爆發後，中國積極幫助美國打反恐戰爭，中國甚至向美國開放了新疆邊境的瓦罕走廊等敏感地區，幫助美國反恐，這才贏得了10年戰略機遇期。今天，面對特朗普政權的對華強硬政策，只有中國幫助美國解決朝鮮、伊朗、委內瑞拉乃至俄羅斯等問題，才能為中美關係開創另一個蜜月期。
這一投機主義思路完全是與虎謀皮。事實上，中越關係剛剛出現摩擦時，美國就已經向越南伸出了橄欖枝。後來蘇聯出了個對美全面投降的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集團，中越戰爭此時還沒完全結束，美國就已經開始抓緊時間準備拉攏越南。蘇聯解體後，美越正式走近，打得火熱。這是我們後來必須反思和調整中越關係的重要現實原因。掌控中國金融的新自由主義勢力拋出的所謂“投名狀”一說，是在將改革開放解讀成“改旗易幟”的邪路，必須高度警惕。
所謂戰略，就是為了達到終極目的，長期執行的系統性的總體政策。如果一個國家的政策伴隨總統及政黨的更替而改變，這個國家就是個沒有戰略目的的國家。上述投機主義思路，其實是認為美國沒有稱霸世界的世界戰略，也沒有對華戰略。
然而，歷史告訴我們，美國種族主義壟斷財團及統治階級1999-2001年左右就將已中國鎖定為主要對手。2001年，何新根據來自美國的絕密情報，披露了美國有解決世界問題、稱霸世界的的時間表，次序是：【（一）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伊朗，（二）朝鮮、中國，（三）俄羅斯。】因此，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和敘利亞戰爭，其最終目的都是劍指中國和俄羅斯。儘管已將中國和俄羅斯鎖定為主要對手，但美國的計劃並不是直接攻擊中國和俄羅斯，而是在遏制中俄前提下，先掃清外圍，諸如伊拉克薩達姆、利比亞卡扎菲、敘利亞阿薩德父子等反美政權後，再攻擊中國和俄羅斯。從克林頓到小布什到奧巴馬再到特朗普，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在執行此戰略，美國在執行這個時間表過程中，初期非常順利，連下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數城，但是在後期被覺醒的普京主導的俄羅斯所強力破壞。
與二戰前相比，當今美國及西方壟斷財團的野蠻性、腐朽性、反動性，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美國仍然是一個瘋狂的帝國主義國家，其對外政策，其一是反共主義，即不允許勞動者共同所有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在地球上存在。其二，則是種族主義，以美國為首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為霸主，德國和日本是其輔助者，他們共同防止第三世界國家和民族擺脫帝國主義體系的控制和剝削，實現真正的獨立自主的發展。今天美國奉行的對外政策，上述兩點依然是其出發點。無論是民主黨上台，還是共和黨上台，他們都是壟斷財團的白手套而已。不消滅帝國主義，不反對帝國主義，不消滅壟斷資本，中華民族永遠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獨立和解放，這是中國近代以來永恆的主題，因此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我們這個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代，我們不得不面臨的宿命與使命。
當然，今天的世界格局與冷戰期間及二戰前相比已經有很大的變化，但是我們要理性科學地把握其變化的實質。與冷戰期間相比，今天的世界格局，最大的變化就是由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衰落，由於民族解放運動的退潮，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更加猖獗和野蠻，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在全世界橫行霸道，西方壟斷資本對勞動者尤其是第三世界勞動者的剝削和壓迫已經逼近戰爭與革命的極限。無論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還是後來的伊朗，都在冷戰期間或者借冷戰期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實現了自身一定的獨立自主，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對帝國主義的依附。而今天美國帝國主義正在做的，正是在清洗這些冷戰遺產。
與二戰前那個血腥野蠻的帝國主義時代相比，今天世界格局最大的不同，則是由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民族解放運動的成果及遺產，中國、俄羅斯等國家的工業軍事實力及相對獨立的國家政權已經成為帝國主義霸權的最大障礙，為了對付這兩個敵人，防止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都推向中國或俄羅斯，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不得不向某些國家展示其文明的一面。然而，如果美國順利地實現了上述稱霸世界的時間表，整個世界將回到類似二戰前的那種野蠻血腥的強盜帝國主義時代。
總之，要真正認識清楚特朗普政權當前的對華政策，我們必須將美國冷戰後乃至二戰後的地緣政治戰略做系統總結和梳理。
一、美國連續而穩定地執行稱霸世界的戰略計劃——從奧巴馬時代的對華、對俄政策談起從里根到老布什到克林頓到小布什奧巴馬再到特朗普，美國的對外戰略是一脈相承的。眾所周知，早在2016年12月30日，德國《圖片報》就披露，基辛格正為特朗普制訂計劃以實現與俄羅斯關係正常化。基辛格認為，除與俄對話外的選擇只剩下對大家而言都是災難的對抗。2017年3月底，基辛格在華盛頓出席三邊委員會年度會議時表示，世界對俄羅斯存在很深誤解。他說：“普京不是第二個希特勒，他無意推行征服政策。他的目標是恢復國家的昔日榮光。將普京塑造成全球超級惡棍——這在未來和實質上都是個錯誤。”美國出現這種戰略動向，其背景是普京在穩固俄羅斯自身、周邊及中亞的基礎上，在敘利亞戰場和克里米亞-東烏克蘭戰場那樣像當年毛澤東在朝鮮和越南那樣重創美國及其代理人軍隊。基辛格是代表美國種族主義壟斷財團和普京握手言和，試圖像當年穩住中國那樣穩住普京，將主要鬥爭矛頭轉向對美不斷妥協退讓的中國（就像對付戈爾巴喬夫的蘇聯和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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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基辛格推動特朗普政權試圖走聯俄反華之路之前，早在2012年初，布熱津斯基就向奧巴馬-希拉里政權提出了聯合俄羅斯、日本、印度圍攻中國的戰略計劃。
2012年1月5日，美國奧巴馬政權公布了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軍事戰略報告，非常罕見地公開地點名將中國作為主要的對手和威脅。總體判斷上，該報告認為“從長期來看，中國作為地區強權的崛起將會從各個方面影響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該報告擔憂和警惕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它強調或者說命令中國“必須更明確地澄清其戰略意圖，以避免引起該地區摩擦”。顯然這裡指中國軍力增長過快將與美國的所謂盟友如台灣、日本、韓國等引起摩擦。中國被明確定位為美國的敵人和對手，該報告稱，“美國必須要維持在我們行動自由受到限制地區的力量投送能力”，因為“中國和伊朗等某些國家將繼續追求利用不對稱手段來遏制我們的力量投送能力”，美國的意圖是“有效地威懾潛在對手（如中國和伊朗）和阻止他們達到目的”。[1]中國和伊朗一樣，被奧巴馬政權軍事戰略報告史無前例地將為明確的公開的兩個敵人。然而，最值得關注的是，該報告涉及俄羅斯的內容只有這樣一句話：“我們與俄羅斯的接觸也同樣重要，我們將繼續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上建立合作關係並鼓勵對方在其他領域做出應有貢獻。”奧巴馬政權制定的對華、對俄政策一目了然。
幾乎同時，布熱津斯基（已經於2017年5月去世）在2012年1月3日於《外交政策》發表文章，恐嚇中國：“到了某個階段，中國會興起更加張狂的民族主義……一個動搖不定、民族主義強烈的北京無意會促成一個強大的地區聯盟與之抗衡。中國的主要鄰國中，印度、日本及俄羅斯，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承認中國有權繼承美國在世界圖騰柱上的位置。他們甚至會試圖從一個衰落中的美國尋求支持，以抵消過分張狂的中國勢力。……亞洲可能會出現一段極其尖銳的國際緊張時期。之後，21世紀的亞洲將開始與20世紀的歐洲一樣——充滿暴力與血腥。”[2]布熱津斯基雖然正話反說，但其表述非常明顯，即美國應該聯合俄羅斯、印度、日本共同遏制中國。
無論是基辛格還是布熱津斯基，都非常蔑視戈爾巴喬夫及葉利欽主導的蘇聯和俄羅斯。布熱津斯基在1997年的《大棋局》中曾說，“在蘇聯剛剛解體後的幾年內，建立一種有效的全球性夥伴關係的主觀和客觀先決條件均不具備。那些民主的‘西化派’要價實在太高，而自己能做的又太少。……在前俄羅斯帝國範圍內就新的地緣政治現實進行一場從帝國心態到民族心態的深刻變革。只有在這以後，與美國的真正夥伴關係才能成為可行的地緣政治選擇。”面對史無前例向美投降的俄羅斯葉利欽政權，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們的建議仍然是讓美國繼續打壓遏制俄羅斯，將其繼續肢解，早在蘇聯剛剛解體後，布熱津斯基就對俄羅斯說，“為什麼不可以像不止一個操德語或操英語國家那樣，成立一個以上或兩個操俄語的國家呢？……這種做法或許是俄羅斯人民獲得民主與繁榮的捷徑。”而到了1997年，布熱津斯基明確指出：“對俄羅斯來說關鍵的問題並不是領土的喪失。……俄羅斯的優先目標是自身的現代化……一種在自由市場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權力分散的政治制度，可能更有利於發揮俄羅斯人民和俄羅斯豐富自然資源的潛力……由一個歐洲的俄羅斯、一個西伯利亞共和國和一個遠東共和國組成的鬆散邦聯制的俄羅斯也更容易同歐洲、新的中亞國家和東方建立更密切的經濟關係，並加速俄羅斯本身的發展。”美國1999年美國轟炸南斯拉夫，迫使南聯盟接受美國政治方案，隨後干預南聯盟政治選舉，並通過發動顏色革命肢解南聯盟，正是圍堵打壓俄羅斯步步推進的戰略計劃。蘇聯解體後，葉利欽政府極端投靠美國，結果換來的是美國對俄羅斯的進一步打壓和肢解政策。1999年，克林頓政府開始肢解南聯盟，就是針對葉利欽政權的一記重擊。在這個階段，由於俄羅斯表現的比中國對美更加軟弱，所以，美國採取了穩住中國，集中精力攻擊俄羅斯的戰略方針。
其結果是，史無前例親美親西方的葉利欽，面臨懷念蘇聯的俄羅斯情報部門和軍隊愛國力量的強力反彈乃至政變的壓力下，不得不選擇對美強硬派普京接班上台。2012年1月5日奧巴馬軍事戰略報告之所以將中國作為主要對手，是因為俄羅斯已經無可奈何花落去，已經註定成為美國打不敗的對手——即朋友。在2011年年底俄羅斯杜馬選舉中，普京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儘管席位比原來減少近四分之一，仍為占有優勢的第一大黨，但關鍵的問題，其票數和席位都流向了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正義俄羅斯黨等左翼色彩更加明顯的政黨中，這些政黨比普京的政黨更加反美，更加傾向於社會主義，因此可以普京主導的俄羅斯會在未來表現得對美國更加強硬。面對這種局面，2012年初的奧巴馬政權已經做出了選擇，接觸與懷柔俄羅斯，打壓中國。
實際上，這一戰略早在奧巴馬政權於2009年9月發表的《2009年國家情報戰略》中就已露出端倪。此報告在列舉有可能對美國構成安全威脅的國家時談到了伊朗、朝鮮、中國和俄羅斯，但認為對美國構成全球性挑戰的只有中國：“中美之間有很多共同利益，但它謀求更多的自然資源的外交和軍事現代化，是構成一系列全球性挑戰的重要因素。”在談到俄羅斯時，只是認為兩國的分歧會使美國的利益複雜化。奧巴馬政府在第一任期內中止了北約東擴的步伐，並且停止了在獨聯體地區與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競爭。2009年1月，奧巴馬總統通過電話和信函等方式傳達了恢復美俄關係的意願，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給予了積極的回應。2011年9月30日，俄羅斯石油公司與美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正式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埃克森-美孚公司將與俄石油公司在聖彼得堡市組建北極科研中心，共同開發北極能源，美孚公司將投資22億美元開發喀拉海油田，投資10億美元開發黑海油田。作為交換條件，俄石油公司同時取得美孚公司在美國數個項目的資產和油田開發權。2012年4月18日，雙方再次簽署多項具體的石油開採合作協議。[3]
早在2008年，美國國際問題智庫“Nixon Center(尼克松中心)”，“CSIS(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就向美國大選中奧巴馬團隊提出政策建議，美國應謀求與俄羅斯關係的緩和，為此，美國應該對俄羅斯在原蘇聯國家(獨聯體國家)的核心利益表示尊重，以應對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日益擴大的中國。尼克松研究中心的上述研究報告提出的具體對俄政策建議被後來的奧巴馬政府基本全面採納，其中包括：(1)使俄羅斯成為處理伊朗問題的夥伴;(2)在反擴散領域共同工作;(3)加強在阿富汗的反恐合作，鞏固運輸通道;(4)重新審查在波蘭和捷克的反導計劃;(5)承認烏克蘭和格魯吉亞都沒有對加入北約做好準備，與北約盟友的合作選擇不是讓他們加入北約，而是為保護他們的主權承擔責任;(6)就核裁軍問題啟動系列對話，進一步削減戰略與戰術核武器;(7)迅速結束《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對俄羅斯貿易的限制;(8)致力於讓俄羅斯加入WTO。[4]
在美俄關係改善的同時，奧巴馬政權明顯將更多的力量和資源用於對抗中國，2010年夏天，奧巴馬-希拉里政權強橫地插手南海問題，“重返亞洲”、“亞太再平衡戰略”浮出水面。2011年初，美國駐華大使在北京王府井街頭公開煽動顏色革命。當80年代美國需要聯合中國制約蘇聯時，美國有其對華和善的一面，但是蘇聯解體後，針對中國的實際性的肢解戰略就步入實施階段，蘇聯剛剛解體，布熱津斯基就曾說：“我們將像對付蘇聯那樣對付中國，我們可以從種族紛爭和宗教衝突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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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雖然一脈相承，但是奧巴馬時代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比今天特朗普政權的全面反華反共戰略之烈度要低，其主要原因是當時美國正在準備顛覆利比亞、敘利亞以及隨後的伊朗等國家。假如這些國家不堪一擊，美國短時間內解決問題，那麼奧巴馬政權的反華反共烈度會與特朗普不相上下。
奧巴馬政權“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一個國內背景，是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早在2009年2月21日，布熱津斯基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採訪時，就對美國金融危機背景下的兩極分化、階級矛盾的深化表示憂慮，布熱津斯基警告美國精英：“目前各個階層的不滿情緒都在持續增長。如果大家沒有工作，並在現實中被傷害太深的話，很不幸，就會引起騷亂。1907年，當我們遭遇大範圍金融危機時，不僅銀行開始接連倒閉，大街上也出現了騷亂。”布熱津斯基建議美國富豪團結起來，成立國家團結基金，對美國底層民眾進行洗腦，將美國底層民眾對美國壟斷資本的不滿，通過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種族主義的方式煽動到其他國家身上去：“如今的富裕階層在哪裡？為什麼他們不出來做些事情？他們曾賺了數億美元、數百萬美元。我想到了保爾森和魯賓(兩位均系美國前任財政部長)，他們為什麼不團結起來，為什麼不組織一個國家團結基金，使那些賺了巨額財富的人扭轉如今的局面呢？”總之，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一爆發，美國的壟斷財團就已經把目光拋向中國，準備通過搞垮中國來緩和自己的危機。布熱津斯基的警告猶在耳邊，2011年美國就爆發了矛頭針對美國壟斷財團的聲勢浩大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不過美國壟斷財團及其智囊早有應對方案，這就是法西斯主義茶黨的崛起，美國共和黨極右翼的全面振興以及2016年史無前例的極右翼的特朗普政權的出現。
奧巴馬政權後期，2015年左右，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國際政治學者和美國外交專家之間就發生了關於對華關係的大辯論。2015年3月，美國外交學會發布了由前美國駐印度大使布拉克韋爾(Robert Blackwill)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泰利斯(Ashley J. Tellis)合寫的長篇報告，呼籲實質性地修改美國對華大戰略，引起廣泛重視。報告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現在是並將在今後幾十年中都是美國最主要的競爭者……美國把中國融入自由國際體系的努力現在導致對美國在亞洲卓越地位的威脅，並最終可能對美國的全球權利產生嚴重的挑戰。……為此美國需要一個新的大戰略，其核心是平衡中國國力的崛起，而不是繼續幫助它的上升……雖然有中東的混亂以及與俄羅斯的關繫緊張，但是美國總統在今後幾十年中要集中力量處理對美國最大的戰略挑戰，即中國國力的崛起。”其潛台詞是認為，美國80年代以來對中國實行接觸與和平演變戰略計劃，通過將中國納入自由國際體系，使中國成為美國霸權體系“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即經濟上使中國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外資化變成美國半殖民地，外交上使中國服從美國帝國主義霸權主導的國際秩序，政治上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扶持傀儡政權。
1978至2008年，美國對華整體上相對友好，認為對中國的接觸戰略及和平演變戰略是相對成功的，本來，美國認為可以順利將中國肢解的。眾所周知，如果沒有新自由主義勢力對改革開放的干擾和破壞，中國保持新中國建國以來一直有的“兩彈一星”精神和模式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中國工業應該比現在的狀態要“厲害”得多得多——這是美國的培植的公知及公知偽裝成的新權威主義五毛們都極力否認的基本事實，他們都否認新自由主義勢力對中國的經濟、金融和工業產生了嚴重的破壞。
2011年初，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在王府井煽動顏色革命，被信奉馬列主義的青年愛國網民活捉，美國人開始意識到，單純輸出自由主義普世價值以及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等傳統毒藥無法肢解中國，無法邊緣化馬列主義在中國新一代青年和勞動人民中的巨大影響，消解中國廣大民眾對美國的仇恨和敵視。因此，美國一方面在外交上對中國採取了全面圍堵進攻戰略，另一方面則從內部採取了新的針對中國的輿論戰、心理戰及和平演變手段，開始用扶持新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五毛的方式，試圖邊緣化中國國內馬克思主義愛國力量的影響，扶持中國國內親美的新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的親美勢力上台（類似皮諾切特、蘇哈托、蔣介石之類的人物，經濟上搞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政治上搞獨裁專政鎮壓左翼底層力量），逼迫中國走和平演變、自我瓦解之路。這就是美國2009-2013年試圖穩住俄羅斯，集中力量圍堵中國的第一波嘗試的由來。
值得關注的是，2009年美國開始緩和與俄羅斯關係集中力量對抗中國，其直接背景是2008年8月俄格戰爭，親西方的格魯吉亞軍隊深受重創，這次戰爭是車臣戰爭後俄羅斯走向真正復興的一個標誌性事件。2003年至2005年，美國及西方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先後發動顏色革命，對俄羅斯步步緊逼。而2008年俄格戰爭之後，整個中亞局勢發生深刻改變，天平導向俄羅斯一邊，俄羅斯隨後將中亞地區親美親西方勢力逐漸排擠。而美國雖然對俄羅斯普京進行了強烈譴責，聲討俄羅斯已經“入侵了一個主權鄰國”，美國不可接受，並同意給格魯吉亞10億美元的援助。雖然在格魯吉亞及南奧塞梯問題上，美俄關係高度緊張，然而美國對俄羅斯的真正戰略，卻是2009年-2013年對俄羅斯的全面拉攏政策。
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2015年外交政策大辯論，美國將中國定性為是比俄羅斯更大的敵人，是在俄羅斯2014年在東烏克蘭及克里米亞問題上重創美國和西方之後。除此之外，俄羅斯強力反對美國和西方顛覆敘利亞政權，並在2015年派出軍事力量徹底扭轉了敘利亞局勢，使美國顛覆敘利亞政權的計劃功虧一簣。
2009年以來，奧巴馬政權向俄羅斯開出的價碼是，北約東擴到此為止，對俄羅斯在獨聯體國家的利益保持一定程度尊重，俄羅斯作為一個地區強國納入美國霸權體系。面對美國對俄羅斯的緩和姿態及拉攏戰略，面對美國試圖穩住俄羅斯將主要精力對付中國的心理，普京的選擇不是立刻軟下來服從美國的安排，而是全面清理葉利欽時代美國在俄羅斯周邊布下的重重地雷，抓緊機會擴張自己的實力，其戰略意圖是逼迫美國承認自己的勢力範圍，作為一個傳統的世界大國而與美國和解，為俄羅斯爭取更多的權力和利益，而不是簡單地屈從於美國的霸權。實際上，多年以來，普京及其俄羅斯像當年中國的毛澤東一樣，一直站在和美國及西方鬥爭的第一線，比如，在2011年3月21日，普京就曾抨擊聯合國授權對利比亞採取軍事行動的決議就像是“歐洲中世紀十字軍東征的號令”，並嚴厲批評美國動不動就訴諸武力。他指出，美國對前南聯盟、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採取了軍事干預行動。他說：“現在輪到了利比亞。……所有這些行動都是打着保護平民的幌子。哪有什麼道理？哪有什麼良心？既沒道理，又沒良心。”熟悉美國地緣政治策略的人應該清楚，普京對美國的強硬，是由於其國內政治基礎的穩固，而如果美國不能顛覆普京政權的話，它最終不得不會向普京伸出橄欖枝，就像對待毛澤東的中國那樣。
因為2014年以來克里米亞問題及敘利亞問題上的矛盾，為了防止普京在中美間左右逢源，美國加大了對俄羅斯普京的經濟和金融制裁，美國非常清楚，如果中國不能補償俄羅斯的經濟損失，一旦美國後面決定伸出橄欖枝，民族主義者普京就會相對廉價地導向美國。反觀中國，雖然台灣問題對中國的重要性遠大於克里米亞之於俄羅斯，中國收復台灣的合法性也遠大於俄羅斯占領克里米亞，然而，中國並沒有在台灣問題上採取俄羅斯式的全面強硬反擊美國和西方的做法。而在中東敘利亞等問題上，俄羅斯又站在對抗美國及西方的第一線，隱然類似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中中國所發揮的角色。而美國今天的選擇恰恰和1970年代的選擇一樣，最終決定準備和打不敗的對手俄羅斯的普京握手言和，而將鬥爭矛頭對準對美國不斷妥協退讓的中國。
總而言之，特朗普政權之所以以非常強硬的政策對抗中國，主要原因不是因為中國顛覆了國際秩序，妨礙了美國的國家利益，恰恰相反，中國所做的，與俄羅斯所作的，不可同日而語。普京執政俄羅斯18年來，先後通過車臣戰爭、俄格戰爭、克里米亞戰爭、東烏克蘭戰爭、敘利亞戰爭五場戰爭，步步為營，從俄羅斯的核心到外圍，不斷擊退美國和西方勢力，最終攻入美國帝國的心臟中東，使美國稱霸世界的計劃基本上面臨夭折。
不僅如此，普京在輿論戰、媒體戰、心理戰等方面利用“今日俄羅斯”等平台也讓美國大傷腦筋。美國認為俄羅斯政權內部已經比較團結和穩固，親美自由派已經基本江河日下，而且普京的反對派越來越左傾，美國推翻了普京，上台的會比普京更加反美與懷念蘇聯。與之相反的是，中國國內則存在強大的新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的西化派勢力，美國仍然希望在中國方向取得戰略突破。
奧巴馬政權當時已經制定了聯俄反華的基本戰略，特朗普政權又進一步深化了此戰略，其根本原因是，中國對美國還遠遠不夠強硬，也沒有對美國霸權造成任何實質性的觸動和傷害，但是美國卻認為通過金融戰、貿易戰、科技戰、輿論戰，美國能夠從中國身上剝削和榨取的利潤和財富，卻大於俄羅斯。
其實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美國為了防止中國與蘇聯結盟，就曾向中國伸出橄欖枝，毛澤東的做法則是先後在朝鮮戰場和越南戰場重創、重傷美國，美帝國岌岌可危的時候，美國不得不向毛澤東的中國低頭屈服，抽出手來集中精力對付赫魯曉夫時代以來一直對美相對軟弱的蘇聯。因此，整個冷戰的故事，就是毛澤東重創美國，使美國被迫與中國握手言和，美國集中精力瓦解了蘇聯。
今天，飽受失敗苦衷的俄羅斯汲取教訓，痛定思痛，今天的普京全面採納了毛澤東的戰略，面對美國的拉攏沒有猶豫和妥協退步，而是果斷地清洗國內親美資本寡頭的同時，通過車臣戰爭、俄格戰爭、克里米亞戰爭、東烏克蘭戰爭、敘利亞戰爭重創美國，迫使美國對俄羅斯不斷妥協讓步，這種情況下，美國自然會將主要精力和資源集中起來對付中國。新冷戰時代，中國一定要汲取蘇聯因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們發展壯大而亡黨亡國的歷史教訓。
二、從美國中東隱秘戰略看美國外交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及稱霸世界的戰略計劃從美國對俄、對華戰略可以明確看出，今天特朗普政權的種種政策絕非突變，它不過是美國霸權邏輯的自然發展和延申，是對之前歷屆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繼承與發展。這一點在中東戰略上同樣可以體現出來。
1993年，冷戰剛剛結束，美國壟斷財團的頭號智囊布熱津斯基便“預言”：“伊斯蘭教的政治覺醒不僅會引發在北面與殘餘的俄羅斯帝國主義衝撞，而且還可能在南面與美國的統治抗爭。”[63]布熱津斯基還在歐亞大陸上劃出了一個“充滿激烈動盪漩渦”的長“橢圓形”：“它從西向東，由亞得里亞海至巴爾幹各國，一直到中國新疆地區的邊界；由南向北，環繞波斯灣，包括中東部分，南面的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和北面的沿俄羅斯-哈薩克邊界的全部中亞地區，一直到沿俄羅斯-烏克蘭的邊界。因此，這個長橢圓形包括東南歐部分、中東和波斯灣地區，除此之外，還有前蘇聯的南部地區。”[5]
眾所周知，布熱津斯基的“預言”之所以一貫準確，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能很大程度上主導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可以說，冷戰結束後的20年裡，全世界的熱點、焦點幾乎沒有離開布熱津斯基所劃的這個“橢圓形”：1991年及2003年針對伊拉克的兩次海灣戰爭發生在這個橢圓形的中部；1999年由科索沃危機引發針對南斯拉夫的轟炸和肢解發生在這個橢圓形的西部邊緣；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發生在這個橢圓形的中部；2011年初開始的“茉莉花革命”的首發地突尼斯處於這個橢圓形的西南邊緣，這場來勢兇猛的大火一直向東燃燒，掃過埃及和利比亞，蔓延到了橢圓形的中央地帶敘利亞和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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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熱津斯基所劃的這個“橢圓形”，正是歐亞大陸上石油及各種礦產資源豐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興盛、地緣戰略位置重要（能向東、向北輻射中國和俄羅斯）而政治宗教問題卻極度複雜的地區。他之所以一直多年看重並籌劃這個“橢圓形”，是吸取了美國二戰後的經驗教訓。二戰後，美國先後遭受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巨大失敗，一度陷入歷史的低谷。七十年代，美國不得不進行外交轉型，一方面美國緩和與中國的關係，集中精力對付蘇聯。另一方面，美國大量扶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激進勢力，不斷向蘇聯勢力範圍及蘇聯境內滲透。而這兩項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實施者，正是布熱津斯基。
布熱津斯基在70年代末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即大力援助遜尼派原教旨主義激進勢力以對抗蘇聯和中東地區的反美力量。1998年1月15日，布熱津斯基【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1977～1981），美國頂級智囊】在接受法國“新觀察”（Le Nouvel Observateur）的採訪中，透露早在1979年，美國為了對抗蘇聯，就開始扶持和支援遜尼派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分子：[6]

【問：中央情報局前局長蓋茲（按：Robert Gates，現任國防部長）在其回憶錄（From the Shadow）指出，美國情報當局在蘇聯軍事干預阿富汗之前6個月即已開始支援阿富汗民兵。此期間你正擔任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自然在此事件中起很大作用。事情真是如此嗎？

布：對，根據官方版本對這段歷史的介紹，中情局對民兵的援助始於1980年，這表示，遲於蘇聯進攻阿富汗的1979年12月24日。該真相至今對外密不宣布，而實際情況卻是另一回事。卡特總統早於1979年7月3日便簽署了第一道秘密援助喀布爾親蘇政府的反對派的命令。就那一天，我給卡特總統遞了張條子，說明據我判斷該援助計劃將誘使蘇聯進行軍事干預。

問：儘管冒着風險，你仍舊支持這個秘密行動計劃，或說明你根本就樂見蘇聯陷入戰爭，而刻意加以引誘？

布：也不完全如此，我們可沒逼迫蘇聯進行干預，而只是有意地提高其可能性。

問：蘇聯提出辯解，說是其干預行動的目的在於對付美國在阿富汗的秘密行動。儘管他們的辯解不能取信於人，卻說的是實話，今天你不覺得有些過意不去嗎？

布：過意不去？這又是為什麼？進行秘密援助根本就是個高招。它的結果就是讓蘇聯跌進阿富汗這陷阱。你怎麼會覺得我該過意不去？當蘇聯隊伍跨越邊境的那一天，我寫信給卡特總統說，我們終於等到個機會，讓蘇聯也淌入一場越戰。幾近10年時光，蘇聯果真陷入了一場令其政府無法支撐的戰爭，使得該帝國信心喪盡、分崩離析。

問：那麼你們支持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使得這些未來的恐怖分子又有武裝，又有技術，你也毫不後悔嗎？

布：就世界歷程而言，究竟什麼是最重要？是塔利班重要呢？還是蘇聯帝國的崩潰？是些瞎鬧鬧的穆斯林重要呢？還是解放東歐和結束冷戰？

問：瞎鬧鬧的穆斯林？不是一再有人強調當前全球最大的禍患就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嗎？

布：這是無稽之談！如果認為西方非得採取全球戰略來對付伊斯蘭，則是愚蠢不過。我們只要理性地加以觀察，不要煽情，不帶情緒，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全球性伊斯蘭教運動，伊斯蘭只不過是個擁有15億信徒的宗教。難道在沙特阿拉伯原教旨主義、摩洛哥溫和派、巴基斯坦軍國主義、親西方的埃及、或世俗化的中亞之間有任何共同點嗎？他們之間的聯繫決不會比基督教國家之間更多。】

總之，在布熱津斯基的主導下，美國里根政權就已經制定了扶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勢力對抗蘇聯的戰略計劃。血腥殘暴的恐怖組織向來不是美國的天然敵人，一旦某個恐怖組織有了利用價值，美國就會立馬轉而成為其親密戰友，比如中國的新疆的jiang獨暴恐勢力，比如俄羅斯的車臣暴恐勢力，都得到了美國和西方的大力資助。自1979年開始，在蘇聯進攻阿富汗前，為了驅逐蘇聯在阿富汗的勢力，美國里根政府大力支持包括本拉登在內的一批遜尼派原教旨主義激進勢力，為其提供“毒刺”地對空導彈，援助資金則從1982年的3500萬美元，發展到1987年的6000萬美元。美國總統里根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和聖戰者的合影，是對美帝偽善最有力的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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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里根在總統辦公室會見阿富汗聖戰組織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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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1月9日，羅納德·里根總統在美國總統辦公室會見阿富汗抵抗聯盟時任主席拉巴尼。拉巴尼是蘇阿戰爭期間的聖戰組織領導人，他當時獲得了美國的軍事和財政援助，作為穆斯林青年組織的領袖和喀布爾大學的教師，拉巴尼也是把伊斯蘭激進主義引入阿富汗的關鍵人物）

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情局在阿富汗的代理人成為跨境毒品貿易的主導者。中情局默許阿富汗抵抗運動從事鴉片生產和販運，用以籌集糧食和武器。根據1986年美國國務院頗具“指導性”的報告的描述，鴉片“是一個飽經戰爭蹂躪國家的理想作物，因為它需要的資金投入很少，發展迅速，且便於運輸和交易”。1990年5月，隨着針對蘇聯的秘密戰爭接近尾聲，《華盛頓郵報》披露了美國官員長期以來拒絕調查關於其阿富汗“友軍”頭目們從事毒品交易的指控的事實。事實上，前中情局阿富汗行動負責人查爾斯·科根曾對此毫不諱言，“我們不需要為沒有進行這些毒品交易調查而道歉，當然（放縱）毒品（種植和貿易）是有後果的，但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對蘇聯造成儘可能大的傷害。”蘇聯解體後，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那些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又將矛頭轉向美國。
在90年代末期，塔利班執政時期，阿富汗罌粟種植和毒品生產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自2001年美國向該國發動侵略以來，罌粟種植和毒品生產急劇上升。根據“聯合國反對毒品和犯罪辦事處”的統計，2001年在塔利班政權的統治下，由於毒品禁令，阿富汗鴉片的產量只有185噸。
2001年年底塔利班政權被推翻後，塔利班政權禁止阿富汗農民種植鴉片的法令隨之被推翻。2002年美國（和北約國反恐駐軍）在阿富汗扶植傀儡政權後，阿富汗的鴉片產量猛升到3400噸。2003年阿富汗生產了3600噸鴉片，占世界鴉片產量的三分之二。駐阿外國軍隊是導致該國毒品向國際市場走私和擴大的罪魁禍首。美國中情局內部人士承認，黑水保安公司以及與美國軍隊和國防部有關人員的參與對阿富汗生產和走私毒品起有決定性的作用。據加拿大全球研究網站的報道，美國每年在毒品走私地區的收入為500億美元，中情局在阿富汗的費用由阿富汗的海洛因收入來保障。
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蘇聯被顛覆後，美國經過數年的醞釀，制定了繼續陸續顛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伊朗、朝鮮、中國、俄羅斯，最後稱霸時間的“世界新秩序”計劃。對於美國的阿富汗戰爭，中國通過開放瓦罕走廊等方式予以支持。美國軍事、政治、經濟力量進入阿富汗後，表面上是反恐，是實質上卻是美國通過在阿富汗擴張的勢力，加大了阿富汗毒品生產和貿易，其中相當大的毒品利潤最終流入新疆jiang獨勢力手中，這是2001年以來新疆局勢持續惡化的重要地緣政治背景。總之，jiang獨勢力2001以來在中國的發展壯大，其重要背景就是美國全面的大力支持、扶植。
眾所周知，2011年以來，奧巴馬政府在利比亞戰爭和敘利亞戰爭中扶植了以伊斯蘭國為代表大量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分子來對抗卡扎菲和阿薩德反美政權。2015年7月29日，半島電視台報道對美國國防部情報局前局長邁克爾·弗林（Michael Flynn）做了一期對話節目，採訪中Flynn透露了大量內幕。在訪談中，主持人向Flynn尖銳地提問：

【“在三年前即2012年，你履職的機構稱，薩拉菲派，穆斯林兄弟和伊拉克基地組織是推動敘利亞叛亂分子的主要力量。2012年，美國在這三股力量當中協調武器轉讓，如果你擔心所謂的伊斯蘭極端分子的崛起，你為什麼不阻止呢？”】

在節目中，Flynn表示，美國並不是從2012年起才意識到有極端分子進入美國等西方國家所支持的敘利亞反叛軍，Flynn稱，“我的意思在2011年我們可以做出另外的決定，那個時候我們將要面臨的境況是非常清楚的。”Flynn表示，這份寫於2012年的報告也呈給了美國高層並引發爭論，Flynn希望阻止ISI等恐怖主義勢力，但美國政府沒有採納其建議。Flynn稱：“我認為政府沒有聽。我確信這份情報非常清晰，現在關鍵的是政策是否也同樣清晰。我認為現在的政策是不清晰的。”當被問及美國政府是否是對報告及Flynn的分析“視而不見”時，Flynn披露關鍵信息：“我認為他們不是視而不見，而是他們做了一個決定。我認為這是一個故意的決定。他們現在所做的都是故意的。你真的有必要去問問總統，在有替代政策的情況下，他到底要做什麼？因為這令人非常困惑。”
顯然，在Flynn看來，ISIS的崛起和伊斯蘭國的建立，是美國政府“故意的決定”，而不是美國政府“視而不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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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國對這股勢力的支持，自小布什時代就開始了。2007年5月3日，美國《紐約客》雜誌及網站發表了美國頂尖調查記者、美軍越南“美萊大屠殺”真相披露者、1970年的普利策國際報道獎獲得者西摩·M·赫什的文章《重定向——美國政府的新政策將會幫助我們反恐戰爭中的敵人？》。文章披露，薩達姆政權被推翻後，什葉派在伊拉克的崛起客觀上增強了伊朗的在中東的勢力。因此小布什政權於2007年初就決定採取秘密行動，扶植遜尼派極端勢力來消滅什葉派的伊朗，而這項政策將導致同情“基地組織”的遜尼派穆斯林極端主義團體到美國的支持。
文章稱：

【過去幾個月裡，隨着伊拉克形勢的惡化，布什政府——包括公共外交和秘密行動，在中東戰略上出現大轉向。“重定向”，一些白宮內部人士如此稱呼這個新戰略。該戰略推動美國在部分地區捲入不斷擴大的遜尼派和什葉派穆斯林之間的宗派衝突，使得美國更加趨於與伊朗公開對抗。布什政府已經決定摧毀什葉派為主體的伊朗，這意味着布什政府已經重新配置它在中東地區的優先事項。政府已經與遜尼派的沙特政府合作展開秘密行動，目的是削弱黎巴嫩真主黨——這是由伊朗支持的什葉派組織。美國也參與了針對伊朗及其盟友敘利亞的秘密行動。這些活動的附帶結果是，那些一直信奉伊斯蘭激進思想、敵視美國、同情“基地組織”的遜尼派穆斯林極端主義團體將得到美國的支持。新戰略矛盾的地方在於，伊拉克絕大多數暴力活動是遜尼派干的，而不是什葉派。但對布什政府來說，伊拉克戰爭最大的未估計到的負面結果是伊朗勢力的增長。新戰略是“美國政策的一次重要轉變——堪稱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一位與以色列關係密切的美國顧問表示。遜尼派國家“被什葉派的回潮嚇得目瞪口呆，而在伊拉克對我們向什葉派下注的怨恨日益增長”，“我們不能逆轉什葉派在伊拉克的優勢，但是我們可以控制他們。”】

從布什政府前期的反恐戰爭到布什末期的”戰略轉向”，再到奧巴馬的“蕭規曹隨”，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在全世界的布局是連續的、相輔相成的，而不是斷裂的、相互否定的。換句話說，在美國，究竟是布什在台上還是奧巴馬在台上，沒有根本性差別，美國的政策及戰略動向是一以貫之的。假如奧巴馬2000年上台，照樣會發動戰爭入侵伊拉克，假如布什2008年上台，照樣會採取顛覆利比亞、敘利亞的既定戰略。似乎無論是什麼政府上台，都無法改變美國既定的世界戰略。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則完全不同，內政外交忽東忽西、忽左忽右，老一代領導人去世後，新一代上台就徹底否定前者搞徹底性的改革，直到最終崩潰。奧巴馬在競選中利用民眾對布什的不滿情緒說了太多的“改革”、“改變”，但上台後仍然是蕭規曹隨。在美國真正決定國家走向的是一個以白人壟斷財團幕後的隱形統治集團，這個集團牢牢把握了美國最高統治權力並不受外界各種勢力的干擾，因此美國的內外政策才能在幾代人的時間裡保持連貫。
眾所周知，2013年，正當美國奧巴馬政權集中精力利用“伊拉克伊斯蘭國”、敘利亞“勝利陣線”等恐怖勢力攻打敘利亞政權時，美國向伊朗伸出了橄欖枝，溫和派伊朗總統魯哈尼上台的三個月後奧巴馬就罕見地致電魯哈尼，與此同時伊核談判也史無前例地進展順利。奧巴馬政權的戰略計劃非常明顯：首先是試圖對伊朗魯哈尼政權進一步進行和平演變，讓伊朗經濟更加私有化、市場化、外資化、美元化，通過接觸方式在伊朗培植更多更強的親美勢力。當然，更重要的則是分化瓦解伊朗-敘利亞聯盟，在美國及北約出兵顛覆敘利亞政權時，防止伊朗出兵干預。這和它試圖穩住俄羅斯，優先圍攻中國的策略是一以貫之的。這不過是秦始皇當年就運用熟練的合縱連橫之術。2015年7月，伊朗與美國達成伊核問題全面協議，伊朗似乎馬上就能重返國際社會了。
關鍵時刻，普京於2015年9月開始，果斷出兵敘利亞，扭轉了整個敘利亞戰場的局勢，從此，伊斯蘭國及敘利亞反對派的力量不斷被壓縮。奧巴馬政府及共和黨極右翼勢力本來的計劃，是秘密資助伊斯蘭國等恐怖主義勢力，等待他們推翻敘利亞、黎巴嫩等政權並對伊朗造成巨大傷害後，再以反恐為名名正言順地出兵敘利亞，扶持傀儡政權。即便是2015年9月年俄國已經出兵敘利亞前及隨後的一段時間內，美國在敘利亞的武裝力量一直在幫助伊斯蘭國對抗阿薩德政權。然而，讓美國始料不及的是，俄羅斯的普京敢於果斷出兵，伊斯蘭國及敘利亞反對派在俄國軍事力量面前不堪一擊。直到伊斯蘭國接近覆滅、敘利亞戰爭接近尾聲、阿薩德政權已經完全穩固的時刻，美國特朗普政權才抓緊“止損”，正式攻擊伊斯蘭國。
毫無疑問，在敘利亞戰場這種局面下，美國之前制定的拉攏穩住伊朗、集中顛覆敘利亞的戰略已經完全失敗，這就是特朗普政府全面撕毀伊核協議的根本原因。如果今天奧巴馬政府在台上，也會擱置乃至逆轉與伊朗的和解進程，以防止俄羅斯-伊朗-敘利亞聯盟在中東的全面壯大。
實際上，伊朗的綜合力量遠比敘利亞強大，其內部也比敘利亞團結，正因為伊朗難以顛覆，敘利亞是薄弱環節，美國才制定了“穩伊攻敘”的戰略計劃。同樣，中國國內存在強大的親美新自由主義勢力，是美國決定優先打擊中國的重要原因。美國在顛覆敘利亞和伊朗問題上受挫，征服世界的時間表被俄羅斯普京暫時破壞，這是今天特朗普上台後，中國戰略壓力陡增的重要原因，這是美國決定集中精力對付中國的重要國際因素。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推行全面反華反共政策，其國內原因則是由於內部階級矛盾的激化，極右翼准法西斯主義勢力上台，美國急需通過搞垮中國來獲得巨額收益以緩和其內部危機。
如果今天中國清理內部親美的新自由主義勢力後，在台灣、南海、東海、朝鮮等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能夠像俄羅斯普京那樣，果斷維護自身的核心利益，不斷斬斷美國伸出的觸角及黑手，對美國在這些領域的帝國主義霸權干涉進行果斷反擊，甚至展示出比俄羅斯普京更加強大的衝擊美國帝國主義霸權的力量，美國才有可能放棄“穩俄攻華”的戰略計劃，美國才有可能像當年對毛澤東的中國、昨天對伊朗、今天對俄羅斯那樣，對中國伸出橄欖枝。
無論是中國的歷史經驗還是俄羅斯的現實經驗都告訴我們，只有敢於鬥爭、勇於鬥爭，並在鬥爭中打疼打怕美國，中美之間才有可能存在“和平與發展”，才會有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三、中國一帶一路、反腐、自主創新等戰略轉型已晚了十年，今天應奮起直追上文說到，在錯誤輿論的誤導下，有學者非常天真地認為，小布什上台後本來是要將中國當做主要敵人的，但是911事件的爆發，使美國打了10年的反恐戰爭，給了中國一個寶貴的戰略機遇期。然而，從美國邪惡軸心理論及稱霸世界的計劃來看，美國肯定是要試圖先消滅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反美政權，最後再集中力量對付中俄。如果2001年美國的小布什政權就像2011年的奧巴馬政權那樣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或者像今天特朗普政權那樣，將主要矛頭對準中國，大搞貿易戰、金融戰、網絡戰、輿論戰及軍事圍堵，那麼很可能迫使中國在2001年起就會考慮脫離美元霸權體系，實施一帶一路戰略，那麼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伊朗等反美政權和政治力量的基本盤很可能會在中國及俄羅斯的強力幫助下得到鞏固和加強。因此，美國先把中東反美政權推翻，使恐怖主義和親美政治力量在中東得到迅猛發展以後，再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將矛頭對準中國，這是非常高明和自然的戰略選擇，從小布什到奧巴馬再到今天的特朗普，美國的外交戰略是一脈相承的。
實際上中國著名企業華為正是於2000年進入中東和非洲，隨後於2001年迅速擴大到東南亞，然後是歐洲，正是這樣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第三世界市場戰略，使走自主創新路線的華為模式在中國市場被西方占領的情況下取得了巨大成功。如果中國在2000年就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和自主創新戰略，推動中國龐大的國有企業、國有工業（當時很多被破產和私有化的國企技術積累和管理模式比那時的華為要先進很多）和民營企業走自主創新和向第三世界發展之路，這意味着提前10年將華為模式上升為國家戰略，那麼我們今天的一帶一路戰略遇到的阻力和困難就會少很多。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自主創新和一帶一路戰略實際上晚提出和實施了十年。
同樣，如果我們今天的反腐敗工程、消除兩極分化的民生工程，再加上自主創新和一帶一路戰略能夠在2001年左右就實施下去，依靠新中國前四十年積累的戰略資產，到2018年的今天中國恐怕早已將美帝斬落馬下了。如果從1991年開始，即便是從2001年開始，中國能夠排除林毅夫、吳敬璉們的錯誤干擾破壞，按照馬賓等馬克思主義學者幹部主張，以兩彈一星的精神和戰略發展中國的自主芯片，今天中國的芯片產業今天應該能夠在這近20年的時間內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面對美國的貿易戰絲毫不用恐懼。正因為我們欠債太多，使親美的新自由主義買辦勢力發展到今天尾大不掉，這成為未來美國顛覆中國最大的殺手鐧。
1939年6月1日希特勒閃擊波蘭的原因是，斯大林1925年開始的工業化已經卓有成效，納粹不得不通過掠奪其它國家來完成做對蘇戰爭準備。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對美開戰而不是像美國慫恿的對蘇作戰，關鍵原因是1939諾門坎戰役中日本的北進嘗試遭受蘇聯的重擊而破產。同樣，2016年特朗普政權上台後，之所以仍然延續奧巴馬政權的戰略，試圖緩和與俄羅斯的關係，並把主要經濟、金融、網絡、軍事作戰資源瞄準中國，關鍵原因是之前俄羅斯普京連續通過車臣戰爭、俄格戰爭等方式不斷擠壓美國勢力在自身周邊的滲透進攻，此後不僅僅經受住了美國的經濟制裁和各種遏制，還在敘利亞（阿勒頗戰役）及東烏克蘭兩個地方重創美國戰略，使美國幾屆政府依次消滅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伊朗、中國、俄羅斯等所謂邪惡軸心的戰略遭受重創。
1949年建國後，是新中國硬實力最虛弱的時候，美國的大戰略，一直就是“柿子專挑軟的捏”、“打不敗的對手就是朋友”，那時候美國是怎麼對付中國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封鎖台灣海峽，核武器進台灣”。然而，新中國在朝鮮、越南戰場徹底將美國打怕打疼了，中國1970年後又擁有了兩彈一星核潛艇，中國工業真正蒸蒸日上的時候，美國極右翼勢力的代表尼克松只能到毛澤東書房進行朝覲，並將主要精力用於和平演變蘇聯和鎮壓拉美共產黨左翼力量。
今天美國特朗普政權對中國全面轉向強硬，其戰術原因是其和平演變中國的政治計劃，一方面得到很大的推進，另一方面又因十八大等等原因沒有徹底完成。2000年，在和中國的入世談判的最後關頭，克林頓在霍普金斯大學的演講中曾指出，美國讓中國加入世貿的根本目的，就是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通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不僅僅是同意進口更多的產品，而是同意進口民主最珍視的價值之一，即經濟自由。”“當個人擁有不只是夢想的力量，而是實現他們的夢想時，他們會要求更大的發言權。”而里根政府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亨利·羅文（Henry Rowen）也曾經極其樂觀的預測，中國將在2015年“加入民主國家俱樂部”，當時他預計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7000美元。十八大前，中國國家形勢也岌岌可危。然而，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忘初心，校正了黨和國家前進的航向，使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及顏色革命計劃遭受史無前例的最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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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國特朗普政權對中國全面轉向強硬，其戰略原因則是美國通過向中國輸出新自由主義思潮和勢力，成功破壞瓦解了中國的核心工業體系，並且對中國知識分子和幹部群體進行了有效的洗腦工程，知識分子大面積西化親美，黨員幹部大面積腐敗變質，被國內外資本所俘獲收買，中國存在異常強大的親美的新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勢力——他們一方面貌似擁護黨的領導，宣布自己是五毛乃至最大的五毛，甚至主張縱容腐敗，認為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如高層智囊張維迎），另一方面卻極力主張私有化、市場化，他們採用捧殺的方式，鼓吹中國通過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實現了大國崛起，變成了“中華帝國主義”，他們認為中國正在全世界搞新殖民主義和新帝國主義，為特朗普對華貿易戰、金融戰製造口實；他們主張取消顛覆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的基本經濟制度，國家主張用獨裁方式鎮壓勞動人民及馬克思主義愛國力量——這是中國相比俄羅斯而言最大的弱點。中國今天物質財富乃至軍事力量雖然遠比之前富足與強大，但是在美國看來卻處於1972年（當時中國已經有兩彈一星）以來相對美國最虛弱的時期。
如果美國不能通過強硬打壓、圍堵、遏制政策使中國向美國屈服，使中國接受美國和平演變、顏色革命、國家肢解的對華計劃方案，那麼可以預見的是，未來美國在華新自由主義勢力和和平演變勢力將遭受挫折，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被新自由主義勢力干擾和破壞的工業、金融將在“兩彈一星核潛艇”精神下得到復興，再加上強大的黨的領導和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保障，美國會無可奈何地將實現了偉大復興的中華民族，當作打不敗的對手。

2018年8月17日

[1]參見紐約時報網站刊登的報告全文，《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 ... 120106-PENTAGON.PDF
[2]布熱津斯基：《After America》，美國《外交政策》雜誌，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01/03/after_america
[3]鄭羽：《普京重新執政後的俄美關係》，《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4年第5期
[4]鄭羽：《普京重新執政後的俄美關係》，《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4年第5期
[5]布熱津斯基：《大失控與大失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76頁
[6]The CIA's Intervention in Afghanistan，Interview with Zbigniew Brzezinski ，http://www.globalresearch.ca/articles/BRZ110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