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新中國》北美洲巡迴講演錄（續）

　　我現在來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由來和發展，看一看由中國共產革命所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究竟象不象一個新中國。為此，我也將中國共產革命、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程，分為三大歷史階段。第一大階段，即從中共一九二零年八月建黨到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國民革命陣營。第二大階段，即從一九二七到一九四九。第三個大階段，從一九四九年直到現在。

　　先說第一大歷史階段。本階段也分為前後兩期：它的前期自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七，主要是中共在蘇聯命令下參加、誘逼、直到公然背叛中國國民革命的時期；它的後期從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是中共在蘇聯命令和直接指揮下，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叛亂和叛國時期。

　　我首先要說明的是，蘇聯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之時，正是中國處於辛亥之後國民革命和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反覆較量的歷史時期。志在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勳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真復辟”的民主力量，特別是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已經歷經了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和第一次護法運動，正處在艱難的第二次護法運動之中。其次，蘇聯在此時命令剛剛由它製造的國際共產黨中國支部，即中國共產黨，以黨員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它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以混淆兩種不同性質的革命為手段，通過製造中國國民革命的混亂，借中國國民革命以發動中國的共產革命。因為，在中國，問世不久的中國共產黨，要想在蘇聯的領導之下發動中國的共產革命，還缺少足夠的影響和力量來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抗衡。相反，只有藉助國民革命才能發動共產革命。這是蘇俄的認識和策略，是蘇聯共產黨曾在本國使用過的老手段，也是列寧、斯大林之所以要策劃支援孫中山國民革命陰謀的要害所在。所謂沒有“白吃的午餐”罷了。中共成功以後，曾一再得意地說過：那時候，我們對國民黨搞的就是“挖心戰術”。這句話，倒是真正戳破了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天機”。在明白了上述兩個基本的背景之後，我們就能對中共在本階段參加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的目的和手段有了明辨的歷史基礎。

　　蘇聯命令中共參加國民黨和國民革命以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第一個手段，就是參加國民黨以分裂國民黨。在此，我可以用一些簡潔的事實來證明它：

　　首先，國民黨一大之前，蘇聯顧問鮑羅廷就已經對廖仲愷說：“國民黨裡面有左右派之分”。國民黨一大之後，中共的創建者維津斯基又更加明確地對共產黨說：“共產黨人要在國民黨裡面支持左派，打擊右派。”

　　其次，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已經宣稱：“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 派之爭。所以假使我們現在因為鞏固和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兩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要是把這句話反過來說就是：“如果我們調和了國民黨兩派，鞏固和擴大了國民黨，我們就犯了錯誤。”中共參加國民黨的用心豈非昭然若揭。從此，不親俄不親共的國民黨就成了“右派”，甚至被罵成是“反革命派”了。

　　再就是，一九二六年元月國民黨“二大”前，中共已經決定：“要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 團結國民黨左派，孤立國民黨中派，打擊國民黨右派。”還決定要“在國民黨代表大會代表的總數中，我們共產黨身份的國民黨員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事實確如中共所願。中共現代史教科書就指出，在國民黨的“二大”上，共產黨身份的代表確已占了三分之二以上。而在國民黨人自己的大會上，由共產黨身份的代表提案，使得國民黨元老謝持和鄒魯被開除黨籍，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沈炫廬、葉楚傖等十二人被警告，國民黨的中堅人物戴季陶等人被斥以訓令，國民黨的骨幹力量在大會中紛紛落選……。由此看來，蘇聯命令中共參加國民黨以分裂國民黨的目的幾乎超額達成。

　　蘇聯命令中共參加國民黨和國民革命以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第二個手段，就是指使中共在國民黨中發展共產黨，竊奪國民革命領導權，以實現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的目的。雖然“孫文越飛宣言”曾明確宣稱：“共產組織和共產制度不得移植於中國之內”，但是，一九二三年共青團“二大”宣言卻稱：“應努力協助共產黨，擴大國民黨中的共產黨潭全中國”。所以，國民黨“一大”之後，中共就立即開始了在國民黨內組織秘密黨團，發展共產黨組織。

　　此後，在國民黨“二大”上得逞的中國共產黨，終於造成共產黨身份的國民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在各項選舉結果中占有了絕對優勢：在國民黨中央各部，毛澤東代汪精衛任宣傳部長，共產黨人馮菊坡代胡漢民任中央工人部長，國民黨極左派彭澤民任海外部長，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由共產黨人譚平山和林祖涵掌控，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由譚平山擔任，其部員共二十九人，共產黨竟然占了二十六人。國民革命軍六個軍的政治部主任，只有第四軍政治部主任不是共產黨，其餘全部由共產黨擔任。所以中共的現代史教科書才宣稱：“各地的國民黨組織通過重新登記改造，幾乎為共產黨所主持”。其間，中共還在黃埔軍校建立了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以宣傳共產主義，反對三民主義，意圖擴張自己在國民革命軍中的勢力。

　　對此，另一個有力的證明是：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上曾宣稱，“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是要服從國民黨主義，遵守國民黨的綱領和紀律，共同進行中國的國民革命”；但是，半年之後，李大釗竟在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作報告說，“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就是為了改變它的主義和綱領，將在中國信仰三民主義、崇拜國民黨的民眾拉過來，以進行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也就是要“移植共產組織、共產制度於中國”。公然違背孫中山和越飛的“上海宣言”。證明這個宣言原本就是蘇共對孫中山先生所玩弄的陰謀手段。

　　蘇聯命令中共參加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第三個手段就是反對北伐、利用北伐、破壞北伐、背叛北伐，直至公開地叛變國民革命。

　　一是反對北伐。一九二六元月，當蔣介石提出“北伐打倒北方軍閥的時機已經到來”時，蘇聯顧問一致反對，並在廣州城到處張貼反對北伐的標語，宣揚北伐必敗，第一次公開攻擊蔣介石是“新軍閥”。

　　而當北伐已經勝利出師、攻占湖南之後，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卻發表文章說：“革命的北伐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北伐，乃是怎樣防禦。”所以，李宗仁才在他的回憶錄裡面明確指責說：“中共反對北伐”。當然，中共反對北伐的理由，是因為擔心“得不着湖北，反失去了廣東”。因為中共在廣東的存在，是依賴於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存在。如果國民黨抽身北伐，則共產黨就會在廣東立不住腳，所謂共產革命，也就要偃旗息鼓了。

　　二是利用北伐。早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就曾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為對付蔣介石提出北伐的問題，提出了一個“二月政綱”。決定如果阻止不了國民黨的北伐，就要以“解決農民問題”為幌子，利用北伐發動農民共產運動。一九二六年九月，在北伐勝利進軍中，蘇聯顧問鮑羅廷進一步根據斯大林“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的指示，在北伐軍的勝利後方，提出了“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發動農民起來建立農民政權，蓄意推翻因北伐勝利進軍才剛剛建立起來的國民政府。一時間，中共到處製造暴亂和混亂，湖南、湖北的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更是鬧得人心惶惶。當時，馮玉祥就曾明白地指責中共發動工農運動，就是“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懼之毒”。

　　三是破壞北伐。一九二六年底，當北伐軍已經占領武漢，正要準備沿江東下，以解決東南軍閥孫傳芳時，蔣介石提議，為適應國民革命發展的需要，廣東革命政府和國民黨中央應該遷至武漢為好。然而，蘇聯顧問和鮑羅廷卻反對遷都，進而挑起“遷都之爭”。鮑的表面理由是：“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力量在後”。鮑的真正理由則是怕中共“得不着湖北，反失去了廣東”。因害怕阻擋不住，便又立即為中共決策：一、迎汪速回，以與蔣分權。目的是在製造汪、蔣的矛盾，以牽制蔣的北伐。二、盡力發展湖北的革命力量。無非是要在湖北做好發動共產革命的準備以後，再遷都。這也才是湖北的工人運動竟成為“紅色恐怖”的真正原因。三、確定唐生智在政府中的地位。就是要繼續膨脹舊軍閥唐生智已經在膨脹的野心，以牽制甚至取代蔣介石。四、鞏固中共在廣州省政府的政權。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廣東”的危機，把後路留好。 四個月後，當兩湖工農運動已經為共產黨提供了發動共產革命的基礎時，鮑羅廷同意遷都了，並說：“現在，我們自信已經能夠在武漢建立我們自己的中央了。”自然，這個“自己的中央”，既包括了共產黨的中央，更包括了那個必須由他們來控制的國民黨中央，還有就是必須由他們控制的廣東國民政府，即遷都後的武漢國民政府，也就是後來汪精衛自己承認的“武漢俄國政府”。

　　四是發動政變以阻斷和破壞蔣介石繼續北伐。一九二七年三月，蘇聯顧問飽羅廷在武漢擅自成立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政府的所謂“聯席會議”，並且在國民黨當時的主要領袖蔣介石不在的情形下，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反撲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已經通過的“整理黨務案”，非法地解除了蔣介石在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中的最高職務。為奪回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權力，已經辭去國民黨中央重要職務的共產黨人，紛紛還職，以重新控制國民黨。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北伐軍剛剛攻占南京之後，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和第六軍中共產黨身份的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等，又指使共產黨身份的士兵發動南京事變，劫殺外國人，企圖挑起列強反對中國的北伐。只因為英國首相張伯倫在英國下院作證時，曾明確地說，“南京事件的策劃者，顯然是意在要我們與蔣介石的北伐為難”，所以，蘇聯和中共企圖挑起國際事端以阻止蔣介石北伐的陰謀才會落空。

　　一九二七年三月至四月，蘇聯和中共為了趕在北伐軍攻占上海之前占領上海，建立所謂巴黎公社式的無產階級政權，竟在北伐軍已經包圍了上海、盤踞上海的直魯軍閥已經答應投降的狀況下，連續發動三次上海暴動，並建立了上海“市民政府”。中共領袖吳玉章則公開指示，“誰要是反對上海無產階級政權，誰就是反革命，就應該槍斃”。此後，在北伐軍終於占領上海、並且建立了國民政府之後，中共又在上海建立了工人武裝糾察隊，甚至大量吸收被遣散的軍閥部隊，準備再度發動起義，推翻上海國民政府。只是因為他們計劃的“四?一二”武裝暴動被國民革命軍鎮壓了下去，於是，在中共的歷史上，就反而將“四?一二”說成了反革命政變。也就是說，將鎮壓了他們暴動的北伐軍及上海國民革命新政權說成了反革命。我很想問一問朋友們，在北伐打倒軍閥的時代，究竟誰才是反革命？究竟誰才是革命的？既然全國人民都在期盼着國民革命軍能夠早一日完成北伐，打倒軍閥，解放全中國，那麼，唯有軍閥才是反革命，唯有北伐軍、和因北伐勝利進軍才建立起來的國民革命政權才是革命的。因此，不打軍閥，卻要阻擋和破壞北伐，甚至一心要推翻國民革命新政權的蘇共和中共，難道不是反革命，倒反而成了革命的了嗎？所以，倘若真地要說“四?一二”是反革命政變，那麼，這個“反革命政變”的真正製造者，就是蘇共和中共。這才是歷史的本相。

　　五是公開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因為中共反對不成，才要利用；利用不成，才要破壞；如果連破壞也不成了，當然也只有背叛。更何況，此刻，斯大林已經給中共發來了“五月指示”，已經公然命令中共要武裝起來，實行暴動，乾脆推翻中國的國民革命新政權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共產國際顧問、印度人羅易提出了“南伐”，意在打回廣東去，保住共產革命的根據地；中共領袖周恩來則主張東伐，以推翻剛剛建立的國民革命南京政權；軍閥唐生智在鮑羅廷的挑撥和利用下，已經沿江而下，用叛軍來壓迫剛剛重建的南京國民政府。然而，武漢的汪精衛，在他看到了斯大林的“五月指示”之後，因對中共就要發動的武裝暴動，感到“大懼”，所以，連這位自認只是“武漢俄國政府”名義上首腦的國民黨左派領袖，也決心要“分共驅俄”了。誠如汪精衛自己所說：“已經到了要爭船的時候了，已經到了要爭舵把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向共產主義那條路上去的人，不能不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否則只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被中共從歐洲迎回來“與蔣分權”的汪精衛，終於說了實話，並且說對了。

　　一九二七年七月，斯大林又派來了一個蘇聯顧問羅明拉茲，以直接領導、組織和指揮中共公開地發動武裝暴動，不僅要公然地背叛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而且要公開地要發動中國共產革命，以志在顛覆中國國民革命的成果。中共就是在這位新蘇俄顧問的領導下，才迅疾地打響了“八一”南昌叛變的第一槍。中國共產革命因此而進入了它的另一個更加兇殘的階段。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