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戰士親切地稱它為“小臼炮”
擲彈筒：配備到戰鬥班的抗戰利器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展示的50毫米小臼炮。供圖：軍博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陳列櫥窗里的長方形基座上，它靜靜地蹲坐着。光線從上面灑下來，使炮筒的上部明亮了些，金屬質感更強。稍稍走近，人們從中可以感受到，那種經歷過無數次戰火洗禮的功勳兵器特有的莊嚴。
如果不是有着較大口徑和較短炮管，如果不是有着明顯的機槍式腳架並帶有三角形的底座，不太熟悉相關歷史的人們很可能把它誤認作其他武器。它的名稱叫50毫米擲彈筒，當時八路軍戰士親切地稱它為“小臼炮”，是抗日戰爭時期我方軍工廠成功仿製自日寇類似裝備的一種單兵小炮。
體積小、便於攜帶、結構簡單、使用靈活，尤其適於山地作戰……在抗戰期間，靠着這種單兵小炮，八路軍在戰場上多了一種能與日軍近戰的火力，為取得一次次戰鬥勝利立下汗馬功勞。
翻開相關史料，可以清晰地看到，從1940年下半年開始，到1945年抗戰勝利，軍工部共組織生產了2500餘具50毫米擲彈筒、20多萬發炮彈，源源不斷地運往前線裝備部隊。據了解，當時主力部隊一個戰鬥班可以配備一具該型武器，一共裝備了近30個團，有效提高了八路軍的戰鬥力，為抗日戰爭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仿製，旨在重獲近戰優勢
八路軍組織製造擲彈筒的起因與彭德懷副總司令有關。1940年秋的一天，彭德懷副總司令找到軍工部劉鼎部長，特意提起八路軍在與日軍近距離作戰時日軍所用的擲彈筒，這種武器一度給我軍將士造成不小傷亡，使我軍的近戰優勢無法充分發揮出來。
彭德懷副總司令問劉鼎部長有什麼好的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當時劉鼎部長回覆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按照9月9日彭德懷副總司令在軍工部生產會議上的指示，軍工部組織水窯一所、高峪三所和柳溝鐵廠3家單位的技術人員，於同年10月開始了擲彈筒及其彈藥的研製。
在無技術資料和樣品尚未到位的情況下，劉鼎部長以豐富的兵器製造知識，草繪了我軍第一門自製擲彈筒的示意圖，由工程處技術人員郭棟才、唐成儀、石崇江等人於1940年秋拿出樣品。正在這時，總部送來了百團大戰中繳獲的日制擲彈筒，軍工部決定由水窯一所和高峪三所仿製這種小炮。
軍事博物館收藏的鼎龍式50毫米擲彈筒。供圖：軍博
試製，過程充滿困難與艱辛
試製擲彈筒，必須解決兩個核心問題：一是合格的鋼材從哪裡來？二是採用何種技術？這些問題集中體現在加工炮筒和彈殼的過程中。當時參與研製工作的柳溝鐵廠只能生產白口生鐵，這種生鐵的品質無法滿足炮筒的強度要求。
沒有優質鋼材，怎麼辦？軍工戰士把目光投向了鐵路道軌，通過破襲敵占區的鐵路交通線，獲得了用來製造擲彈筒的鋼材。通常，一具50毫米擲彈筒炮筒要用去1米多長、50多千克重的鐵軌道面。經過加熱，在高溫下反覆鍛打，一段段鐵軌被鍛造成400毫米長的實心圓柱體。然後，通過在簡陋的機床上打眼挖空，這個實心圓柱體就搖身變成了炮筒毛坯。
軍工戰士遇到的第二個問題是沒有加工膛線的設備。日制擲彈筒內部有膛線，所用彈藥藥室圓柱體外裹有一條紫銅彈帶。彈藥發射後，膛線與紫銅彈帶相互作用，能確保炮彈穩定飛行。
太行抗日根據地的紫銅很缺乏，無法生產紫銅彈帶。劉鼎部長經過與徐璜智等技術骨幹共同研究，放棄了擲彈筒原有的膛線設計，將炮筒改為滑膛炮筒。為了保證射擊距離和精度，彌補鋼材質量方面的不足，他們將在研的炮筒長度由日制的280毫米增加到400毫米，筒壁也相應加厚。這些改進，為根據地兵工廠批量生產擲彈筒創造了有利條件。到1941年初，兩具50毫米擲彈筒試製成功，隨後投入大量生產，在實戰中展現出出色的性能。
1945年，技術工人溫承鼎和吳奎龍對擲彈筒進行了技術改造。改造後的擲彈筒被命名為“鼎龍式”。與之前的擲彈筒相比，鼎龍式擲彈筒由拉環式擊發裝置改換成扳機式擊發裝置。
在當時的艱苦條件下研製威力較大的擲彈筒，老一輩的軍工人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甚至還有人為此獻出生命。一次，射手魏振樣把正打算親手進行試驗的劉鼎部長推到身後，自己走上前去操作。不料，這次試驗發生了炸膛事故，魏師傅的右臂被炸斷。就這樣，經過無數次的失敗，擲彈筒的試製才取得成功，最終成為我軍抗擊日寇的一種有力近戰武器。戰士們稱它為“小臼炮”，也稱50小炮。
改進，製造炮彈與炮筒同樣重要
經過不斷收集戰場上官兵的反饋意見和有針對性地改進，50毫米擲彈筒的製造技術日漸完善。後來，軍工部組織生產的50毫米擲彈筒與其原型相比已大為改觀：取消了以前的螺絲杆，改為扳機發火；取消了泄氣孔；把瓦狀底座改成三角形底座；炮筒上安裝了機槍式炮腿；筒身左側加掛了扇形標尺，可以靠重錘擺針檢查仰角大小，確定射擊距離等。這樣，小炮的結構更趨合理，性能更加穩定，生產效率也得到進一步提升。
炮筒製造工藝和性能的改變，也帶來了與之配套的炮彈的改變。最明顯的變化是，50毫米擲彈筒所用彈藥丟開了日造無尾翼彈的設計，改用迫擊炮彈形狀的尾翅彈。
回顧那段歷史，不難發現，要大量研製出威力大又可靠的炮彈，軍工戰士面對的困難遠比炮彈外形上的改變多得多。其中，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用什麼來造炮彈的彈殼。當時，炮彈彈殼通用的主要原料是鋼或者灰口白鐵，而且需求量巨大，使用鐵路道軌已經無法滿足這方面的需求。最直接高效的辦法就是對當地盛產的白口生鐵充分加以利用。
如何將含碳量高、質硬且脆的白口生鐵鍛造成可進行切割加工的炮彈彈殼用材，成了當時擺在軍工人面前的又一難題。
為了解決這一難題，軍工部在柳溝鐵廠成立了實驗小組，請來了曾留學德國的陸達與工人聯手攻關，把外國的相關處理工藝和太行山的燜火技術相結合，發明了火焰反射加熱爐。經過這種加熱爐燜燒處理的白口生鐵表面的碳被析出，形成鐵素鐵，就可以進行車削加工。
白口生鐵燜火技術試驗成功後，從1941年4月開始，“小臼炮”炮彈便逐步實現了大量自製，太行山根據地的抗戰歷程也因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本文刊於《解放軍報》2020年9月11日第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