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朝鮮戰爭與戰後國際秩序的形成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寒竹]

　　朝鮮戰爭是二戰後各國學界和政界關注的一個重點。

　　經過近70年的研究，人們對這場戰爭的客觀進程和所有戰役都有了相當詳細的分析，對參加這場戰爭的四方（朝鮮、韓國、美國及中國）派出的軍隊數量和傷亡人數也有了相當準確的統計。

　　目前，各國學界關於這場戰爭的分歧主要在於政治層面。參戰的四方在戰爭中究竟得到了什麼？四方在戰爭中的利弊得失如何？由於這些問題涉及到政治立場和價值觀，各方觀點並不一致。對於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的得失，筆者在過去做過詳細的分析，本文不打算再做分析。

　　但是，朝鮮戰爭的影響遠遠超過了朝鮮半島。這場戰爭不僅改變了亞洲的戰略態勢，同時也對戰後國際秩序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

　　通常，人們談到的戰後國際秩序，是指二戰結束時由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起來的集體安全體系，聯合國是這個國際安全體系的核心，跟WTO（前身關貿總協定）、WH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教科文組織等政府間國際組織共同構成了戰後國際的基本秩序。

　　人們常常以為，戰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集體安全體系防止了世界性的大戰爆發，維繫了世界的基本和平。其實，這個說法過於表面化，而且也不夠準確。

　　事實上，戰後國際秩序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淺表層，這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一系列政府間國際組織，是一個偽裝的集體安全體系；另一個則是深層次的戰略均勢，主要表現為大國之間的力量平衡，包括美蘇兩大集團在冷戰中的對峙和逐漸形成的中美蘇三足鼎立的力量平衡。

　　戰略均勢分析

　　筆者以前多次談到，抗美援朝只是朝鮮戰爭中的一部分，儘管從軍事上看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國以抗美援朝為口號參加的這場戰爭，既與輸出革命無關，也與朝鮮半島的統一無關。從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到8月23日北朝鮮軍隊發動“釜山戰役”，接近統一朝鮮半島時，中國只是作為朝鮮半島的近鄰高度關注。

　　1950年7月2日，中國總理周恩來對當時的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談話時講到：中國出兵的條件是北朝鮮戰敗，美軍跨過三八線。10月7日，美軍正式越過“三八線”，大舉向北進攻，到了10月中旬，戰火已經燒到鴨綠江邊，中國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為了保家衛國，中國軍隊於10月19日跨過鴨綠江，朝鮮戰爭轉變為抗美援朝戰爭。經過五次戰役，中國與“聯合國軍”膠着在三八線一帶，雙方邊打邊談，最後在1953年7月27日，中國、朝鮮和美國的代表簽訂了《朝鮮停戰協定》。

　　視頻截圖

　　從抗美援朝戰爭來看，中國是勝利者，美國是失敗者。因為中國的戰略目標是打擊侵略者，保家衛國，而非統一朝鮮半島。中國的戰略目標顯然達到了。而美國越過三八線後改變了初始的戰略，試圖幫助韓國統一朝鮮半島，這個戰略目標顯然沒有達到。

　　對於1950年10月下旬開始交戰的中美雙方來說，戰爭的開始是在鴨綠江邊，停戰時是在三八線，中國軍隊把美軍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這是評判中國獲得戰爭勝利最主要的根據。後來，時任“聯合國軍”司令官的克拉克上將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成了歷史上簽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麥克阿瑟與李奇微兩位將軍一定具有同感。”

　　朝鮮戰爭的這個結局震動了整個世界。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軍隊竟然沒有能夠戰勝裝備簡陋的中國志願軍。中國經此一戰，迅速地走上了國際舞台，對戰後國際秩序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

　　與國際關係學界的普遍認知不同，筆者認為1945年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聯合國只是一個表面上的國際安全體系。這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在本質上與國聯一樣，並沒有強制性的執行力。

　　為了防止聯合國像國聯一樣因為大國的退出而崩潰，聯合國在成立之日就賦予了五大國在安理會中的否決權。但五大國的否決權保證了聯合國的存在，同時也使得安理會的決議在很多時候難以達到五大國的一致同意，從而使得聯合國難以成為有效的集體安全機構。

　　所以，戰後的聯合國體系保障了戰後70多年的和平，這個比較流行的說法其實並不準確。儘管威爾遜當年試圖建立集體安全體系的理由，是歐洲各國的戰略均勢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二戰後的世界和平仍然還是靠戰略均勢而不是靠聯合國的集體安全體系。冷戰時期東西方陣營對峙的戰略均勢，後來美蘇中三足鼎立的戰略均勢基本上防止了世界性的大規模戰爭。

　　1946年2月，美國駐蘇聯外交使團代辦喬治·凱南向美國國務院提交了一份八千字長文的電報，詳述了戰後蘇聯的戰略意圖和做法，並主張美國政府採取非軍事手段加以遏制。

　　1946年3月，英國首相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城發表演說，公開指責社會主義蘇聯，宣稱歐洲“鐵幕”已經落下，拉開了冷戰的序幕。

　　一年後的1947年3月，“杜魯門主義”出台，美國把遏制共產主義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

　　這是人們談論冷戰形成過程時的普遍敘事。但是，這種敘事注重的都是西方單方面的電報和演講，而沒有談及東西方在事實上的衝突。

　　人們往往忽略了《華沙條約組織》的建立和兩大陣營的對峙正式形成是在1955年，而發生在1950年到1953年的朝鮮戰爭對亞洲戰略格局的改變、對兩大陣營的對峙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朝鮮戰爭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面對的不再僅僅是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集團，而是面對歐洲與亞洲的社會主義聯盟。

　　從戰後兩大陣營的對峙看，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勝利極大地推動了亞洲社會主義的成長和民族解放運動，形成了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與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互為犄角對抗西方國家態勢。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東西方的這種對峙雖然時有變化，但基本能夠維持戰略均勢。

　　1954年3月到5月，中國軍事顧問團協助越軍總部組織指揮奠邊府戰役，取得全殲法國占領軍精銳部隊及偽軍1.6萬餘人的重大勝利，迫使法國於1954年7月在《印度支那停戰協議》上簽字並從越南撤出全部軍隊，越南北方獲得獨立解放。社會主義力量在印度支那開始迅速發展。

　　1960年12月，以推翻南越政權為目標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美國再度捲入在印度支那半島的戰爭。毫無疑問，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越南的抗美救國戰爭。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東西方對峙的戰略均勢向蘇東集團傾斜，而此時的中國早已退出了蘇東集團聯盟，美國被迫從印度支那撤退，戰後的戰略均勢面臨失衡的風險。

　　但此時的中國已經逐漸成長為戰後世界秩序的一極。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兩國在對抗蘇聯霸權問題上找到了共同點。美國在全球戰略中藉助中國的力量才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世界舞台上重新強大起來，最後擊敗蘇東集團。

　　尼克松訪華（資料圖/維基百科）

　　所以，戰後國際秩序的形成過程絕非是聯合國和一系列政府間國際組織成立這麼簡單，而是在局部戰爭和國家間博弈中逐漸形成的，而朝鮮戰爭在戰後國際秩序的形成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正是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勝利，直接把中國推向了世界政治舞台，中國開始以社會主義國家面貌和第三世界的重要代表這樣的雙重身份參與全球政治。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聯合國的四個常任理事國美蘇英法決定在瑞士日內瓦舉行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國際會議，一致同意邀請中國參加，因為中國是朝鮮戰爭的重要參加者。中國派出了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的代表團參加。

　　日內瓦會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以戰後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國際問題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的歷史意義非凡。當時的中國尚未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但由於中國在朝鮮戰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所以，中國成了日內瓦會議中的一個重要參與者。如果當年沒有這場抗美援朝戰爭，很難想象中國能夠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這次日內瓦會議。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個亞非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代表團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亞非會議。這是亞非國家和地區第一次在沒有殖民國家參加的情況下，討論亞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國際會議。會議主要是討論保衛和平，爭取民族獨立和發展民族經濟等問題。主要目的是促進亞非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並共同抵制美國與蘇聯的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活動。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出席了萬隆會議並在會上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

　　資料圖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萬隆會議是戰後國際秩序形成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會議。在此之前，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對峙已經形成了冷戰的局面。而此時的中國雖然還是蘇東陣營的一員，但中蘇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的分歧已經出現。

　　這次會議提出的共同抵制美國與蘇聯的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標誌着獨立於東西方兩大陣營、不選邊結盟的第三世界國家力量開始形成，而中國則是這些新興國家的重要代表。同時，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也標誌着新中國外交摒棄了意識形態的局限，是一切愛好和平、願意和平共處國家的朋友。

　　萬隆會議預示了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將以不結盟的方式出現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世界政治格局將發生深刻的變化。

　　萬隆會議之後，毛澤東在1962年提出了“中間地帶理論”，把當時全球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亞非拉地區的眾多國家稱之為“中間地帶”。中國應當率先在“中間地帶”打開局面，獲得兩大陣營之外眾多國家的承認和支持，最後以世界大勢的變化來迫使美國改變對華戰略。

　　“中間地帶理論”對於社會主義中國來說是一個理論上的重大突破。世界在戰後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中國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也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個成員。但是，這種依照意識形態劃分的兩大陣營並不完全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毛澤東最早看到了這一點，世界政治的格局必須要突破兩大陣營的框架，中國一定要以獨立自主的身份走上國際舞台跟世界各國進行廣泛交往。

　　1963年，毛澤東進一步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理論”，第一個中間地帶是亞、非、拉地區的國家；第二個中間地帶是歐洲，毛澤東希望把這兩個中間地帶作為中國突破封鎖的前沿陣地。

　　六十年代中期，“兩個中間地帶理論”初步奏效。1964年1月27日，中、法兩國政府發表聯合公報決定建立外交關係，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得以突破，這個消息在當時震驚了全世界。

　　1964年中法建交後，毛澤東進一步擴大了“第二中間地帶的範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中間地帶， 日本也屬於第二個中間地帶。”這個理論事實上把美蘇之外的其它地區都納入了可以爭取的中間地帶。

　　到了七十年代初，毛澤東把中間地帶理論進一步發展為著名的“三個世界理論”。

　　結語

　　顯而易見，戰後國際秩序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絕非聯合國等政府間國際組織成立那麼簡單。以聯合國為核心的集體安全體系只是一個大的框架，在這個框架內的戰略均勢才是決定國際秩序的根本力量。

　　戰後，社會主義的興起和兩大陣營的對峙和均勢，蘇東崩潰後世界多極力量的博弈和均勢是都跟70年前的朝鮮戰爭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中國當年沒有出兵朝鮮，沒有把當時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軍隊從鴨綠江邊推回到三八線，就很難想象社會主義在印度支那半島上的迅猛發展，東西兩大陣營的對峙就可能失去平衡；

　　如果中國當年沒有出兵朝鮮，也很難想象中國能夠擺脫蘇聯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參加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成為第三世界中舉足輕重的力量，最終形成世界的多極力量的戰略平衡。

　　在抗美援朝戰爭後的70年，僅以此文紀念這場對形成戰後國際秩序產生過重要作用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