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南京大屠杀负责？

谁该为南京大屠杀负责？ 毫无疑问，是直接实施南京大屠杀的野蛮禽兽​日本鬼子！ 这个问题是不需要讨论的。  但是，我们在谴责野蛮禽兽的日本鬼子的同时要不要问一问 谁给了日本禽兽大屠杀的机会？  世界上财狼禽兽总是有的， 大小屠杀事件至今还接连不断， 怎样防止禽兽再次实施大屠杀，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蒋介石无疑是把南京暴露在日本鬼子屠刀之下的罪魁祸首。 并且， 兰台同学说的好蒋介石寄希望国际调停产生误判，是把几十万国军暴露在日本鬼子优势的炮火之下的主要原因。 换句话说， 南京包围战投入数十万国军精锐根本没有想到过取胜的希望， 也没想到要杀伤鬼子的有生力量， 更不是包围南京老百姓的， 而是表演给英国美国苏联等列强看的。

既然是表演，直接负责的将军们也就会心无斗志， 这也能解释为啥南京撤退途中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部队不听命令，长官扔下军队私自逃跑的原因的。 唐生智固然是一个投机的草包，但是蒋介石派人表演也就不在乎唐生智是不是草包了。

事实上南京保卫战的前因--淞沪抗战， 也就是蒋介石投入近百万国军精锐， 主动挑起的上海抗战， 也是给列强表演的。  蒋介石想用百万将士的尸骨和鲜血向列强证明日本鬼子想要独霸中国的利益， 引诱列强与日本鬼子开战， 最高潮的表演当然是四行仓库保卫战， 蒋介石派了400将士冒充800壮士孤守一座靠近英国燃料库的仓库，表演的太露骨拙劣， 以至于让上海租界的列强们不但没有帮助蒋介石打日本， 而是把800壮士缴械关押，最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送给了日本鬼子， 800壮士成为日本鬼子的奴隶战俘，最后被折磨致死成为真正的烈士！

换句话说淞沪抗战让日本鬼子接触了对列强干预的担忧， 南京大屠杀的禽兽放纵能说与蒋介石的拙劣表演无关吗？

毛泽东在全面抗战的前一年就反复提醒只要中国能够扬长避短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 但是中日力量对比的特点决定了抗战是持久战，在战略防御阶段要用运动战压制日本鬼子的重炮，空军优势， 扬长避短， 尽量避免阵地战，绝对不要打大规模的消耗战。

可是蒋介石根本没有独立抗战的信心和愿望。 并且知道几天很多果粉还认为中国没有取得抗战的胜利。 并且更为可怕的是今天的共产党权贵正在从心理上和行动上向国民党靠拢， 悲观与投降情绪蔓延。  蒋介石为了给列强表演，反其道而行之， 把战场摆在最利于鬼子发挥陆军，空军和海军优势的淞沪南京， 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不但让中国丧失了江南鱼米之乡的大片河山， 更重要的是损失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百万精锐部队，给后续抗战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苦难。

————————————————————————————————————————

重读抗日战争之二十四： 谁该为抗战南京的惨剧负责？ 作者：兰台

淞沪会战结束后，中国军队的主力严重受创，随之而来的南京保卫战也很快失败。日寇随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数十万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聚集在南京的无辜市民罹难。在愤怒谴责和永志不忘屠城日军的凶残的同时，在中国方面，谁应该为发生在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惨剧负责呢？<

蒋介石寄望国际调停产生误判

南京是守是弃，面对多数将领主张放弃，蒋介石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更多的从外交角度寄希望于世界列强介入调停。

蒋介石为外交固守南京

对于南京保卫战的态度，国府上层分为两大派。蒋介石曾多次召开高级幕僚会议，并个别征求过一些高级将领的意见，研究南京之守与不守问题。在高级官员中，主张不守的呼声甚众，李宗仁、徐永昌、白崇禧、陈诚、张群等都持这种主张。其主要理由：第一，部队残破，无力防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认为：“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大本营作战组组长刘斐虽主张应作象征性防守，但也认为初败之军，已无力再战。他说：“我军在上海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退却，已无战斗力，非在远后方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补充整训，不能恢复战斗能力。”第二，地形不利，易攻难守。李宗仁分析：“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包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专管作战的刘斐也向蒋介石力陈南京不易防守的见解。他说：“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故可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的形势下，守是守不住的。”第三，免遭破坏，争取主动。李宗仁认为：与其在无胜算可能的情况下硬撞，“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藉口烧杀平民。”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也主张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理由为：“南京是总理指定之首都，总理陵寝之所在地，不忍为军事破坏，应宣布为不设防之城市，以主力退出城之西部、西南部一带，一部集结于浦口，监视南京，掩护徐州，保留实力，以便机动打击敌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还持有一种新的见解，即：“如果我军自动退出南京，日军不是以武力攻占的，万一将来和谈时，它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对我进行要挟。”

但蒋介石自己是主守的，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怀也。”他决定守卫首都南京，更多考量的是外交战略。

随着淞沪会战的失败，国民政府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于11月20日正式公布迁移政府于重庆，以示持久抗战。二是紧急制订南京守卫计划。南京是守是弃，面对多数将领主张放弃，蒋介石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更多的从外交角度寄希望于世界列强介入调停。他注意到，“敌以意德共同防共之盟对于苏俄与英国有所牵制，故得对华任意侵略，为所欲为。”

11月17日，蒋介石记录“本日为南京固守与放弃问题踌躇再四”。考虑再三，蒋还是决定坚守，“期以3个月乃至1年”。

24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同时，为了加强南京的防守力量，从正向浙、皖、赣边区转移的第三战区部队中留下9个师，并从武汉调来第七战区部队中的2个师，加上留在南京的守备部队，总计兵力约15个师、10余万人。

从蒋介石11月下旬的调兵遣将不难看出他对南京保卫战还是抱有一定的幻想的，至少他希望能像淞沪抗战那样坚持数月，以待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转变。但接下来的战事发展却使他的希望化为泡影。

蒋介石在12月6日的日记分析对比中日两军的作战特点：“敌军用奇袭与包抄战术”，而我方却“士气不振”、“兵力薄弱”，“本日敌攻句容与醇（淳）化镇，见我士气与兵力，彼已熟视无睹矣”。

由此可知，蒋介石是知道双方战力与士气的巨大差距的，但最终仍决定固守南京，绝非纯出于军事角度，除了因为南京是首都，若不战而退，有失体面；以及蒋介石对自己花十年之功一手缔造的首都充满了难以割舍的感情以外，更多的还是出于外交的需要。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寻求列强的国际干预调停中日冲突的努力。

蒋介石选择固守南京时，布鲁塞尔会议正在召开中，蒋介石指示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中国代表顾维钧“以坦白告英美法俄代表，以我国之实力如此，若会议无坚决制裁之表示，决无效力”。此后在得到“九国公约会议已消极无结果”，“九国公约会议无形停顿”的消息后，蒋又安慰自己“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

至11月24日，蒋得知“英美问我需要”、“美已允借款”，他写道，正所谓“虑而后能得”，“国际形势转佳而战局日坏”，“吴兴失陷战局不受影响”，“欲挽此颓势以冀转败为胜也”。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开始通过其他渠道探索中日“和平”的可能。早在淞沪会战呈胶着状态时，为了尽快结束战事，也为了应付即将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日本一改过去反对第三国干预、坚持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的态度，于10月下旬表示“特别欢迎”与日本有友好条约关系的德国出面斡旋。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托，向蒋介石提出了日本的七项和平条件，被蒋介石“严词拒绝”。但11月中旬后，随着布鲁塞尔会议上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利于中国，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改变，在“接德大使转达敌国要求言和之报”后，“特约其来京面谈。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12月2日下午，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已经准备接受德国调停。在陶德曼证实了“日本最初的条件虽然只是几条基本原则，但是原则一直没有变化”之后，他提出了中国的四项和谈基本原则。蒋并补充说，日本政府必须对前期谈判、特别是和平条件保密，否则他本人地位不保，被迫下野，中国政权就会落到亲苏派手里。这天的日记中他记道，“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有觉悟则几（已）矣。”

一方面联络与日和谈，另一方面，蒋介石对苏联援华也有所期待。当时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从11月下旬起，特别是布鲁塞尔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后，蒋介石特别关注苏联对华态度，11月24日日记中，蒋介石提醒自己苏联曾有“待我生死关头必出兵攻倭之诺言”；26日、28日、29日连发三电给时在莫斯科担任联络工作的外交部次长杨杰，令其尽速向苏求援：尽管国民政府绝不与日媾和，“至不得已时当固守南京，决不放弃长期抗战之主旨”，“但南京防御工事殊嫌属弱，恐难久持，未知友邦究能何日出兵，十日内能否实现，盼立复。”

29日，蒋介石直接致电斯大林和伏洛希洛夫请求苏俄派兵。28日蒋介石接见杨杰特使张冲后，对苏俄出兵援助充满期待，他在日记中写道，“俄机已到，尚可图挽战局”。在30日致龙云函中也称，“最近期间俄必出兵助我，国际形势亦将大变，此乃确有把握也。望兄力促永衡（汉）率部兼程赴京增援，公私皆感。中仍在京策划一切，军心以固。”直到12月5日，“接史大林覆电，与杨张所报者完全相反”，蒋介石才对“苏俄出兵已绝望”，而“德国调停似亦无望”。

然而，蒋介石在同日致李宗仁及阎锡山的电报中却声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12月11日晚，蒋介石已给唐生智连发两电，“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但第二天却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等：“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为我革命转败为胜惟一之枢机”，他指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这里所说的“大变”，仍指苏俄出兵，“苏俄无望而又不能绝望”。

可见，蒋介石选择固守南京，真实因为他判断对日谈和与苏联出兵双管齐下，两者有一条实现，都是局势的巨大转折。而这两条的实现，都依赖于守住南京表现出中国还有相当的实力，南京也可以得以保住。因此蒋介石一直不放弃国际干预的希望。固守南京甚至已成赢得国际干预的唯一希望。

唐生智：附和迎合蒋介石却又担不起守城重任

事实证明唐生智只是志大才疏，根本担不起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