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事件与买办亡国的教训
“9·18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日本对华战争中代价最小,得利最
大的一次侵略行动。日本轻易占领东三省后,又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步步进逼
,直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半壁河山沦陷,伤亡3500多万人,财产损
失更不计其数。因此,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有必要认真反思“9·18事变”
的教训。
事变经过
日本军阀为发动“9·18事变”做了周密的准备。事先组织了多次“参谋旅行
”详细调查了东北地区的兵要地志情况;特意安排熟悉东北地区情况的本庄繁担
任关东军司令官,因为他曾经做过张作霖的军事顾问。1931年4月,从日本本土调
来了适合寒冷地区作战的第2师团(又称仙台师团,二战时日本军队是按地域招募
的)。驻朝鲜的第19和第20师团也秘密向中朝边境调动,以便支援关东军。为了攻
击坚固的北大营,日军从旅顺要塞秘密运来2门240毫米重型榴弹炮,并安装在沈
阳站附近的军营里。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1夜之间
日军就占领了沈阳城。1周之内,日军占领了吉林、辽宁两省的30座主要城市、12条
铁路线。11月19日,日军占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
。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由于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东北军没有集中兵力对日军进行统一协
调的反击行动,驻扎在辽宁、吉林的东北军仅少数部队进行了自卫,并很快撤离
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驻扎在黑龙江的东北军进行了江桥抗战、哈尔滨保卫战
等几次大规模战斗,但最终因孤军奋战而失败。这样,“9·18事变”爆发4个月
之后,东北三省大部分地区被沦陷了。
不抵抗主义
虽然日本的军事传统一贯采取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的手段,但是日本在事变
前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瞒住中国军队的眼睛,“9·18事变”之前几个月,当地驻军
不断发出日军可能异动的警报。
可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不但不作任何应变部署,相反一再命令东
北军不许抵抗,同时把30万军队调往江西,准备发动对红军的第3次围剿。蒋于1931年
7月23日《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提出“先安内再攘外”,不消灭“共匪”和
“粤逆”就不能抗日。这是蒋首次公开发表“不抵抗主义”的国策。
“9·18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没有采取任何抗日军事行动。只是通过外交
部向当时的国际联盟控告日本侵略。蒋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上下一致反对,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批判蒋为“三无主义”,即:“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
面对国内压力,蒋打出了“外交”、“反共”“亡国论”三张牌。其中“外交”
是用来为不出兵抗日遮丑的;“反共牌”用来拉拢地主、商人等上层势力;“亡
国论”用来恐吓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普通士兵。
蒋多次喊出“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汪精卫甚至说中国抗日
是为俄国打仗。1932年1月11日蒋在浙江奉化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
时,抛出了著名的“3日亡国论”:“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
小时之内侵占吉、辽之范围,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
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见1932年1月21—23日上海《时世新报》
)
破产外交
向国联呼吁干涉的外交活动并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后来的李顿调查团无非
是一场闹剧而已。因为在中国不做丝毫抵抗的情况下,列强都不希望得罪日本。
苏联虽然收容了大量退入苏联境内的抗日义勇军,但公开政策还是宣布严守
中立。而美国、英国早与日本做了利益交换,一方面希望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
一方面又希望日本进攻苏联。美国、英国甚至宣布支持日本的行动。1931年10月
美国总统胡佛公开发表讲话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
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
。”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说:“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2年
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
1931年“9·18事变”不过是1928年“济南惨案”的翻版,只是损失更惨重而
已。在济南惨案中,蒋介石手握重兵,却不敢抵抗几千日本干涉军,结果7000多
中国军民被杀害,蒋派去对日军交涉的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被日军割掉耳朵、
鼻子、挖去双眼最后残忍地杀害了。
无数悲惨的事实证明,面对外敌侵略,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的外交必然破产
,如同一个赤身裸体人落到狼群中。周恩来总理谈到蒋介石时说:“我们看他的
过去,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现在,知道他的将来。”
1931年中国能抵抗吗?
“9·18事变”爆发时,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
备大队共1.0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能迅
速支援的日军只有驻朝鲜的2个师团,共3万人。而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20多
万,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关外。因此兵力方面中方
占绝对优势。
总体上,中国军队的火力是不如日本军队的,但是在“9·18事变”时,由于
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仅沈阳一地白白丢掉的武器就有飞机260架,重炮、野战炮
250门,炮弹10万发,步枪15万支。这些武器如果用于对日作战,在日本大举增兵
之前的1~2个月内,火力上也可以完全压倒东北和朝鲜的日军。918事变前,东北
军将领黄显声将军秘密把20万支枪分散到各县,为后来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
准备了大量的武器。
即使在火力处于劣势情况下,只要有坚强的组织、正确的作战指挥,中国军
队也完全可以和日军作战。就在蒋介石发表“3日亡国论”之后17天,蔡廷锴将军
指挥的19路军就违抗蒋撤退的命令,在上海奋起反击日军,奋战30多天,这说明
中国军队是完全可以和日军作战的。那么东北军能打仗吗?同样可以。就在918事
变后不久,驻黑龙江的东北军22旅在双城车站袭击日军天野旅团,杀伤日军600~
700人。但是上述个别部队的孤军奋战都因为得不到主力的支援而失败,因为现代
战争需要协同作战和大量的后勤保障。同样是东北军,1937年吕正操指挥的第691团
奉命掩护几十万“国军”南撤,691团完成断后任务后决定留在华北坚持抗战,后
来加入了八路军,在冀中地区坚持了8年游击战。抗战中,东北军第111师参加了
山东八路军,后来成了中著名的38军的一部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38军屡建奇
功,被誉为“万岁军”。无数事实证明,东北军是能打仗的,但是蒋的不抵抗主
义断送了国家、断送了军队。
火力强和火力弱的军队之间的差异,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方法
打的问题。以30万东北军的实力,完全可以采用主力军的运动战结合民众的游击
战与日军周旋。东北人民曾经组织起大量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了长期斗
争,但因为得不到正面战场主力军的援助而失败。抗美援朝初期,跨过鸭绿江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25万左右,1950年中、美军队之间的火力差距远远大于1931年
中、日军队之间的差距。
就人力、财力、物力而言,从“9·18”到“7·7事变”,中国军队没有一天
不在打仗,只是这些力量大多数没有用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是白白消耗在内战中
。东北3000万人口中,如果以10%的保守比例计算(二战中德国征兵达到其总人口
的16%),本来能够用于对日作战的兵龄男子就达300多万,几乎相于8年抗战中中
国军队的总伤亡。“9·18”之后,日本从关内骗到关外的劳工又有300万,这些
人力都被送到矿山、工厂、或修筑秘密工程,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节省了日本
大量劳动力用于战场。战后在东北地区日本工、矿企业及军事基地附近发现的万
人坑中就有50~60万具劳工的遗骸。
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时,蒋在1931年以后立志要消灭的共产党、广东、
广西等地的地方势力他一个也没有消灭,而且后来还和这些力量一起合作抗日了
。这说明中国各种主要政治力量,虽然政见不同,但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是可
以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的。即使仍有不顾大局的反对势力
,也会由于抗战一方维护民族利益的正义行动而陷入孤立,最终加速其失败。比
如1950年中国境内有国民党残匪170万,但是随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
,这些残匪很快都土崩瓦解了。这个事实说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
来自于其捍卫整个民族生存与安全的能力。
无论从人力、物力、军队、民心、士气等各方面看,中国在1931年,是完全
有能力奋起抗战的。
1931年日本国力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931年,日本是否有能力3天灭亡中国呢?实际上,1931年的日本并没有足够
的国力来侵略整个中国,其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政治体制、动员程度、军事能
力都不可能支持一场大规模战争,甚至无法支持一场长期的局部战争。
由于1923年东京大地震和1929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连续打击。整个20年代日本
都不得不压缩军费开支,甚至裁减军队。30年代初期的日本并没有完成工业的军
事化,重工业只占其工业的38%,军费只占财政支出28%。如果日本经济按正常经
济规律运行,其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全面侵华战争需要。例如1931年日本军费
为4.54亿日元,仅生产步枪3613支,机枪514挺,火炮90门,坦克12辆,飞机410架
。甚至弥补不了一次大规模战役的消耗。
“9·18事变”时,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
说:“须知‘9.18’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
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在
满之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销费日货,所
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控
制,均无确实之把握……”。
1932年“1·28事变”时,由于19路军积极抵抗,日军4易主帅,3次增兵。在
战局僵持不下时,日本藏相高桥是清曾说:“我国海外信誉正在急剧下降,目前
在海外筹划资金已不可能,这样下去,军费连3个月都维持不了”。
由于日本的财政能力和侵略扩张野心之间的矛盾,造成军方和政府的矛盾激
化,不断发生倒阁、兵变和刺杀事件。1930年由于滨口内阁压缩海军军费,签署
了《伦敦条约》,同意限制日本海军规模,因此日本海军杀死了滨口幸雄首相。
1932年“5·15兵变”,日本陆军杀死犬养毅首相。由于不能满足日本军阀对战争
经费需求,在1936年日本皇道派军人发动的“2·26兵变”中藏相高桥是清被作为
“国贼”乱枪打死。1930年到1937年间,日本共有2位首相2位藏相被杀。
政治动荡的背后的实质是日本财阀改变了他们的投资方向。财阀为了自己的
利益,总是投资于风险小、利润大的行业。“9·18事变”日本轻易夺取了东三省
,使日本财阀改变了主要依靠商品和投资掠夺中国财富的老办法,转变为主要依
靠战争掠夺的手段为主。因此他们在经济上投巨资于军工产业,在政治上抛弃了
政党政治,转而支持法西斯政治。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不可少的政治、
经济准备。
“918”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又一场赌博。占领东三省,使日本获得了巨大的财
富、资源、劳动力、商品市场,帮助日本摆脱了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政治、
经济、军事上完成了向军国主义道路转变。支持了日本以后进行的侵略战争。1937年
日本军费增加到32.7亿日元,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军费增长了7倍,步枪生产
增长了10.8倍,机枪增长了3.2倍,火炮增长4.3倍,飞机增长2.8倍,坦克增长38.9倍
,汽车增长20倍。这时日本才初步具备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能力。
关于侵略东北三省与侵略全中国的关系,《田中奏折》里说得很清楚:“欲
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不夺取东三省的资源,日本就没有能力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假如日本从华东方向侵略中国,那么日本就无法夺取足够的铁、煤炭等
战争物资。日本的扩张战略带有强烈的赌徒色彩,它必须把本钱和一次赌博赢到
的钱全部压上去,进行下一次更大的赌博,只要一次输掉了,它就只有倾家荡产
,退回最初的起点。
如果中国在1931年能够奋起抗战,不但不会3日亡国,还可以避免后来半壁河
山惨遭战祸的结局。
什么时候开始抵抗?
这个问题对一个正常的国家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既然中国有过汪精卫、
蒋介石,所以还是值得讨论一下的。
投降派有个著名的三段论:(1)因为弱小,所以需要发展(2)因为需要发展,
所以需要和平(3)因为需要和平,所以必须投降。
投降派这个三段论是一种孤立、静止的看问题的思想方法,这里有两个致命
的错误:
(1)他们假定敌人也是静止的。但是敌人的胃口不会因为第一次得到的利益而
满足,既然轻易取得了利益,自然就会不断打上门来。历史上无数先例证明投降
派总是麻烦不断,越是怕打仗越是要挨打。
(2)他们假定投降的代价小于发展的成果,但实际上投降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
投降后发展的成果。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国际信誉、政权的道义基础、军民
士气等等软实力的损失。
正确的结论是——必须从受到侵略的那一秒钟就开始抵抗。当一个国家面临
侵略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敌我力量对比处于不利境地,在这时已经不能追
求什么最好选择,只能使事情不要变得更糟。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的原则”。
坚持这个原则,既是唯一正确的自卫方法也是对潜在威胁的威慑。例如越南
战争时期的北纬17度线问题,有朝鲜战争时期麦克阿瑟越过38线后招致中国出兵
的先例在,美国军队始终没敢越过北纬17度线。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信用也是
她的实力之一。
抵抗失败也比不抵抗而失败要好。芬兰就是个抵抗战败的例子,强大的苏联
红军攻占了柏林,但是没有占领赫尔辛基。因为芬兰军队在1939年苏芬战争中进
行顽强的抵抗,使苏联认为占领芬兰得不尝失。假如芬兰也采取不抵抗主义,那
么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芬兰了。抗战初期的国民党军队,虽然打了很多
败仗,但由于坚持持久战,终于把日本经济拖垮。1937年的日本经济在高度动员
情况下只能维持2年,后来尽管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但到了1941年,日本不得不
实行粮食配给制,成年人每天只有330克粮食。因此日本只有冒险与掠夺东南亚,
与美英开战,走上了加速灭亡的道路。
弱小的一方也可以越战越强。内因反面,国家可以更紧密的团结,调整投资
和建设方向,从实战经验中检验平时建设的得失。军队也可以从战争中得到锻炼
。外因方面,弱国对抗强敌,争取国际援助是很重要的。但是打胜仗主要还得靠
自己的力量。人不自救,天莫能助。往往是先靠自己的力量打几个胜仗才有外来
援助。如抗日战中的国民党军队在得到美国大批援助,火力大大增强。1950年抗
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胜利之后,苏联才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1941年12月苏德
战争莫斯科大反攻胜利之后,美英援助才源源不断运到苏联。毕竟谁也不愿意投
资给失败者。
战争中总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国力的强弱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胜负却不一定
。双方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一个国家必须从受到侵略的哪一秒钟就必须开始抵
抗。
谁的利益如此神圣?
1931年8月22日蒋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
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9·18”的夜里,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电话给北大营下令说:“不准抵抗,
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蒋说的“我们”是
谁呢?荣臻说的“国”是谁的国呢?
显然不是农民,从清末以来,每一次割地赔款的负担最终都落到农民身上,
早就知道“最恨条约”的道理。不是工人,因为工人一向在列强和买办的血汗工
厂里被敲骨吸髓。也不是知识分子,9·18之后不知有多少青年学生在请愿时被打
得头破血流。也不是军人,保家为国是军人的本分,绝大多数军官和士兵都是坚
决要求抗日的。甚至有不少地主,因为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大部分土地被日本人
霸占了,在东三省,日本也计划霸占1/3的耕地分给日本的“开拓民”。 ... "http://org"
总是有人要求别人牺牲,牺牲工人,牺牲农民,牺牲知识分子,牺牲军队,
牺牲一代人,牺牲国土,牺牲盟国……试问一个国家里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和军队都牺牲了还剩下谁?谁的利益如此崇高?竟需要整个民族为之牺牲?
这个凶狠的怪物就是买办。蒋发表的讲话正是官僚买办集团利益宣言。蒋的
不抵抗主义正是买办利益的要求。
买办诞生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列强必
须通过买办在中国谋取利益。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主要有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武力掠夺三种手段,不同历
史时期的主要侵略手段也不同: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主要是靠商品输出(鸦片贸易
就是典型的例子);北洋军阀时代重要依靠资本输出(主要依靠借款给军阀们打内
战,作为交换攫取中国的铁路、矿山、关税等利益);1927年以后主要转为武力掠
夺,因为日本已经不满足于从半殖民地的中国获得的利益了,因此发动“9·18事
变”夺取东北三省做殖民地。
在这三个阶段里,买办始终为帝国主义服务,同时分得一份利益,因此买办
的势力也逐步增强。
最初买办除了有几个钱之外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到了洋务运动时期,由
于封建势力需要加强和列强的联系,于是出现了所谓“红顶商人”。如1900年,
上海40个大买办中有15个花钱捐了“候补道台”。但这仍是一个尴尬的形象,因
为社会主流还是科举制产生的封建士大夫,因此很多买办还积极参加反清活动。
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出现了江浙、华南、北方三个买办财团,这时的买办通
过资助各派军阀,积极参与政治。在广东,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陈廉伯甚至组织
商团武装和孙中山的革命军作战。在上海,江浙财团导演了著名的“4·12事变”
。
1927年后,由于江浙、华南两大财团和蒋介石政权的结合,买办发展为官僚
买办资产阶级,不但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掌握了军政大权。1927年的蒋
政权是个买办和大地主联合执政的政权,而1940年汪伪政权已经完全成为彻底的
买办政权了,伪中央政治会议的30位委员大部分是买办。这时买办对帝国主义武
力掠夺的最好服务就是不抵抗主义和投降,他们得到的利益就是继续掌权。
对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国民党逃台之后曾美化为“黄金十年”。在
这十年里,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年年国土沦丧,没有一天停止过内战。虽然军费
一直占政府支出的80%,但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步。中国仍然不
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国防需要的飞机、坦克、重炮。“黄金十年”竟是以南京大屠
杀为结局的。
然而买办们在这十年里却大发横财,从1928年建立中央银行开始,到1937年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已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至今还有人怀念三十年代
的上海滩,怀念黄浦江里的外国兵舰,怀念租界里手持棍棒的红头阿三和安南巡
捕。这些人就是买办和租界文人,那是他们淘金的十年。
买办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卖了农民卖工人,丢了东北丢华北,至于从日本手
中收复朝鲜和台湾更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之只要买办们能苟且偷安,继续
捞钱,一切都可以出卖。唐朝时武则天有个男宠叫张易之,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
个纸条上写:“看你横行到几时”,张易之竟狂妄的回贴:“为欢一日已以足”
。后来张易之果然被愤怒的羽林军斩杀了。然而买办的本事比张易之要大得多。
他们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
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瑞士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国居住多年的
宋美龄,她豪华别墅的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南京30万中国人的血,她余生中的每一
天都在向人们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买办没有祖国。
因为买办没有祖国,所以买办不需要国防。蒋介石时代对海军的投资还比不
上满清。30年代蒋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北洋军参照德国、日本军制
,1个正规师里还有1个炮兵团,而1937年的国民党军最好的嫡系师里也只有1个炮
兵营。买办经济只偏重于列强需要的纺织、原材料加工等轻工业,而所有和国防
有关的航空、化学、钢铁等重工业买办都不能使买办获利。宋子闻有句名言:“
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
买办也需要军队,但这是内战型的军队,专门用于镇压人民的军队。无论从
装备、编制、教育、训练都是如此。由于缺乏火炮等重武器,蒋的200万军队按当
时国际通行的标准,只是一支治安军,远远不能算国防军。1935年庐山军官训练
团学的是《剿匪手本》,德国顾问教的是堡垒战术。这一套对付江西红军是有效
的,但搬到凇沪战场上就成了日军飞机、大炮的活靶子。对红军的围剿动辄出动
30万、50万、100万兵力,3000万军费。围剿抗日的19路军和抗日同盟军都出动了
15万以上的兵力。而每次用于抗日的中央军不过几个师而已,19路军作战的经费
竟是靠各界捐助的。
所有这些倒行逆施都说明,买办的利益依附于列强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
本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买办经济不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脊梁。一旦买办的意志
上升为国家意志,则必有投降政治、消极军事、破产外交和殖民文化。国家民族
的前途命运就会坠入黑暗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