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个 不 屈 的 英 魂-----忆林昭

刘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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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了，一张笑脸化成一个带血痕的影子，总在我脑屏中闪现、旋转、萦系着。它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稍有减色，反而被时代的激流冲刷得更加鲜明。最近她仿佛变成一个铅球，沉重地压在我胸口，使我烦躁不安，甚至喘不过气来，逼迫我非写出来不可。倘写不出，好像无以报答地府的英灵，也无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她叫林昭，是我的大学同学。她长得身材适中，文雅庄重，有一对像燃烧着的火焰般闪亮的大眼睛。她经常在北大校刊和学生会主办的《红楼》上发表清新活泼的散文和颇有才气的诗歌。我记得当年伏罗希洛夫访华时，《中国青年报》接连发表的两首欢迎诗歌，就出自她之手。她学习刻苦勤奋，成绩优秀，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但她才多身弱，性格倔强，曲高和寡，有点像林黛玉，同时她又姓“林”（其实她的真实姓名叫彭令昭），因而不知从何时起，她获得了褒贬参半的“林姑娘”（黛玉）的称号。因为我和她同级不同班，而我这个来自粤东北山区的放牛娃，在她这位喜欢穿花裙子的上海姑娘面前，未免有些自渐形秽之感；加上我又听见别人说她“骄傲自大”、“不关心政治”、“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极浓”等等，所以最先接触不多，交谈更少。到了三年级，我们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她是组长，我是组员，要商量写作问题，说话自然多了。她文思之敏捷，知识之广博，口才之犀利，以及善于思考，是我颇为钦佩的。

五七年“反右”运动在北大开始以后，像她这样有独立见解的人，理所当然地最先“加冕”为右派分子。随着运动深入扩大，即使平庸如我者，只因直言多说了一些与潮流相悖的话，亦未能幸免。命运就这样把我们变成了“同路人”。

我当了“右派”以后，仿佛从云端掉入地狱的无底深渊里，沉浸在忧愁与仟悔之中，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每天除劳动、写检查和上课以外，几乎剥夺了开会、散步，乃至说话等一切自由，而且时时刻刻被监视着。

1958年7月某日， 我们毕业分配的方案已经公布。我明白：只有遥远的边疆，才是适合我去的地方，与其被迫，不如争取主动，报名到陌生的大西北去。但此去前途未卜，自然是凶多吉少，心中忐忑不安。当时我正在谈恋爱，女朋友虽然表示愿意等待我到“摘帽”以后；但我预感到自己永远难忘的初恋恐怕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我伤心，我惆怅，我悔恨，我嚎啕大哭，我咬过自己的手指，揪过自己的头发， 陷入无穷痛苦中而不能自拔。一天下午5时左右，我低头走着，校门边突然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发清到哪里去？”我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原来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

“别开玩笑了，我想回校去。”我愁眉苦脸地回答。

“嘿，”林昭突然提高声调，“回去做什么？去吃晚饭？”

“不，……我近来几乎吃不下饭。何况现在时间还早，饭厅没有开门呢。”我望见她明亮的眼睛里含着几分讽刺的表情，茫然和尴尬地回答。

“走！我们到外面吃顿饭去。我请客。”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不饿，不想吃。”

“哼！饭要吃，而且要吃饱。你不饿？也罢，那你也得陪我去。”她好像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我环顾四周，没有发现“狼一样的眼睛”，便转身跟着她走去。

饭馆顾客不多。林昭找了个角落坐下，我没精打采坐在她对面。当我再次表示没有胃口时，她向服务员要了一碗肉丝面，举起筷子哈哈地笑：“你不吃，我可要吃。”她一边吃，一边告诉我：她当“右派”之初，不吃，也不睡；人们说她在流泪，其实她心里在流血；她甚至曾经自杀（我知道她自杀而被抢救过来，但我没有勇气去看她，此时也没有勇气追问关于她自杀的细节），可是现在她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她停下筷子，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我是不容易服输的人，从前我虽然钦佩林昭的才气，可是我心里没有怎么服她，况且她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可现在她却像一面镜子照亮了我，我觉得她好像变得高大起来，像个哲学家静静地睁着眼睛审视着一切……

我们从饭馆出来，已日薄黄昏。夕阳的余辉染起了北大校园，玫瑰色的彩霞在西山上炽烈地燃烧着，远处暮霭苍茫，微风轻轻吹拂，白杨树叶沙沙作响。北京夏日炎热开始退去，夜晚特有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清爽凉决开始降临。林昭忽然停下脚步，说：“喂，我们逛逛颐和园去吧。”这里去颐和园只有两站路，乘公共汽车只需5分钱。 傍晚时分，颐和园游人很少，昆明湖的万顷碧波，万寿山的曲径的清幽静寂，奇花异木的浓郁芳香枣啊，多么富有诗情画意！这正是游园休憩的好时光。

我犹豫了一会儿，却说：“算了，时间不早，我们还是回校吧！”我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不仅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言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

“……”林昭望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进入校门以后，我们各自分开走了。

不久，我被“分配”到大西北。林昭“罪行严重，态度十分恶劣”，本应送去“劳动察看”，但因病留下在北京做资料工作。我离开北京时没有向她辞行。没有料到，此行竟成永诀！

1960年春天，我在黄土高原一个小县一所中学农场劳动。这个所谓“农场”，就是全校师生用镢头、 铁铣在贫瘠荒原上开出的几亩荒地。路边盖了一间宽不到3平方米的低矮小土屋，房门用几块木板拼成。除了我和一个“作伴”的学生住在小屋内以外，“农场”一无所有。这是一个漫长而可怕的春天。河边草丛刚刚露出淡淡的绿色，天空常常弥漫着灰黯的云雾，寒风袭人，冷侵骨髓。附近农村里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我虽属于“干部”，但根据规定，该县干部每人每月口粮从27斤“节约”到25斤，接着“节约”到22斤、20斤，每人每天平均食粮6．666……两，好在这里时兴一天吃两顿，每顿供应3．333……两玉米面。除盐巴外，没有菜，没有油，没有任何肉、副食品。县城里惟一一间熟食店早已歇业。街上冷冷清清，看不见任何食品出售。只有一所县医院门庭若市。我所在学校，除了少数几个脖颈壮如公牛的食堂管理员和领导人以外，老师和学生有的得了肝炎，有的水肿病，有的肚子疼……我在“农场”虽无事可做，但头晕眼花，每日翘首两次开饭时间，而每一次可以领到一块手巴掌大小、 约2寸厚的玉米面“花糕”枣这是当地手艺高超的大师傅发明的“增量法”所制造出来的杰作枣和一碗也是玉米面烧成的汤。几乎用不着牙齿帮忙，两种美味食品刚到手便自动滚进我的肠胃里去了。然而我总觉得“花糕”太少了，倘有一箩，我也可以一次把它吃个精光……一天，我突然觉得两条随沉重得灌了铅似的，脚和小腿肿起来。我一步一步慢慢地挨到校医室，刚从卫校毕业的年轻校医，只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眼，什么话也没有问，就在药柜里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一盒中成药--“银翘九”，把它塞到我手里。“这是治感冒的呀？ ”我不胜惊讶地问。他摇摇头，说：“‘瓜菜代’嘛！但不许多吃，一天只准吃两颗……”

我的水肿病越来越严重，整日昏昏沉沉，但校医室连“银翘丸”也没有了。我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甚至作好了思想准备：我不能偷，不能抢，也不能逃跑。因为我是……可怜我才27岁！ 最可怜的还是我千里迢迢之外的老母亲，因为她在我8岁时失去了我父亲，只有我一个独生子……

正当陷于绝望之时，我突然接到一封来信。那柔中带刚的娟秀字体，一看便知是林昭的手迹（我到西北后一直和她保持通信）。我撕开信函，掏出、摊开信笺准备读下去时，忽然一个小纸包跌落地上。我俯身拾起，打开一看：啊，全国通用粮票： 5斤、10斤、15斤……一共30多斤！我急着看信，信中说：知我处境十分困难，她的日子虽然也不好过，可是她饭量不大，吃得少，因而有点节余，凑了这么一些，略表寸心，幸勿见外……我把信反复读了三四遍，用手帕擦了几回湿润的眼眶，心潮起伏久久难平：世界上最崇高的美德，莫过于“舍己为人”；世界上最完美的情操，莫过于“雪中送炭”。在这困难时刻，有的亲人为争夺一点食物而反目为仇，有的夫妻为几斤粮食而分手离异。而我和她只是一般同学而已，她送我的岂止是几十斤粮票，而是世间爱人与人爱的无私的情操和伟大的美德。她不仅向我伸出救命之手，而且展示了她那水晶般透明高洁的灵魂。这区区30余斤粮票，在当时仿佛胜过800斤、 3000斤……难于计量的友情，使我感到渺小的身躯难以承受它的重量。 我赶快回信， 表示万分感激，信中还真诚敦促她“认真改造”，祝愿她“早日回到人民怀抱……”不久，我接到她复信，大意说此乃小事一桩，不足挂齿，至于足下所说“认真改造”云云，则“你我都是共坐在一条船上的‘旅人”，船若靠岸，我亦可登……”

我对这30余斤粮票，倍加珍惜，每天限定加买半斤粮票的“花糕”或“黄团长”（黄玉米面馍馍），决不多加一两。直到这年夏收以后，我的每月口粮供应恢复到27斤，还有了一点萝卜之类的蔬菜。奇怪，我没有吃药，水肿病却不知不觉痊愈了。

可是同年10月以后，我与林昭的联系突然中断了。我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信，都仿佛石投大海。我多方猜测，四处打听，但都一直未曾听到有关林昭的半点消息。

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即将调回家乡之前，去看望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我问她：林昭今在何方？她出人意外地满怀悲愤告诉我：林昭在文革中被“四人帮”枪杀了！

天哪！这简直是晴天霹雷，我仿佛触电一般，说不出半句话来，眼睛顿时掉下簌簌泪水。半天，我才吃力地想起鲁迅先生的“忍看朋辈成新鬼”诗句……我要了纸和笔，透过朦胧的泪花，急急草就《哭林昭》诗一首，现摘抄如下：

此世难忘弭难粮，高倩厚藉翰华长。

减君瘦体盘中粒，饱我孤寒病饿肠。

飘零沦落更惨死，噩讯迟闻泪沾裳。

黄土家中眠做骨，惊水长啕怨浦江？

芳魂杳杳难入梦，春草幽幽一楼香。

船靠岸边君不见，空留遗恨泣同窗……

可是林昭为何而死？怎样死？死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那位同学也和我一样，脑子里全是大“？”。直到“四人帮”被拉上历史审判台，报上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写的报告文学《历史的审判》，才痛悉：“在我们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上‘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的生命。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 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5分钱的子弹费。 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后来，我又读到上海《民主与法制》 杂志1981年第3期《林昭之死》一文，对林昭罹难过程才有较为详细的了解： 林昭的舅舅许金元曾是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4．12”事变中牺牲的烈士。林昭的母亲早年追随其兄参加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林昭受其舅和母亲的影响，17岁参加工作，参加过“土改”，当过新闻者，在工作中成绩出色。1954年她以江苏省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1960年林昭因病回上海以后，与几个朋友编印了《星火》，她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长诗《海鸥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和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等因看了“南共纲领”，认为南斯拉夫情况和中国很相似，不妨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寄给有关领导人作参考借鉴。她因而于1960年10月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因为她在狱中坚持真理，从不低头“认罪”，甚至变本加厉地直接有力地抨击“四人帮”大搞现代造神运动和愚民政策，终于从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林昭的妹妹谈到她最后一次探监见到林昭的情景：“一见她，我大吃一惊，她的打扮正与外面一片红色海洋截然相反。她穿了一件淡色上衣，用白被单当裙子，长长地拖曳在地上。手臂上套着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很长，齐根扎了一条白手帕，宛如过去戏台上的窦娥……我隔着铁丝网发呆了。当然，我想我是理解她这样打扮的含义，这是另一种反抗……”林昭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是：《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1979年1月， 北大发出了关于林昭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了林昭案件，于1980年8月22日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宣告林昭无罪，冤案终于平反昭雪。1980年12月11日，林昭生前部分老师、同学、友好和亲属在北京举行悼念会。参加者有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罗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人大新闻系主任罗列，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杨伯峻教授，乐黛云教授，作家林斤澜， 作家、 北大同学刘绍棠、陆拂为等80多人。我未能参加追悼会，发去唁电：“千秋岂短，浦江尚淌颦卿血；四载何长，粤海无平难友心，”以寄悲愤与哀思。

林昭的悲惨命运，令我想起张志新，想起我们这一代不幸的知识分子。林昭的悲剧，难道不是时代的悲剧么？然而，决定暂时胜负的也许是力量，决定历史胜负的却只有真理。被残暴的“四人帮”所戕害的林昭，虽然倒下了，但历史已经证明，她是真理的殉道者。她只活了35岁，正当开花结果的盛年，没有结婚，无儿无女，“质本洁来还洁去”。她宛如夜晚一颗一闪即逝的流星，生命虽短，但那划过天际的璀璨光芒，会点燃人世间许多追求真理的心！

1985年夏天，我游览了古城苏州，参观了名扬中外的拙政园，驻足虎丘胜景，饱餐了中国的“威尼斯”--苏州水域的美容秀色。回到广州以后，有同学问我：去看了林昭的坟墓没有？“什么？林昭有墓？”因为我仅仅知道林昭身后只留下一束头发。他说：有。那是几个同学凑钱在林昭的故乡苏州给她修了一个墓，----净土掩风流”。不过，是“衣冠冢”？还是骨灰墓？也许只是一个纪念碑。但即使是纪念碑也罢，我到苏州没有去看她，真说不过去，令人黯然。可是我又想，倘见了她，我能说些什么呢？就说“安息吧，林昭”吗？对此废话，林昭的英魂，即使在天堂上抑或在地狱里，她乐意听么？想来想去，我似乎找不到一句适当可说的话，我只默默地对自己说：

“惭愧吧，后死的苟且偷安的‘须眉浊物’！”


这里有林昭的网上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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