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对中学教科书新课纲运动开始，台独师生便一直散播日本的殖民史观，甚至拒绝承认“慰安妇”出于被迫。接着，李登辉访日返台后，不断以日本人自居，否定中华民国，主张钓鱼台（钓鱼岛）归属日本，认同日本为祖国，指控抗日是外来政权讨好中国的说词。然后是蔡英文出面，鼓励年轻人摆脱历史做自己，并呼吁尊重李登辉的个人历史经验。

  上述种种发展，引发论者关注台湾年轻人的历史视野问题，也对大陆带来严峻挑战，因为无论两岸经济与社会交往多么密切，都不能扭转台湾下一代人追随台独的政治立场，而把台湾与大陆之间各种绵密的文化、宗教、血缘联系，都当成只是历史偶然间介入台湾人民生活的零碎现象。如此一来，莫说两岸统一遥遥无期，甚至台湾还将理所当然成为美日围堵中国的战略棋子。

  不过，无论台湾学运表现的日本情结多么令人瞠目结舌，他们反中的情绪多么的如火如荼，他们毕竟不是李登辉这一代人。李登辉效忠日本天皇，把中国当成敌人，视中华文化为落后封建，是他在殖民时期受到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灌输所致，已经深入神髓，近乎直觉。尽管在一生中摆荡在各种政治立场之间，到了老年后不堪疲累，回归到意识的原点，情有可原。

  李登辉的下一代亲日领导人如蔡英文、柯文哲等，已经没有老人受过的那种大和魂的灌注，他们基于成长的生活经验，其情感上的亲日固然依旧明显，但是更需要思想论述上的补充与协助，才能有效传达。是故，蔡英文复制了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作为她的对外政策旗帜，而柯文哲则宣传日本殖民带来先进文化，让台湾得以从自诩的文明高度，睥睨大陆。

  在所谓慰安妇问题上，李登辉自始不承认，忠诚反映日本观点，但亲日第二代则显得大费周章。新近台独知识界提出了“诱迫”论，主张凡是诱迫皆不正当，而有鉴于担任军妓绝非合情合理之工作选择，故必属诱迫，如此国民党设有军中乐园与日军设有慰安所，便为一丘之貉，若要批评二战日军，则应同时批评战后国军。诱迫这样的模糊概念，以人人怀璧其罪的迷糊仗，就把性奴的问题冲淡了。

  亲日第三代就是太阳花与反课纲这样的年轻世代，他们亲日的情感所剩无几，与其说他们亲日，不如说是模仿上一代的亲日本，因此是消费日本。他们甚至因为反对将慰安妇说成是受日军胁迫，不为采纳，而激动落泪。他们既无可能是为了空想中自愿的慰安妇不会尊重而落泪，只能是替自己为了抗争而抗争未遂的遭遇落泪。如此卷在自己感情世界中的学运，当然没有亲日的坚强意识。

  他们假装亲日与他们假装反中的心理过程，如出一辙。并非他们的情感是假的，而是他们的情感主要是伸张自己，但是因为在思想上不敢自省，甚至不敢有自己，以免直接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所以采取抗争，把自己锁在中国的对面。其结果，愈反中，就愈不能承认自己，结果，亲日论述就成为方便而熟悉的出路。

  实际上，台湾的年轻世代个个都读四书五经，不敢说熟稔其间人物字句，但起码儒家价值与以人情及面子为导向的人际关系，自幼就经由社会制约而嵌入人格典型。所以，一旦在受到某种不特定或偶然的情境因素挑动之后，均可以迅速转换模式，融入中国社会，大量启动中国文化资源，运用人情与面子的进行法则周旋折中。随柯文哲访沪的几位反中急先锋，不就表现得如鱼得水吗？

  今天，在去中国化与台独论述的鼓舞下，也在因台独而遭遇北京压制，经济却得仰赖大陆，自己却一事无成的沮丧中，亲日成为最好的投射，使年轻世代可以对大陆出气，得到政治镁光灯，并回避自己到底是谁的痛苦问题。最后这一点，使他们恐惧于自己传承中国文化的知识能力及文化直觉，尽力闪躲，以至于前往大陆发展的机会反而制造罪恶感，以为自己背叛台湾。中国文化资源对他们愈有用，他们愈手足无措。

  这只有在大的震撼之下，才有可能摆脱去中国化的政治正确，恢复完整的自己。大的震撼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大陆得到扬名立万机会，受到家乡台湾同胞的景仰；二是大陆在国际上封锁，甚至粉碎了华府御用台北、打台湾牌的战略图谋，断了台独依附在美日的大战略中，对大陆狐假虎威的惯性操作，则迫使台湾人民只能重新从自己的中国文化资源中，揉捏出剩下的唯一的自尊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