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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到土耳其，反而产生了对中土两国比较更浓厚的兴趣。两国的历史轨迹、发展势头、经济潜力都有不少同质性，中国研究界常把土耳其视为是“中东的中国”。土耳其的一些学者则更愿意把土耳其视为国家现代转型的中国榜样。2015年11月，全球最重要的经济治理平台G20峰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召开，20个大国领导人悉数到场，土耳其人更是把2015年视为世界的“土耳其年”。

两年前，时任总理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90周年时，提出了2023年建国一百周年的“土耳其梦”宏伟目标：土耳其成为全球十大经济体之一，发展至少10种全球认可的土耳其国际品牌，成为中东地区的能源枢纽，伊斯坦布尔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这些与“中国梦”多少有一些相似，虽然土耳其的人口、面积和GDP总量分别约为中国的6%、8%和8%，但这丝毫不影响土耳其人帝国复兴的雄心。埃尔多安甚至还提出了2071年的“千年土耳其梦”。1071年，塞尔柱突厥人在曼兹科特战役(Battle of Manzikert)中击败拜占庭帝国。所以，每当日本人把1904年日俄战争视为东方民族第一次打败西方民族的象征时，土耳其人就笑了。

在全世界所有非西方民族中，土耳其人拥有对西方世界的最大心理优越感。他们的祖先奥斯曼一世在1281年建立的奥斯曼帝国，一直延续到1922年。641年的王朝寿命是中国最长寿王朝唐代的两倍还要多。奥斯曼帝国颠峰时期，疆域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地中海、黑海都成了帝国内湖，一度令欧洲人闻风丧坦。

“要不是1683年维也纳之战奥斯曼帝国终止了向欧洲继续扩张，说不定整个欧洲都是土耳其疆域了。”在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边，鸟瞰欧洲、亚洲分水线，一位土耳其学者朋友不无感叹那段历史。

所以，中国人要是与土耳其人讲“民族复兴”，那会有无穷多的心灵同振与共同语言。土耳其人会告诉你，当年突厥人初居中亚，后迁至小亚细亚，然后日渐兴盛；他们还会假设，当时奥斯曼帝国掌控东西贸易之咽喉，迫使西班牙、葡萄牙的航海家循海路前往东方，寻找香料、丝绸……

不过，中国学者似乎一直不太好看土耳其。早在1898年，康有为曾以《突厥削弱记》一文，上书光绪帝，将土耳其视为应以为训的弱国典范：“横览万国，与中国至近形似，比拟同类，鉴戒最切者莫如突厥矣。”“今中国之形，与突厥同；中国之病亦与突厥同。”毛泽东1940年也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当年的“土耳其梦”做过嘲讽：“中国从来没有过土耳其的那种便宜事情”。

我的好友海裔教授曾在《伊斯坦布尔：回到中国的道路》一文中多处引述康有为、毛泽东的土耳其观，并认为土耳其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以来的“探路者”，这个“探路”意义堪与俄罗斯相比。

在我看来，土耳其至少更有“大国崛起的欲望”，更希望回全球政治的顶峰。有人或许会把这种“雄心”视为是“不自量力”，或“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悲情。但事实上，过去我曾在访问波兰、伊朗的手记中屡次谈到过类似“悲情”。

国内一些批判者似乎不太珍惜中国体量大的幸运和天然优势，对国内崛起之势有时也持否定态度。他们真的是没有体味过像波兰、伊朗那些中等强国或区域大国“欲强不强”、“恨铁不成钢”式的苦楚。

土耳其人更是容忍不了像中国人那样“仍是弱国”的自我批判，而是对全球大国地位充满着想象与欲望。2015年土耳其举办G20峰会，在11月中旬占全球GDP总量80%的20个大国领导人(包括习大大)都会齐聚土耳其旅游城市安塔利亚，商议全球经济治理大事。作为国内G20研究的智库，我每次与土耳其智库同行谈及“今年是全球的土耳其年”时，对方都会“笑纳”，将之视为是对土耳其“全球大国”地位的肯定。

很明显，相比中国官方几乎从未认同“中国是全球大国”这个说法，土耳其人更愿意彰显自己的全球影响力，尤其是2015年。他们的精英在全球异常活跃，纷纷对推销土耳其的全球治理理念。

去年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G20峰会的预热峰会，作为承办方之一，我与前来接棒的土耳其总理、前外交部长、“土耳其的基辛格”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glu)寒暄过一段。他对中国崛起无比感兴趣，认为土耳其应当像中国那样发挥着全球作用。

事实上，他在2001年《战略的纵深》一书中就深层次阐述过土耳其的外交大战略，那就是要实现“凯末尔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的转变，将土耳其变成一个拥有伟大感和自信的全球行为者式(global actor)的国家。在达乌特奥卢看来，土耳其已经全球大国成型的前夜。

不过，土耳其的国内状况恐怕比中国更值得担忧。比如，民族问题，中国整体上保持着民族和睦相处的大团结状况，一些“疆独”、“藏独”势力几乎如蚍蜉撼树。但在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看上去焦头烂额。

一提起库尔德人，我们的土耳其女随行人员就皱起眉头，连连摇头。“如果我要是嫁给库尔德人，我父母一定不会同意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杀了太多政府士兵。”她回答。

库尔德人是生活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交界处的跨境民族，总计约有3000万人，是中东地区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第四大民族。主张建国的库尔德工人党(PKK)早已被欧美国家定性为恐怖组织，也是土耳其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

长期以来，土耳其执政集团对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进行弱化，比如，限制库尔德语的使用，不许争论民族政策，公开场合说库尔德语要被罚款等，但过早出现的民主化、多元化体制，使土耳其没有能力同化库尔德人，毕竟库尔德人在土耳其是一个占有大约1/5人口的民族(约1500万人)。

现在，PKK领袖奥贾兰(Abdullah Ocalan)已被土耳其政府关押，但此前PKK从事不少反政府活动，并多次与土政府军冲突，双方多次谈判无果，这令土耳其国内的安全状况一直不被看好。而且，最近10多年来美国对萨达姆政权的打击，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力量得到了壮大，自治权和军事实力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加之这些年到处进攻扩张的ISIS(伊斯兰国)、叙利亚内战，各方势力相互冲突，西北至土耳其、东南到波斯湾的斜线形版图简直乱成了一锅“八宝粥“。

正因这种反恐惯性，过去十多年，在土耳其，进入商场、酒店、写字楼大多需要安检。光这一点，恐怕就是普通中国人难以想象的。但土耳其人很自信，认为这丝毫不影响国家崛起的趋势。在土耳其的一位中国公司负责人告诉我：“土耳其很安全，投资环境也相当不错。土耳其的确在崛起。”

很显然，土耳其人没有放大民族问题的威胁性。其实，最令土耳其人关注的政治力量，应是“境外势力”居伦运动(Gulen Movement)。这个被形容为“全球最大的伊斯兰运动”号称有800万追随者，发起人法图拉&＃8226;居伦被视为是伊斯兰世界的“甘地”，是土耳其的穆斯林精神与社会导师，原本是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后来双方关系破裂。渐渐地，居伦运动的一个直接诉求，就是需要一个没有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执政集团。

不过，以我接触面来看，土耳其主流社会对此并不算紧张。他们常说，现在贵为总统的埃尔多安长期保持着国内过半的支持率，是土耳其政治稳定的最大保证。相反，中国人对“境外势力”的焦虑感更强。

相较之下，土耳其金融更不稳定，早已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土耳其常是全球金融形势变动的“躺枪者”。油价爆跌、美元退出量宽、本国国内政局都会影响着经济走势。2013年土耳其通货膨胀率是7.49%，而美元/土耳其里拉2013年元旦还是1.78，到12月1日升至2.13，而2015年6月初则飙涨至2.7。类似8月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贬值4%的调整，在土耳其实在是司空见惯的事。

在土耳其中央银行，突厥人后代的银行家们笑着对我说：“不能担心，土耳其经济的潜力很大。”他们提醒我，在G20国家中，土耳其连续十年保持着7%-10%的增长，是和中国一样的经济绩优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应该更信任土耳其的未来。

这位银行家的乐观是有出处的。土耳其这些年可谓在亚欧大陆“悄然崛起”，被国际社会冠于许多称号，除了是G20成员外，土耳其还是“展望五国(VISTA)”之一、“灵猫六国”之一、“金钻十一国”之一，目前已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

我承认，通常持审慎乐观态度的我“败”给了更乐观主义的土耳其人，或许曾有过600多年连续跨洲际统治经验的土耳其人，比中国人更懂得用“大历史观”来看世界吧，至少，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三年的土耳其经济学家好友不只一次鼓励我，应当更看清中国优势。

我告诉他，我是国内少数乐观派。他的回答是，“在我看来，你还是有些悲观。你们中国人就是太谦虚。你们的经济状况和发展形势简直是完美之极，实现“中国梦”毫无悬念。当然，我们的‘土耳其梦’也不错。”

我苦笑，只能回答他：中国人比较居安思危。你这样的大国崛起“宽慰”，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能接受？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