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在1955年授予的开国上将中，有3个人很特殊，即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都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从国民党军中投诚过来的。

但如果把上将的范围再扩大到现在，还有一个人比他们3位更特殊，因为这个人是在辽沈战役中俘虏过来的，而且当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却在1994年成为我军上将，绝对是传奇中的传奇。

那是在1948年11月1日，波澜壮阔的辽沈战役已进入尾声，东北野战军2纵6师16团进入沈阳市区，前卫连1连连长黄达宣率领部队包围了一座银行楼，俘虏了两个国民党中将，一个是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另一个是东北剿总高参室主任苏炳文。

说起来，这两人都是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苏炳文还曾是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都是对民族有功之臣，因此被俘后也都受到了厚待，苏炳文后来还担任过黑龙江省政协常委。

不管怎么说，一个小小的连长一下子俘虏了两个国民党中将，黄达宣可想而知得有多么激动和自豪，但几十年后，他却对另一个普通的士兵俘虏更加感到自豪。

辽沈战役结束后，按照我军优待俘虏的传统，愿意留下的留下，不愿意留下的给发路费，任其回家。不过，黄达宣却在这些想回家的俘虏中看上了一个人，这个人长得很高大，精气神也很足，一看就是当兵的好料子，黄达宣就主动去找他，想把他留下来。

这个士兵还纳闷儿，说东北都解放了，我还当兵干什么？黄达宣说：“东北解放了，关内还没解放呢！”

就这样，这个俘虏就加入了东北野战军，成为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也从此开始了一段传奇的人生。

这个士兵名叫徐惠滋，山东蓬莱人，跟他同乡的名将还有戚继光、吴佩孚、于学忠等人。

随后，徐惠滋跟着四野南征北战，最远还去过广西打仗，并于1950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朝鲜战争爆发后，徐惠滋作为四野的主力，奔赴朝鲜战场，全程参与了第一次到第五次战役，立功无数。

1983年，徐惠滋从师长升任39军军长，是我军少有的从师长直升军长的高级将领。而39军正是当年俘虏他的东野2纵，纵队司令是大名鼎鼎的开国上将刘震，政委是同样大名鼎鼎的吴法宪。而且有意思的是，当年俘虏他的连长黄达宣，这个时候正是39军的副军长，成了徐惠滋的下属。

据说，当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徐惠滋还谈到了当年那段往事，黄达宣不好意思地说：“军长，你别说了。”徐惠滋哈哈笑道：“老连长，这是历史呀！”

1985年，徐惠滋又升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在1988年我军第二次大授衔中，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年，又晋升为上将军衔，同期晋升为上将的还有丁衡高，聂荣臻元帅的女婿。

2005年1月5日，徐惠滋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结束了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

附：2005年新华社报道徐惠滋逝世消息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军事科学院原院长徐惠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月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胡锦涛、江泽民、曾庆红、李长春、罗干、周永康、郭伯雄、曹刚川、李鹏、刘华清、徐才厚、李铁映、何鲁丽、白立忱、罗豪才、李德生、肖克、廖汉生、吕正操、杨白冰、田纪云、迟浩田、张万年、姜春云、张震、洪学智、赵南起等，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徐惠滋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徐惠滋同志是山东蓬莱人，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战士、营文化教员、连副指导员，参加了平津、衡宝、广西等战役战斗，荣立大功、小功各一次。他参加了抗美援朝的第一至第五次战役，以及1951年夏至1952年的多次阵地防御作战。1954年后，他先后任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团副参谋长兼作训股长、副科长、副处长、处长、师副参谋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军长、副总参谋长、军委纪委副书记、全军保密委员会主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他协助总参谋长长期分管全军作战战备工作，就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向军委、总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协调解决了战略方针调整、战备和战场建设等军队发展的重要事项，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在军事科研工作中，他组织科研人员攻关，编制了军事科学院军事科研“九五”计划，编修了新一代作战条令等军事法规，多项重大现实问题对策研究成果得到军委、总部高度重视，有的填补了我国军事科学一些重要领域的空白。他还领导制订了《全军1996至2000年军事科学研究工作计划》。他退出军队领导岗位后，担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为加强侨务法制建设等做了大量工作。

徐惠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年晋升为上将军衔。他曾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