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将如此轻易地谈论血光四溅的核战，引起爱好和平的人们批评痛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任谁批评，也绝没有美国右翼鹰派以及那些无知加无耻的政客发言的份儿。正是美国的右翼鹰派几年来不间断地在谈论打击中国与中国作战，甚至把军事上打击中国包括核打击在内，以计划的形式列入政府行为，不久前美国空军副参谋长在参院听证会上大谈如何对中国实施空中打击就是一近例，美国国防部智囊建议台湾轰炸三峡大坝则是典型的以屠杀平民为目的的战争叫嚣。更有甚者，2002年正当中俄等国尽心配合美国实施反恐之时，美国国防部的报告竟公然将中俄等国统统列入美国的核打击对象，美国官方对于使用核武器的轻率不知要超过朱少将多少倍（实际上美国是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而且是在胜局已定的情况下把仅有的两颗原子弹都扔在日本人头上了）。如果说朱少将应该被炒鱿鱼的话，那么美国国会是否更应该要求美国政府道歉以至解散，至少主持其事的老狼国防部长早该下台了吧！

美国人仗着世界第一的超强实力，再加上西方那种唯自家利益为重的传统，向来行事都是以我为中心，极少顾及他国甚至盟友的利益。牛仔总统布什政府上台之后，这种情况更加变本加厉，几乎是以近乎恶霸的心态处理国际问题，今天要打这个国家，明天又不排除核武器攻击那个国家，反正是“我说你该打你就该打，不该打也该打”，“我要用核武器就该用，不该用也应该用”。美国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顺利得手，更让美国的鹰派坚定其理念，以为只要美国坚持强硬政策并以其超强的军事力量施加威慑，这个世界就会按照他们的设想去运转了。在这种对美国军事力量的超强信心鼓动之下，美国众院的一些政客们大概以为，在美国毁灭性报复打击的威慑下，一旦台湾问题引爆中美战争，中国也只会（或只应该）按美国设计的战争行为行事。朱少将说出了他们不愿意听也更不愿意让美国民众了解的话，他们的暴跳如雷也就可想而知了。

朱少将的话大概也表达了中国鹰派军人的一种义愤。其实，岂止是中国军人有气，甚至一些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朋友也对美国的右翼鹰派这几年来刻意以中国为敌的种种做法颇多非议，并且颇为担心美国在反恐胜利腾出手之后就会过河拆桥。实际上美国一干鹰派人等这几年的言行岂止是过河拆桥，简直是人还在桥上就在谈论拆桥了。君不见这些年正当中国在反恐防核扩散问题上极力与美国配合，在朝核问题上几乎是在替美国火中取栗，同时又以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为美国发展军备与进行伊战间接贷款之时，美国国防部，右翼政客以及智囊人物却不间断地谈论中国威胁，执意把中国作为美国的未来敌手，甚至计划了种种军事打击包括用核武器打击中国的安排，而在台湾问题上布什政府也始终不肯回到克林顿政府有关“如因台独引发台海战争，台湾只能靠自己”的明确立场。这些美国人的言行，究竟是愚蠢得可爱还是率真得可憎呢？中国方面对其昭然若揭的过河拆桥之势，当然不可不防。

环绕朱少将核战言论，美国的众院议案闹剧也暴露了这些政客们在言论自由问题方面的虚伪性与双重标准。朱的言论是他们不愿听也不愿让美国民众了解的，就不适用言论自由的原则了，中国政府就应该对朱进行控制惩罚。诚然，中共当局向来有严格控制言论的传统，但其控制显然也只会以是否有利于巩固其政权根基为判断，像朱少将这类以民族主义为大旗的言论，控制了就会危及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中共当然不会强行加以控制，至多通过台下的劝说加以缓和而已。实际上，自从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共对言论的控制就已经是日薄西山每况愈下了，毛泽东所孜孜以求的“全国几亿人统一在一个思想下”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自从文革当中整整一代青年学生打破了中共十七年间培养造就的思维定式，走上了不同程度的自由自主地思考之路，中共的言论控制面对那些直接挑战其执政理念而危及其执政根基的言论，已经是捉襟见肘穷于应付了，又怎么可能把其言论控制面扩大施加于其内部的所有不同声音呢？其实美国也有言论操控，只不过更多的是通过操控主要流通媒体的话语权，而不是通过赤裸裸的打压，比中共高明得多文明得多罢了。

有人以为军队有严格的军纪约束，军人只会也只应该发出同一的声音。这对于完全专业化国家化的军队，大概不错，对于正处于党军与国军两可之间的中国军队而言，则不尽然。试想，既然党内存在不同声音，而又无绝对权威，党军如何能够对诸多不同声音实行军纪约束？完全国家化的军队则不同，当然只会以政府发言人的声音为准。中共军队在文革当中及其后，专业化（职业化）程度因卷入地方事务以及经商等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军纪约束远不如以前严格。身处改革开放大潮自由程度不断增加的中国社会，中共军队也难免受到影响。成空政委刘亚州将军当是一典型范例，其言论的大胆新潮可谓空前少见，而其有些文章在网上发表本身若在过去就是违反军纪的行为。数年前的海南撞机事件也是中共军内自由主义（这里说的是老毛所说的自由主义，而非思想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上升与军纪放松的表现。中共历来重视贵重设备超过人的生命，战机的飞行操作都有严格的条例规定，像这种和平时期的驱离行动更不会容许可能损坏战机的冒险行为。如果考虑到海南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前卫，自由化发展最先行的地区，王伟那种充满冒险与个人英雄主义（或说“逞能”）的超近距离驱离飞行，仅在海南出现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人如果不是剑拔弩张地抗议与指责，而是在早前与中国军方的交流中善意地讨论安全问题，王伟以及他那些做此冒险驱离飞行的战友们大概都会受到批评以至处分，撞机事件就有可能避免。

随着中国在言论上的进一步放松，美国政客们必须准备听到更多不喜欢听的，远比中国政府发言人规范化的外交语言激烈得多的声音。

美国对于言论自由在外交与内政方面的双重标准，也表明，很多时候在外交上与一个极权国家打交道反而比与民主国家容易，至少是交涉的效率高一些，而听到的噪音也少些。中国如果是民主国家，中国与俄国之间的边界条约大概再过二十年也不见得能达成一致；独裁的萨达姆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的十来年里制造的麻烦远少于今日民主伊拉克的麻烦，都是例证。其实美国自身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也并不遵循民主原则，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而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明证，美国政府甚至在与对方协商的情况下，往往也一味地采取强硬的压服政策，对方如是民主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难达成一致。然而世界发展到今天，世界事务又怎么会完全按照一个国家中一部分人的如意算盘去进行呢？即便强大如美国者，在当今的世界上如果完全不顾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一味要把自己的最大利益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上，也必将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