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政治上越來越要看東邊美國的臉色行事，而在經濟上卻又越來越要看西邊中國大陸的臉色，這就是當前台灣最為恰當不過的處境。台灣政治上的“東張”和經濟上的“西望”在一定程度來上互相矛盾，然而，這卻又是台灣所迴避不了的客觀現實,而且，正是台灣的這種“東張”和“西望”的矛盾，往往又引發了台灣內部的一系列爭執。

台灣問題不僅僅只是中國內部領土主權統一的問題，不可否認的是，台灣問題也已經成為了中美兩個大國在東亞太平洋地區政治軍事的大博奕，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正在越卷越深，美國成為了影響如何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素。

1972年，美國為了從越戰泥潭中脫身、建立中美蘇“大三角關係”遏制蘇聯咄咄逼人的攻勢，根據美國新近解密的基辛格訪華資料顯示，當時美國承認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從而實現了美國總統尼克松首次訪華的破冰之旅；1978年，美國為了改變“蘇攻美守”的美蘇爭霸的態勢，阻止蘇聯勢力範圍南下，美國卡特政府權衡再三，終於下定決心與台灣斷交並轉向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在冷戰時期，美國最主要的戰略敵人是蘇聯，這兩個中美關係史上具有指標意義的事件表明，美國都是把台灣作為一個與新中國政權達成交易的重要籌碼，從而成功地實現了“聯華遏蘇”的策略。從美國的角度看，台灣是為美國取得冷戰的勝利間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也因美國的“出賣”和新中國的堅決抵制而無法取得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儘管事後美國國會仍然通過《與台灣關係法》對台灣作了些特別的安撫，台灣今天在國際社會上還是落個國不成國、省不成省的處境。

蘇聯帝國因冷戰的失敗而走向解體，然而，中國在近二十年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力與日俱增，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的考驗和世界經濟一片不景氣中保持經濟的一枝獨秀，更是令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但同時也加深了美國對中國這位昔日戰略夥伴的戒備之心，美國因此覺得有必要祭出台灣這個籌碼，在“保衛台灣民主自由”的旗號下不斷給台灣當局打強心針，在軍事上不斷對台灣進行輸血，出售先進武器給台灣，以利用台灣來牽制中國大陸，實現以華制華。美國不斷利用台灣問題得寸進尺地要挾中國，謀取美國自身更多的利益。

與此同時，台灣內部的政治形勢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台獨政治力量的迅速崛起，隨着民進黨取得執政權，宣告了國民黨在台灣統治的失敗和終結，謀求台灣獨立成了台灣執政當局的目標和努力的方向。但是，台獨遇到的最大的也是不可逾越的障礙就是中國大陸堅決反對台灣獨立。中國大陸和台灣綜合國力懸殊太大，而且中國大陸是一股正在崛起的新生力量，國際社會各成員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選邊上，絕大部分還是不想與中國大陸鬧僵而公開承認台灣獨立，事實上，台灣的先後領導人李登輝和陳水扁都已經在多個場合公開宣稱“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國號叫做中華民國”，只是國際社會的大多數成員對台灣的這種差不多等同於台獨似是而非的宣誓聽而不聞、故作糊塗罷了。而與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又不情願看到台灣與中國大陸實現統一，一直都在不遺餘力地鼓動台灣與中國大陸對立。美國已經深深卷進了台灣問題，舉個例子，美國與台灣在軍事上不斷加強合作，向台灣輸出越來越多的高科技武器，試想一下，如果台灣和中國大陸統一了，美國是否願意看到台灣的美國高科技武器和技術落入中國手中？美國在台灣投入的心思越多、花費的成本越大，就得越阻止台灣和大陸不管哪種形式上的統一。台灣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了美國的一種政治上的“越戰泥潭”，台灣問題事實上已是美國手中的一把雙刃劍，應用得好，或許可以實現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企圖，應用不好，也許也要為此卷進一場大規模的武裝衝突而付出慘重的代價。

中國雖然是個正在崛起的新生國家，但是綜合實力跟美國相比還相差甚遠，國民生產總值在2001年還差不多隻相當於美國的四分之一，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尚處於探索階段和成熟過程，這就要求中國當前要把主要的精力和資源用來解決內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諸多問題，而不可能把太多的資源消耗在美中對抗上，因此中國在處理與美國的衝突中基本上都是對美國的叫陣高掛免戰牌，甚至有時還得對美國欺人太甚的氣勢裝孫子。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國遭受9.11恐怖襲擊後不得不把戰略重心轉向國際恐怖主義，在客觀上也給中國減輕了不少的軍事政治壓力。台灣要謀求台獨，在軍事、政治等等諸多方面都離開不了美國的支持，而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布署又離不開台灣這顆棋子，美國和台灣各有所需、互有所求，只是讓台灣島內主張台獨的政治勢力始終放心不下的是，美國從來不肯承諾武力保衛台灣獨立，但台灣又早已把自身的安全（或者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台獨政權的安全）全然寄托在美國身上，由是，台灣對美國提出的各項條件和要求，不管苟刻與否，都必須有求必應。台灣在政治軍事上唯唯諾諾地向東看美國的臉色行事，跟着美國的指揮棒走，對美國可以說也是“灰溜溜地夾着尾巴”。

台灣雖然在政治軍事上要向東看美國的臉色，但是，隨着台灣和中國大陸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進行，台灣在經濟上對大陸的依存度越來越高，從經濟層面上講，台灣又要向西望大陸的臉色。

台灣每年從與大陸的貿易中取得巨額的貿易出超（貿易順差）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可以說，台灣的外匯存底基本上是來源於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順差。隨着世界經濟的全球化，世界經濟面臨了產業布局的重組，其中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中國正在逐步變為世界製造的中心。中國積極鼓勵外商投資的政策，廉價的勞動生產成本，還有潛力巨大的市場前景，吸引了國際眾多的大小廠商企業前往中國大陸布局設點。從企業的角度出發，台灣的企業如果想要逆國際上這股大陸熱潮而行，誰也無法估算出台灣的企業界要因此損失多少利益。現在，就連代表台灣當前高科技產業優勢的晶圓企業也急切地希望能夠儘早跨海登陸進行設廠生產銷售，畢竟，作為一個晶圓企業，誰也不想失去對晶圓產品有着巨大需求量的中國大陸市場。

中國大陸是屬於以內需為主的內需型經濟，隨着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這種內需型經濟將會得到進一步加強，而與大陸不同的是，台灣是以出口貿易為主的外貿型經濟，台灣外部市場是台灣經濟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台灣捨棄中國大陸市場必然要失去很多的經濟利益。就目前為止，台灣對大陸的優勢並不是象有些台獨人士所稱的“民主制度”，而是經濟，如果台灣經濟上衰敗下去，而大陸經濟保持持續穩定的發展，那麼台灣和中國大陸的絕對經濟實力的差距要進一步拉大，同時，台灣在整個世界的份量和影響力也就要隨之降低，台灣島內的台獨勢力即使想台獨，沒有經濟的強有力支撐，也是力不從心，台灣主張台獨的綠色政權也要因經濟的不景氣而變得不穩固。可以說，如何恢復台灣經濟的增長已經成為陳水扁頭痛的問題。

台灣要實現經濟的再度輝煌就不可能無視大陸市場的存在，而政治障礙又是台海兩岸經濟交流的最大阻礙。中國大陸是以內需為主的經濟，而台灣則是以外向為主的經濟，台灣產業界對兩岸三通的要求已變得要比大陸強烈得多。在這種情況下，“三通”不通對台灣的企業來講有如魚骨梗喉，台灣的許多企業也因此遭受巨大的損失，現在那些沒有出島的台灣傳統產業大多已適應不了市場的競爭而經營困難，相比之下，兩岸無法“三通”對大陸的影響要小得多，因此，中國大陸在兩岸三通的態度也從早期的“積極推動兩岸實現三通”轉變成現在的“以不變應萬變”，在三通問題上千句萬句就是不離一句老話--“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實現兩岸三通”。兩岸無法三通，最着急的還是台灣的企業界，從這也可以看出，如果台灣在經濟上想要象政治上完全脫離中國大陸，受負面影響最大的還是台灣的企業界，台灣許多企業為了圖生存，最終還是得選擇出走，台灣的股匯市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受害的還是台灣自身的經濟。

台灣在政治軍事上的“東張”，美國給了台灣島內主張台獨的政治勢力極大的鼓舞和支持，而台灣島內的台獨勢力也一直把美國視為實台灣實現脫離中國走向台獨的後台靠山。而台灣在經濟上的“西望”，客觀現實又令台灣在經濟上無法脫離大陸。正是台灣這種“東張”“西望”的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台灣島內統獨的爭議，同時，也反映出台灣當局在制定執行一些政策時也是“東張西望”的心態，從使用通用拼音、更改教科書、護照加注“台灣”到開放晶圓赴大陸投資等等一系列政策，台灣當局都要窺探台灣島內各派政治勢力和大陸美國的反應，尋找種種的理由和藉口為自己的決策辯護。東張西望的台灣最終要何去何從，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