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是一位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有人将之比作岳飞，认为袁崇焕之死乃是千古奇冤，是崇祯帝昏聩而酿成的惨剧。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袁崇焕之死，乃是咎由自取，并无冤屈可言。而还有一些人认为袁崇焕通敌卖国，乃是十足的大汉奸。

那么，袁崇焕之死究竟冤不冤呢？满清乾隆为袁崇焕翻案时，乃说是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错杀了袁崇焕，想来乾隆一定是听了不少评书演义。历史毕竟不是小说，“蒋干盗书”而使曹操中了周瑜的离间计，错杀了蔡瑁、张允（该情节系虚构）。而蔡、张二人到死都不知道是因何原因的情节，也只能出现在评书演义中。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杀蔡、张，没有经历任何司法审判，也没有给他们任何辨白的机会，仅凭一张未经辨明真伪的通敌信就给错杀了。

而袁崇焕自下狱至处死，却历经了八个月之久，多番审判。而从罪名上来看，主要是两大罪，按《明史·袁崇焕传》记载：魏忠贤遗党王永光、等等谋兴大狱.....见崇焕下吏，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杀害毛文龙）二事为两人（袁崇焕、钱龙锡，钱龙锡后被免死）罪。

且不论是否阉党挟私报复，而单从“罪名”上来看，此袁崇焕之两大“罪名”都绝对成立，也绝非是阉党能栽赃陷害的。岳飞被加以“莫须有”之罪，岳飞撕裂衣服，露出后背 “尽忠报国”的刺字，并手书“天理昭昭”，而时人皆骂秦桧弄权误国。而袁崇焕自下狱至被凌迟，却并没一句辩驳之词，而北京市民争食其肉、骂其汉奸。而在众多明朝遗民士大夫的文献笔记中，袁崇焕的形象也并不怎么好。

袁崇焕之案，所有指控都确确凿凿，而非凭空捏造。其它的“市米资敌”的等罪状，都是公开违反朝廷法度，绝非“欲加之罪”。所以，袁崇焕之案不但在当时不是冤案。即便放在今天，也是无法推翻此案的。

那至於袁崇焕是否通敌卖国，这倒不大可能。尽管袁崇焕也面临着此方面的指控与质疑，如据《崇祯实录》记载：....桂（满桂，明末著名将领，於北京保卫战中殉国）前被流矢，视之，皆袁军矢也。（袁）崇焕按兵不动，物论籍籍。

袁崇焕在大明已位极人臣，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任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加“太子太保”，赐蟒衣、银币。虽然其时的大明举步维艰，但谁也预料不到大明会在十几年后崩局。而后金（满清）虽拥有军事上的主动，但至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前，也没有完全占有辽东。而后金的人口较少，社会结构又简单，经济较为单一，抵制自然风险的能力甚为薄弱。不但汉人不看好后金政权，就连满清入关之后，也没有坐定天下的自信。而将辽东的汉人尽驱至关内，以防在中原待不住，还可以退回关外。

所以，皇太极对明清“议和”比崇祯帝还着急，迫切希望大明承认满清政权及其对辽东地区的侵占。故而，袁崇焕不可能置前程、名誉及家族安危於不顾，而在主观上“通敌叛国”，这应该也是乾隆为袁崇焕平反的原因所在。

崇祯帝之所以杀袁崇焕，还是因为对袁崇焕将辽东局势搞得越来越糟而失望透顶。其实无论是“私自议和”还是“擅杀毛文龙”抑或“市米资敌”等罪。只要袁崇焕能遏制住辽东的局势，崇祯帝都可以忍受。就像现今公司考核员工一样，只要业绩突出，什么迟到早退、差旅费、招待费不实之类的，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容忍。而一旦业绩不好，就另当别论了。

其实，袁崇焕在明末的作用有些被高估。袁崇焕的确打了几场胜仗，但主要是守城战。而守城战是被动作战，而非野战围歼，不可能给后金（满清）过大的重创。后金军队擅长野战而不利攻城，一旦觉得“城池”难啃也就放弃了，不可能牙齿都崩掉了还死抱不放的道理。而从袁崇焕累计的战报上看，显然有谎报战功之嫌（其实，“谎报战功”已成明军惯例）。而满清入关是在袁崇焕死后的第十四年，而以坚城固守，祖大寿、吴三桂等都足当其任，并非除袁崇焕不可。事实上，直到李自成进入北京，山海关还在明军的手里。

而崇祯帝应是受了袁崇焕“辉煌”战绩的影响，而对袁崇焕寄予厚望，便将辽东之事全盘委托给了袁崇焕。可袁崇焕上来就一顿忽悠，并对崇祯帝许诺“五年可复全辽”。事实上，从当时辽东的实际状况上来讲，明军并无野战进攻的能力，能守住已有城池已属不易。而以袁崇焕原先的“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策略方针上来看，长远看还是很有希望的。短期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显然不切实际。

可这“五年复全辽”的许诺，就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袁崇焕。既不能武力复辽，袁崇焕就想到了与后金议和。一旦大明与后金议和成功，“五年复辽”的紧箍咒也就自动松解了。而议和的最大障碍，便是东江镇毛文龙势力的存在。当时就有不少人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就是为了与后金议和，而将袁崇焕杀毛文龙比作秦桧杀岳飞。

至於袁崇焕所列毛文龙的十二大罪状，很多都是当时明军的通病，甚至袁崇焕身上也有。而朝廷也更早知晓，并未追究，皆因仰赖毛文龙从后方牵制住后金军队。而袁崇焕“擅杀毛文龙”，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史载：..（袁）崇焕虽诛（毛）文龙，虑其部下为变，增饷银至十八万。然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

而再从后来，清初分封四位汉人藩王（满清共分五位汉人为王，孙可望系势穷降清，并无军队与地盘）来看，除了吴三桂外，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都是毛文龙的部将，可见毛文龙部极具战斗力的。耿、尚、孔等携红夷大炮等攻城重器渡海降金，也为后金军队攻城能力的不足打开了局面。而毛文龙虽为人骄恣，但东江镇军民（多系从辽东逃避后金屠杀的汉人，毛文龙在辽东的亲属百余人亦尽遭后金的屠杀）皆与后金仇深似海，屡屡从后金的后方乘虚袭击后金。毛文龙也因此被比作“海上长城”。

毛文龙被杀的三月后，后金再无后顾之忧，后金军队绕道喜峰口攻陷遵化，直逼北京城下，是为“己巳之变”（甚至此后，后金（满清）军队能几次大规模入关寇掠，亦是失去了毛文龙部从背后牵制的影响）。而这对於崇祯帝来说，是极为震惊与失望的，不但袁崇焕“五年复全辽”的许诺早已成了泡影，反而将辽东的局势搞得更加恶化。崇祯帝也许会想到，倘若毛文龙尚在，何至于有今日之局面？

明末兵部尚书、学者王在晋就曾说道：“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耳！

袁崇焕虽不大存在主观上“通敌卖国”的可能，但的确“坏了事”。其逾越皇权，擅杀大臣，又公然违反朝廷的诸多法度，而使辽东局势越来越加恶化。以致崇祯帝对其失望透顶，而痛下杀心，其事虽很惨烈，但也正如王在晋所说，乃是“自取之祸”，也怨不得他人。

参考史籍：《明实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