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下周二，也就是1月15日，議會將就脫歐協議進行投票表決，如果協議未能過關，無協議脫歐的噩夢就恐將成真。根據英國央行英格蘭銀行去年11月底向議會提交的報告，無協議脫歐在最壞的情況下可能導致英國GDP萎縮8%-10.5%、英鎊暴跌25%、房地產價格腰斬，失業率也將從目前的4%上升至7.5%。用英格蘭銀行總裁馬克·卡尼的話說，如果真是無協議脫歐，那麼英國就將迎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蕭條”。
在這種困局下，英國理應急於尋求支持，而中國將成為大不列顛的救命稻草，倫敦會迫不及待地擁抱中國——英國脫歐之初，包括筆者在內的很多人都是這樣預期的。雖然特蕾莎·梅不再像前任卡梅倫那樣言必稱“英中黃金時代”，但她還是有十足的理由鞏固與中國的友誼。
這種想法在2018年年初特蕾莎·梅訪華期間達到了高潮。英國首相帶來了豪華的商業代表團，並多次提及“黃金時代”的重要意義，表示願利用此訪進一步提升進入“黃金時代”的英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兩國領導人一致同意提升中英關係“黃金時代”的戰略性、務實性、全球性和包容性。2018年7月，英國外相傑里米·亨特訪華，雙方再度就鞏固雙邊關係“黃金時代”達成共識。
但是總體而言，兩年多以來，英國脫歐對中英關系所產生的影響同此前的設想還是存在差別的，一些樂觀的估計更是遭遇了比較大的落差。脫歐不僅未能推動英國加速擁抱中國，還多少減緩了雙邊關係此前良好的發展勢頭。
（一）中英關係同預期有落差
這種落差首先體現在中英經貿關繫上。英國對於同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政治意願並不是特別高漲，談判進度遠遠落後於英美、英澳自貿協定。
例如，在2017年1月首次訪問美國時，特蕾莎·梅便提出把確保英美經貿關係穩定、開展自貿協定談判放在優先位置，雙方當年7月即開啟了非正式談判；梅上任後首次出訪的歐洲以外的國家是印度（2016年11月），外界普遍認為這是在為英國脫歐後簽署的第一個自貿協定做準備。但直至2018年1月訪華時，她才首度公開表態稱支持中國的倡議、啟動研究英國退出歐盟後與華建立自貿區的可能性。
英國政府對“一帶一路”的態度不進反退。一方面，英國財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2017年5月參加“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時表示，英國是“一帶一路”的“天然夥伴”，英國不僅支持中英貿易，而且支持中方提出的諸多主張。2017年年底，哈蒙德參加第九次中英經濟財金對話時不僅同意加強“一帶一路”上的合作，而且期待“進一步加強官方交流與對話”。但另一方面，特蕾莎·梅本人在訪華時卻沒有簽署支持“一帶一路”的諒解備忘錄，還提出了對“國際標準”和“透明度”的質疑。
許多人還記憶猶新，特蕾莎·梅上台後第一時間叫停了中英“黃金時代”的標誌性項目“華龍一號”核電站。近期，這種對中國的不友好行為甚至增多了，英國在5G等不少問題上追隨了美國。2018年12月底，英國最大的上市電信公司英國電信集團（British
Telecom，BT）確認正在將華為設備從英國國內應急部門核心架構中撤出，並將華為排除出其核心5G網絡設備供應合同的競標名單，以後將只在其重要性較低的部分使用華為設備。12月4日，英國軍情六處負責人亞歷克斯·揚格警告說，相較於俄羅斯，中國的新技術主宰在未來構成更大的安全威脅。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稱，英國政府通信總部（GCHQ）下屬的國家網絡安全中心發言人說，11月下旬的華為同英國監管方的會談“因為緊張關係沒有結果就結束了”，英國官員“憤然離席而去”。作為“五眼聯盟”的重要一員，英國在西方各國抵制華為行動中的角色也很曖昧。華為連資助英國大學都是錯的：12月14日，英國議會下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議員敦促大學接受華為資金時要“特別小心”，華為同英國頂級學府的長期合作關係“令人不安”。除了經貿領域，安全領域的挑釁行為也在增加。2018年夏秋，英國海軍艦艇兩度闖入中國南海，倫敦還計劃把尚未正式服役的新航母部署到亞太。12月30日，國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宣稱英國可能在南中國海和加勒比海新建軍事基地，真正發揮“全球作用”。
倫敦對中國內政多嘴多舌的老毛病又復發了。“香港人權、自由和法治狀況”話題死灰復燃，央視記者孔琳琳怒斥港獨分子，卻遭英國當地警方出爾反爾的起訴。這種借“法治”之名扯虎皮做大旗之舉，簡直堪為加拿大“配合”美國拘押孟晚舟的“先驅”，不知這三個英語國家是不是交流過耍流氓的心得體會？
（二）既是態度問題，也是能力問題
面對脫歐的寒冬，英國不僅沒有抱緊中國取暖，還輕輕推開了友好的手。對關心兩國關係的人來說，這既意外又不意外。
遙想2015年，卡梅倫首相淡化意識形態、專心經貿合作，開啟了中英關係的“黃金時代”，讓兩國人民歡欣鼓舞。但必須看到，這種現實主義的態度在西方並不常有，即使是常被稱讚“冷靜睿智”的英國，也有大批的政客至今沒有走出冷戰思維、始終以自由民主的衛道士自居，將中國視為西方的挑戰，對中國的崛起存有戒心。雖然特蕾莎·梅多少繼承了卡梅倫的政策衣缽，但威望不足、勢單力孤的她顯然更容易受到不同聲音的擺布。現實而理智的人物因脫歐不幸退場，政冷經熱的局面又沒有根本改變、意識形態分歧依然存在，雙邊關係的降溫自然難以避免。
英國對於脫歐後外交政策的思考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於中英關係。經過幾年摸索，英國逐漸發展出“全球英國”政策，來界定未來所扮演的國際角色。從外觀上看，它就像是丘吉爾“三環外交”的當代版本，主要就是發展英美特殊關係、英國和英聯邦國家關係以及英國和主要新興經濟體關係這三部分。兩者的目的也差不多，都是“重新塑造英國的世界大國形象、維護二戰後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以及促進全球範圍內的自由貿易”，不同的表達方式闡釋着同一顆離岸平衡手的心。
“全球英國”戰略將重振英美特殊關係視為重中之重，在觀念層面上捍衛西方價值觀，在制度層面上加強英美同盟以應對全球挑戰，比如中俄等“缺乏西方民主人權傳統”國家的進取型外交；與英聯邦國家的關係是“全球英國”的第二個重點，經貿和軍事關係兩翼齊飛，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五國防務協定”是旗幟性項目，在亞太地區推動“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成為英國既定國策，其指向性不言自明。
發展英國和主要新興經濟體的關係排在最後。由於印度和南非被納入與英聯邦國家關係框架下、俄羅斯是制裁對象，所以新興經濟體代表只剩下了中國和巴西。“全球英國”戰略要求加速發展和中國的經貿關係、擴大金融合作，並逐步發展政治合作，包括氣候變化等全球治理議題以及朝鮮核問題。
乍看上去，這些目標同中英“黃金時代”的共識頗為一致，但倫敦到底想怎樣做到既“應對中國進取型外交”又“擴大對華合作”，實在是讓人絞盡腦汁也搞不明白。英國不是美國、有超強實力保證別國有求於它，約翰牛沒有玩弄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的底氣。“全球英國”缺乏內在的一致性，類似的自相矛盾之處簡直滿篇都是，這無疑將削弱英國的對外政策，也將損害中英關係。
外交政策的拙劣並不一定是有意為之，英國政府的智慧可能真的就到此為止了。人們對英國軍事實力的衰落印象深刻，而白廳退化的速度可能還快過皇家海軍：相當長一段時間裡，英國民眾關心的不是政府能否爭取到好的脫歐條件，而是唐寧街能否招募到足夠的專家去坐滿談判桌。英媒估計脫歐談判至少需要500名專業人士，但英國懂行的核心官員只有40多人。雖然內閣專門建立了脫歐事務部、並配置了300多名公務員，但他們大多是新手，能否及時讀完浩如煙海的文件檔案恐怕都是未知數。2017年6月首輪脫歐談判開場時，歐盟首席談判代表巴尼耶的桌上擺着好幾大摞文件，而英國脫歐事務大臣大衛·戴維斯手拿一個文件夾就上陣了。準備工作差距如此，談判結果不問可知。
自1973年加入歐共體以來，英國已經有40多年沒有單獨進行過經貿協定的談判了，它的談判能力下降得非常厲害，甚至只能用“糟糕”來形容。在與歐盟的談判中，英國本想用分而治之、各個擊破的方式來分化瓦解對手、達到自己想要的結果，對歐盟這種人心不穩的雜牌國際大軍來說，這確是很致命的策略，英國人也是玩弄此道的箇中老手；孰料談判一年多以來，歐盟一致對外、並未有雜音傳出，反倒是英國內訌不已、反叛不斷，一直被布魯塞爾牽着鼻子走。在生死攸關的大事上都如此笨拙，“二流國家”的評價毫不冤枉。
歐盟同60多個國家簽署有自由貿易協定，如果英國真的無協議脫歐，這些待遇就不能繼續享受，倫敦必須一個一個地同這些國家重新談判，這真是讓人想想就頭大。英國的經濟體量只有歐盟的六分之一，議價能力恐怕還不到，如果真是單獨談判，這些國家給予歐盟的好處會不會同樣給予英國，實在值得畫個問號。看看倫敦目前的拙劣表現，到時怕是不等英國張口，便會有不少國家主動排着隊上門前來占約翰牛的便宜。
（三）中國會稍稍退後，但不會掉出太多
雖然英國脫歐尚未真正完成，但就兩年來的情況已經可以看出，脫歐對中英關係的影響恐怕是弊大於利。英國的確獲得了行動自由，但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的那個大不列顛，它的體量註定其無法在美國和歐盟等大型經濟體之間扮演獨立角色。如果完全離開歐盟，英國將只能徹底倒向美國，這將不可避免地影響中英關係。
另一方面，一個完全脫離歐盟的英國對於中國的價值也大大下降了。根據原先的布局，中國資本進入英國並非單單針對一國，而是立足英國、面向整個歐盟大市場。如果英國真的徹底硬脫歐乃至無協議脫歐，中國的布局可能要不得不作出調整。
不過出現這種局面並非中方的責任。中英關係之所以出現變數，英方提供了絕大部分“變量”，而中方則更多扮演着中英關係的“穩定力量”。英國脫歐導致中英“黃金時代”的含金量下降，對我們而言的確可惜，但英國方面的損失顯然要大得多。
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升，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忽略。英國脫歐後勢必要重新定義與大國的關係，中國在被重視程度上可能不再那麼獨占鰲頭，但肯定也不會掉出前三。在很多問題上英國人可能會有不同的選擇，但總體而言，對中英關係的前景還是可以持謹慎樂觀態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