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政時期的中華民國

　　“九一八”以後，全國一片沸騰，愛國學生紛紛要求立即對日宣戰，輿論界則分為兩種不同意見。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似乎別有考慮，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於是，“不抵抗主義”的帽子便扣到了國民政府的頭上。今天，雖然中國大陸的史學界已經對抗戰作出了許多實事求是的研究，出版了相當的學術成果，但是這“帽子”似乎已經成為定論。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真的“不抵抗”嗎？共產黨真的“抵抗過”嗎？要想回答這些至關重要的歷史問題，就不得不首先回顧那個時代曾發生過的一些重大事件，及其重要的時代背景。

“九一八”時的國內環境

　　“九一八”開始的戰爭，侵略的一方是世界一流的軍事強國。被侵略的一方呢？一是沒有統一的政權，二是沒有統一指揮的軍隊，三是沒有統一的財政。至於軍隊裝備的懸殊對比和兩個國家工業基礎的極大差距，就更不在話下了。

第一、政治、軍事、經濟概況

　　“九一八”前後，在中國的土地上有三個政權，每一個政權都有自己的政府、軍隊和財政，每一個政權都以對方為必須消滅的敵人。

　　第一個分裂政權是三十年代初“廣東國民政府”的短暫存在。

　　1931年2月28日，由於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在南京被扣，另兩位元老居正和謝持，一被囚禁，一被通緝，從而導致國民黨內訌又起。執政的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院長王寵惠等辭職，鐵道部長孫科也離開南京赴廣東，國民黨元老、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林森等在4月30日發出通電，彈劾蔣介石，陳濟棠等廣東將領也發出通電支持彈劾，北伐成功之後再爆內戰的始作俑者、廣西實力派軍人李宗仁頓時加入其中。於是，5月27日，以汪兆銘、鄧澤如、鄒魯、孫科、李文范為常委的國民黨中央非常會議，遂成立於廣州；以唐紹儀、汪兆銘、孫科、古應芬、鄒魯為常務委員的廣東國民政府也隨之成立；一個意圖與南京對峙的國民黨政權在南方出現。它僅發生在“九一八”之前數月。

　　但是，一旦“九一八”事變發生，已經在湖南對立的兩方軍隊立即言和，胡漢民等隨即獲得自由，和平會議馬上在上海召開，分立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也隨之消失。

　　1985年匹茲堡大學教授許倬雲曾評論那時候的形勢說：“北伐後成立的國民政府，宣傳統一了中國。實際上，國民政府號令所及不過是沿海的城市及其近郊的腹地，中原大戰及國共的武裝衝突都是對中央政權的直接挑戰。即使不在戰爭狀態下，國民政府也必須容忍內地的割據。軍閥中勢力大者，如張學良、閻錫山、李宗仁、龍雲、盛世才等人，占地跨省兼圻；次焉者，如四川的軍人也分別盤踞州郡。因此，國民政府的權力基礎其實只是沿海城市的中國，對南方的粵江三角洲及北方的平津地區尚且鞭長莫及，這南北二地的地方勢力還分食杯羹，不讓國民政府專有其資源。”（注1）

　　第二個分立政權是中國共產黨的江西“蘇維埃政權”。這發生在“九一八”之後。

　　從中共成立起，中共就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從經費、組織到政治路線，都完全按照第三國際的命令行事。而第三國際是直接受蘇共中央政治局領導的，蘇共則是為了蘇聯的國家利益而發出指令的。俄國從彼得大帝起就擴張了幾百年，二十世紀的擴張，只是改換了一個“共產革命的名義”而已。

　　“九一八”事件剛剛發生，第三國際就作出決議，題目是《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這個決議指出，“九一八”事件的性質是：“滿洲事變是瓜分中國為各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開始，是反蘇戰爭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國主義強盜戰爭的初步。”該決議明白宣稱“九一八”事件是對中共的一個重要而且有利的事件：“滿洲事變對於中國事變發展的前途將給予決定的影響……給蘇維埃運動與紅軍的鬥爭以極大的順利，造成全國革命危機先決條件進一步成熟，這事變給予中國資產階級的統治以新的重大的打擊。”因此，這個決議對中共規定的中心任務是：“加緊的組織、領導、發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膽的警醒民眾的民族自覺，而引導他們到無情的革命鬥爭上來。抓住廣大群眾對於國民黨的失望與憤怒，而組織他們，引導他們走向消滅國民黨統治的鬥爭。”（注2）這是在命令中共要於國難當頭之時，利用中國民眾的抗日情緒，去引導他們推翻國民政府，變“抗日”為“革命”。

　　按照這個指示，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才一個多月時，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開了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央政府，由毛澤東擔任主席，由張國燾、項英為副主席，由朱德為中央軍委主席，並且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政府機構。一個“認俄作父”的國中之國篡立起來了。

　　中共為什麼要在這時候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它無非是要利用日本人的侵略，來推翻中華民國政府；而不是於危亡時刻，在國民政府領導下去抵擋日本侵略者。可以想象的是，這個有國際背景的“俄式武裝中國”的成立，會給執政者以怎樣的影響和壓力。

　　就在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的11月27日，當天紅三軍團攻陷會昌，次月，鄂豫皖紅軍占領湖北黃安，各路紅軍紛紛出動，攻陷了十餘座城市，只是圍攻贛州不淂。

國民政府不得不兩面作戰

　　對於轟轟烈烈的“一二八”抗戰，中共發出號召，要求推翻國民政府。以下原文抄錄《中國共產黨關於上海事件的鬥爭綱領》八條每條的第一句，以顯示其要：

　　“一、總同盟罷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上海！”“二、民眾自動武裝起來，打倒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的國民黨！”“三、民眾自動武裝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四、總同盟罷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帝國主義及國民黨！”“五、革命士兵與武裝民眾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六、農民自動武裝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七、總同盟罷工與民眾自動武裝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壓迫一切革命運動！”“八、反對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武裝擁護蘇維埃！”（注3）更多的文件都顯示，中國共產黨對內的武裝鬥爭在“九一八”以後更加強了，因為國軍為了抵抗日本而被迫分散了兵力。

關於軍事情況

　　早在1927年剛剛攻下南京、北伐尚未成功之時，總司令蔣介石就把另外三個軍隊勢力人物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別任命為第二、第三、第四集團軍總司令，並請他們在國民黨內擔任有地方黨務權利的政治分會主席。北伐成功、東北易幟之後，這四大巨頭之外，又加上了在東北統領數十萬大軍的昔日奉軍頭目張學良，還有廣東陳濟棠、雲南唐繼堯、四川劉湘等地方軍閥。國家統一隻是表面現象，軍隊並沒有真正統一在國民政府之下。

　　隨着北伐成功，縮小全國龐大的軍隊已經成為當務之急。1929年1月1日開始的編遣會議以失敗告終，埋下了全國大規模內戰的導火線。雖然中原大戰結束，有利於中央的統一，但是勢力人物統治地方的基本格局並沒有改變。國民政府軍隊的實際控治範圍仍在江南一帶，加上安徽省。直到九一八事變發生，各個省的勢力人物才逐步團結在國民政府周圍，為抗戰勝利作出了貢獻。

　　但是，以推翻國民政府為宗旨的中共紅軍，卻於國難當頭之下，不斷襲擊國民政府軍隊，不曾向日本軍隊發射過一槍一彈。其時，紅軍有三股重要部份，即以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為首的紅四方面軍，控制着鄂豫皖蘇區，號稱八萬人；以賀龍、鄧中夏為首的紅二軍團，大約有三萬人；江西的中央蘇區，包括一軍團和彭德懷率領的三軍團，加上地方軍共約四萬多人。由於中國無休止的長期戰亂，使得農村普遍缺乏糧食，接近崩潰的環境，這就給善於打家劫舍的中共紅軍以存在發展的方便條件。這對於必須抗日的國民政府來說，自然是心腹大患。

　　軍隊的嚴重情況，是在熱河失守以後。胡適曾着文披露道：“軍隊完全沒有科學的設備，沒有現代的訓練。3月5日宋子文院長發表談話，敘述熱河的情形：‘我國守熱河之軍絕無所謂參謀工作，軍事長官消遙後方，遲遲其行。太古式之車輛用作運輸，自北平至前方用駱駝須數星期方能運達。最前線各部隊一無聯絡，高射炮及排壕工具絲毫未備，軍事所受者僅操場之訓練。’他又泛論吾國‘養兵數百萬，而器具寙劣，衣食不周，幾為烏合’。這是政府最高官吏的評語。……中國軍官都不會看地圖，我起先還不相信，近日我才相信了。前幾日北平一個機關的負責人對我說：‘此次軍隊出發，都沒有地圖。都來問我們要地圖。我們半價買了許多幅蘇甲榮編印的東三省熱河地圖送給他們。’我聽了不勝詫異。”（注4）

關於財政狀況

　　關於戰爭和金錢的關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位有名的德國將軍說過：“戰爭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可是在“九一八”事變的時候，以通常的國家所必須的財政標準來衡量，國民政府幾乎無財政可言。

　　從滿清王朝崩潰到北伐成功、全國統一以前，可以說，中國財政情況之糟糕超乎想像。一、全國有幾個政治中心，各自收稅打仗。北京中央政府的統治當然不能真正達到全國各地，各地沒有資金上繳，就談不上有實際意義的財政預算和支出，1920年以後北洋政府就沒有財政預算，那一年的總收入是四億九千萬圓，支出超過六百萬圓。二、主要收入來自海關。但是從1854年開始，英國人就控制了中國的海關，而且海關的收入，從庚子賠款起，都用來付外債，直接從海關轉付。另外一項重要收入是鹽稅，沿海由英國人控制，內地的大量鹽稅被地方當權者控制，成為地方軍閥的財源。沒有關稅和鹽稅，北洋各屆政府的財政來源，只能依靠借外債，今天看起來，有點荒唐。三、沒有國家級的中央銀行，主要的銀行都掌握在外國人手中，甚至也沒有中國自己獨立流通的貨幣。所以說，幾乎沒有財政可言。

　　1928年北伐成功以後，西方列強被迫同意中國的關稅自主，美國在這年的7月25日與中國簽定關稅協議，這對中國，意義非同尋常：中國竟然在1931年有三億八千五百萬的收入。這一年，雖然還不能統一鹽稅，但是規定各個鹽務區必須匯寄一定的款項給中央政府，同時也開始徵收煙草稅。國家的中央銀行也在1928年成立。宋子文是這一初創時期的領導者。

　　在“九一八”開始的時候：中國除了海關稅收以外，只有鹽稅一億五千五百萬圓，中國流通的仍然是滿清以來的銀圓。中國自己的貨幣法幣是在1935年，在孔祥熙擔任財政部長時才有的。但是，全國統一收稅後，就不得不取消地方行之已久的關卡性質的厘金，大約每年兩千萬圓。於是只有靠增加棉紗、水泥、麵粉的稅收來補足。打仗必須的錢在哪裡？

　　並且在那時候，抵抗必須的現代交通設施幾乎沒有，鐵路不到一萬公里，而且集中在東北、華北，南北大動脈廣州到武漢的鐵路，經過一再努力，在1935年才通車。公路起步晚，只有東部幾個大城市之間的兩、三千公里。航空更談不上，在1930年8月才剛剛建立中國航空公司，而且是與美國合資。水中航運在1931年有船3273隻，共計497599噸，而英國那時在中國卻有噸位468122噸，日本有150587噸，民族的航運才開頭。交通好比是人的血脈，如此情況，怎樣和世界一流強國打仗？

　　農業與古代比較，幾乎沒有變化，沒有一絲一毫的現代農業，中國農村處在破產邊沿。根據立法院統計，在1931年，大米產量有4億石，加上大麥、小麥的4億5千萬石，共有糧食8億5千萬石，那時總人口為4億7千4百48萬，每人必須消耗糧食2石5斗，所以每年必須生產糧食11萬7千5百石以上，當時缺少糧食達3億3千6百20萬石。就是在正常的年月，中國農村人口有一半以上不得溫飽。以上的數字都是國民政府的正式統計（注5）。而且在1930年，“長江泛濫，淮河運河次第潰決，華中十餘省，頓成澤國，災區計七萬英里，災民二千五百多萬，淹斃十四萬，農村損失共計二十億圓。洪水漢篦，浩劫絕代，而日本乘我多災多難之際，遂發動瀋陽事變。”（注6）當時擔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的蔣廷黻就農村問題的嚴重性曾在1932年警告道：“現在我們知道了中國整個的鄉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程度。這是中國的致命之傷。我敢大膽地說，就是中國的大都市如上海、天津、武漢、廣州都被日本的飛機大炮毀成一片焦禿笏，只要鄉村經濟不破壞，中國還只受皮膚之傷。反過來說，倘若我們不從今日起，集中全國的力量來挽救鄉村的經濟，就是日本不來攻，我們的都市全要變成死城，而我們這個國家也就自然地亡了。”（注7）

　　處於最前線的東北的財政情況又如何？張學良在1930年12月3日對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報告說：“吉林財政，年可盈餘數十萬，多則百餘萬圓，黑龍江每年虧空千餘萬圓，遼寧每年虧空二千餘萬，熱河收入無幾，其虧更甚。東北數省，其所發行的紙幣，約七十餘種，政府方面所發行者，亦達三十餘種。遼寧方面，奉大洋五十圓合現洋一圓，奉小洋票須六十始合現洋一圓。吉林須九百幾十吊，始合現洋一圓。黑龍江大洋本位與奉票同。哈爾濱用大洋。熱河須一百三十多吊始合現洋一圓。因各種票價之不同，政府方面，去年損失達六千餘萬。又因出產不能運銷各地，例如今年大豆豐收，豆價原為每擔一圓二角，今年降落至八角，於是財政受到影響。益形不堪……”（注8）這些數字讀起來過份枯燥，不繼續摘錄了。東北始終是張氏的獨立王國，最為穩定，外人不曾進人，可是也如此糟糕。差不多在同時，國際聯盟討論中國問題時，就有他國的代表說中國不像是一個國家，引起中國知識份子的感慨。中國如何打杖呢？

　　工業主要是輕工業，集中在上海等沿海城市，打仗必須的重工業和軍事工業薄弱到極點。在1936年論述中國工業發展的專文寫道：“九一八以後兩三年，國內共產黨既加緊向中央政府進攻，國際形勢，更無時不在帝國主義極度威脅之下討非人非國家之生活，一切建設無由發展，工業建設不僅無成績可言，且原有之脆弱基礎，亦有土崩瓦解之勢。”（注9，以上的幾種數字都出自1936年出版的同一本書）

　　那時打仗要多少錢？着名地質學家丁文江在1932年8月寫道：“據我所聞，目前北平所發的軍費，每月是四百一十萬。十九路軍在上海作戰的時候，一共三萬人（八十八、八十七師除外），中央每月發五十萬。要拿這個數目做標準，則每月四百一十萬，養十五萬兵，已經很多。據軍政部長何應欽最近的報告，中央剿共產黨的軍隊，夫子不算，一共是六十萬人，因為作戰，每月要多用三百萬。”（注10）全國大規模抗戰，錢從哪裡來？

　　不顧極為艱難的國家財政而要求立即對日作戰，沒有政治背景的青年人是出於激憤和不知情，政客就不同了。

　　以上三項都重要，但是以政治中心的建立最為重要。因為政治中心一旦建立，就可以建立軍隊的指揮中心，就可以改善和發展經濟，準備戰爭。

　　中國政治中心的建立問題已經突出好幾十年了。自明朝廢除宰相制以後，宦官當政，空前地集權，權力就導致制度的腐朽，清朝初年黃宗羲的代表作《明儒學案》已經透露出明朝的專制問題。清朝的異族專制變本加厲，雖然康乾盛世時版圖有擴大，但是專制加劇，後期連什麼也不懂得的慈禧，竟然長期在位，這就是制度問題，政治就逐漸失去中心，十九世紀後期的動亂與此有關。辛亥革命後的袁世凱和北洋軍閥逆時代潮流而建立政治中心的企圖失敗了，只有孫中山先生有可能建立這中心，但是他在事業出現希望的時候去世了。孫中山先生去世以後，群龍無首，蔣介石的德望和資歷都不夠，憑藉他領導北伐成功的功績和力量雖然取得政權，即使能服民心，卻服不了“黨心”和異端之心。因為他在國民黨里的資歷淺了，還成了異黨異軍一心想要打倒的對象。而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時候，正是政治中心出現十分動搖的時刻，蔣介石被迫下台返回浙江故里。

　　但是，在這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恰恰是蔣介石的軍人特點，才能適合統帥全局。那些逼迫他下野的人，又只好將他請了回來。他在1932年3月18日就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任參謀總長，國民黨無論內外都沒有人表示反對，中國政治的中心遂由蔣介石逐步建立起來了。

　　有了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才有可能進行全民的抗戰。歷史的經驗正在此。

“攘外先安內”的政策

　　“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共產黨按照第三國際的指示，仍然繼續以武裝推翻國民政府為其首要的方針。1988年由中共中央檔案館編輯，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8）和（9）是“九一八”以後不久的、非常可信的第一手史料，以下摘錄幾段來說明中共中央在當時的立場（不另加注釋）。

　　1932年1月1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認為：“造成全中國的總崩潰，使全中國千百萬大多數民眾飢餓，死亡，使中國民族為帝國主義各國所壓迫，侵略，使全中國民族蒙此奇恥大辱的罪人，當然是地主階級國民黨。”其時，甚至宋慶齡等所謂國民黨左派，那時都被劃入了“反革命派別”。因此，中共所指出的出路是：“只能全中國的民眾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堅決的進行反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民眾的革命鬥爭，推翻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建立民眾自己的政權，我們才有出路。”作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蘇聯國家利益的代表者，中共的“中國蘇維埃政權”呼籲：“民眾的蘇維埃政府，公開宣稱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是我們的同盟者。”雖然日本侵略中國，製造“九一八”事變，中共仍然把國民政府當做首先要打倒的對象。

　　“一二八”抗戰，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第一次與世界強國打成了平手，震動了日本。此後，國內外對國民政府領導的抵抗都一致肯定。中共中央卻為此發表了第二次宣言，號召最重要的，仍然是要在國難當頭之時，“武裝推翻國民政府”：“全上海的工友及一切勞苦群眾，起來，舉行總罷工來反對帝國主義，組織義勇軍糾察隊，奪取武裝來武裝自己，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建立民眾的工農兵的代表會議的政權！”

　　因此，中共中央對於各個根據地的紅軍發出了不斷攻擊的命令：“工農紅軍的行動必須更加積極起來，更加互相呼應的行動，依據現有的成功開展着勝利的進攻。必須依照中央的軍事訓令來努力求得將中央蘇區、閩粵贛、贛東北、湘鄂贛、湘鄂邊各蘇區聯繫成整個一片的蘇區，並以占領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來接合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的勝利。在大江以北，應以鄂豫皖區為中心，而將西北、鄂東、鄂豫邊、湘西蘇區聯繫一起，造成威脅長江上下游及平漢鐵路的形勢。”“在國民黨統治區，黨的責任是開展一切群眾的鬥爭，領導一切群眾的部份的日常的經濟的鬥爭，領導反帝鬥爭走向總的向國民黨統治進攻道路中去，以響應配合紅軍的行動，來爭取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

　　為了推翻國民政府，弱小的紅軍，不斷地對抗日大後方發動進攻。曾經任中共總參謀長的粟裕大將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早在1930年7月，彭德懷統率的紅三軍團就第一次攻打長沙，成功了，後來第二次就失敗了。

　　中共甚至在1934年派出由紅七軍團組成的“抗日先遣隊”，有六千多人，其任務竟然是威脅抗戰首都南京和經濟中心上海。但是那時候的“抗日先遣隊”，怎麼能夠公開做這種破壞抗戰的舉動呢？中共中央就是在臨行時，竟然也沒有宣布作戰的目的，哪怕作為參謀長的他也不知道。在差不多四十年後，粟裕當面問總司令朱德，才知道這個“抗日先遣隊”的真正戰略目的。對此，後來粟裕曾說道：“宣傳抗日和支援皖南，是當時賦予七軍團的任務。中央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為了宣傳我黨抗日主張，中央公開發表了……印刷了……等大量宣傳品，總數達一百六十萬份以上，這在當時條件下是很不容易的。為了及時支援皖南群眾的鬥爭，中央限令七軍團進行三四天休整後，立即出動。後來我們才知道，當時中央派出這支部隊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圖以這一行動威脅國民黨統治的心腹地區。”（注11）在第三國際在1935年因為蘇聯安全的需要，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以前，中共的一切都只是推翻國民政府，與日本軍隊夾擊中國軍隊，如今出版的許許多多的中共中央文件都可以作證。

　　國民政府面對日本的武裝侵略，又面對中共在國難當頭之時要繼續以武裝奪取政權的叛亂叛國行徑，卻必須艱難地在夾攻中尋求國家生存和抗日致勝之道。這就是“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由來。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當局當然明了國家的內部情況，明了中日國家力量的懸殊對比，明了第三國際中共支部的基本方針。如果對內沒有求得安寧，完全對外抵抗，最好的結果，也只能夠是接受日本極為苛刻的條件，讓中華民族陷於深淵之中。另外的結果，是日本和中華民國兩敗俱亡，而蘇聯和中共得利。後來西安事變發生，被迫停止攘外先安內的方針，出現的便是第二種結果。

　　在中國東北的兩個主要競爭國是日本和蘇聯，從1904年的日俄戰爭以來一直如此。所以那時候蘇聯的策略，就是挑撥加劇中日的矛盾，以便從中得利。以蘇聯為依靠的中國共產黨，正好利用一般的反日情緒，鼓動立即抗戰，來達到乘機擴張和'I衛蘇聯的目的。而狂熱的日本軍閥卻不了解這一點。蔣介石等政治家對此卻非常清楚，所以在決策時充滿疑慮，被迫應戰。何況國家的種種內部情況也不允許立即抵抗，只好對日本採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忍辱負重方針。但是日本的少壯軍人把日本國內有遠見的政治家或者逼退，或者暗殺，使得中日之間的關係仍然一天天緊張。所以蔣介石在1934年10月寫作《敵乎？友乎？》一文時，就以起碼的常識和客觀的理性精神對日本發出了最後的忠告。文章指出，日本無論對美國或者對俄國開戰，與中國同時作戰都是戰略上的失敗；而對中國全面開戰，除非占領中國的每一寸土地，都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最後一段指出戰爭可能給雙方帶來同時毀滅的慘重結果：“總而言之，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地理上、民族關繫上，無論那一方面說起來，其關係應在唇齒輔車上，實在是生則俱生，死則同死，共存共亡。究竟是相互為敵以同歸於絕滅呢？還是恢復友好，以共負時代的使命呢？這就要看兩國，尤其日本國民當局有沒有直認事實、懸崖勒馬的勇氣，以廓清障礙謀及久遠的和平。”（注12）後來戰爭的結局證明了蔣介石所說的“雙方毀滅”的遠見，即是日本挨原子彈，中華民國丟失大陸。

關於攘外先安內的政策，蔣介石有幾次重要的闡述

　　一次是在1931年“一二八”抗戰發生後不久，蔣介石到達上海以後曾發表談話說：“現在，我們國家正是內憂外患相逼之時，一方面國內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拚命的殺人放火；一方面國外有日本帝國主義，天天向我們猛烈地侵略。日寇敢來侵略我們的土地，甚至公然要來滅亡我們的國家，就是我們國內有土匪擾亂，不能統一。……我們由內亂而招來外侮，是必然的。反轉過來說：只要能夠正本清源，先將這心腹之患徹底消除，那末外面的皮膚小病，一定不成問題。……各位都知道，無論我們有怎樣強大的武力，若是遭到腹背受敵，內外夾攻，前後方都告急，那末沒有不失敗的。所以我們不先安內而要求攘外，在戰略上、理論上，都是居於必敗之地。”（注13）

　　蔣介石在12月9日的日記，說明了遭受內外夾攻的處境，以及先內後外之道：“倭寇之侵略，早已料定，今果不幸而言中矣！余再料定倭寇以後之行動，非至強迫我與彼直接解決東北問題終了之後。然彼之處心積慮，乃企圖亡我整個中華民族……余剖視倭人之心肝，了若觀火，今日唯有犧牲一切，與之周旋，只求保全本黨主義維持政府威信，以期拯救民族於萬一也。然非至最後關頭、及確有把握得到相當價值，且必可保證黨國之時，則不作無謂之犧牲，故在今日謀國急務，非健全內政、先鞏固基本地區及強固基本軍隊不可，是故不到最後時期，決不放棄基本之謀，以顧其他。總之，剿除長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時，亦必先肅清贛匪以後，乃得犧牲個人以解決東北。──此余深思熟慮經千百回而決定之方針也，國人知我心否？吾亦不暇計焉！”（注14）

　　從歷史經驗的角度，蔣介石曾在1932年6月9日解釋他的政策說：“我們這次剿匪勘亂，就是抗日禦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成功，抗日就沒有基礎。因為一方面抵禦外侮，一方面還要分力剿匪，那就和明末的情形一樣。明末之時，陝西的土匪猖獗，明朝沒有先去剿清，因之滿清乘機入關。假使當時明朝只是在山海關以全力抗戰，何嘗不能抵禦外侮。可是後方的李闖土匪猖獗，打到了北京，結果只是亡國。多爾袞寫給史可法的信也說：他的天下乃得之於闖賊。這雖然是他的狡辯，可是我們細按當時的情形，卻不得不承認明朝的亡，不是亡於滿清，而是亡於匪亂。現在我們的困難，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樣，所以我們要以明朝為前車之鑑。只要把國內的匪患肅清，使全國團結一致，無論倭寇怎樣侵略，我們也能夠穩固自強，終久是可以挽救轉來的。如果我們內部意志不一，步驟凌亂，既要對內打土匪，同時又要對外禦侮，試問我們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結果也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國的故事。”（注15）雖然蔣介石知道這歷史的教訓，但是因為西安事變發生，終止了他就要完成的第一步政策，果然就重演了歷史的悲劇。

兩種反應

　　弱國加上混亂不堪的政治、經濟、軍事狀況，是馬上全面抵抗，還是加緊準備再抵抗，國內分成兩種不同意見。主張馬上抵抗者，最初是熱血沸騰的愛國學生，利用此愛國熱情的，以所謂救國會“七君子”為代表，他們的後面便是企圖乘此奪取權力的中共。主張加緊準備，以暫時的妥協換取時間，因而擁護國民政府基本政策的，則以胡適等着名知識份子辦的《獨立評論》為代表。

　　早就蓄意侵略中國的日本，看到了中國國家和社會的確存在着深刻危機，這是他們敢於發動侵略的重要原因。在1931年5月29日日本參謀本部、關東軍侵占東北的各種方案中，《關於滿蒙問題之概念》部份，曾這樣看待中國的國內問題：“綜觀中國之現狀，自辛亥革命以來二十餘年內亂相繼，以此國內統一前途遙遠。近時自國民政府建立以來，外觀雖呈向統一建設邁步之勢，但國民黨指導原則的三民主義亦僅為外來思想之翻版，內容空虛，不足以維繫人心。目前國民政府乘各國意見不一致之機，在外交方面雖然取得若干成功，但在內政方面依然屬於軍閥爭權時代，並無任何民主革命之勢。即不能承認為人民已得幸福。隨着國民會議之召開，反蔣運動正在各地興起。通觀中國四千年之歷史，易姓革命相繼，殆成戰亂之歷史……總之，不過在包含如此自治鄉村之地域上冠以國家之名而已。故從一般民眾的民族發展精神而言，其國家意識淡薄自屬當然。”（注16）“中國人散漫不關心國事，如甲午、庚子戰役，戰爭地以外之中國人民好似不關痛癢──北方有事，南方人旁觀而不關切；南方有事，北方人亦不察覺。”日本軍人沒有看見中國社會蘊藏甚深的民族情緒，而開始其魯莽的侵略行為，終於走上自我毀滅之路。

　　“九一八”剛剛發生，全國就沸騰了，以學生為最。9月20日，全國三十個主要大學在同一天成立“抗日救國會”，推出代表向國民政府請願，在北平以北大、清華為中心。北大學生會發給國民政府的電報說：“事機迫切，亡國無日，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次日，救國會發表宣言，要求全國普遍進行軍事訓練，東北學生還組織敢死隊。9月28日，在首都南京以中央大學學生為主的四千多學生沖入外交部，在外交部長王正廷接見時，毆辱部長，致使王部長在30日辭職。全國各界也起來了，上海在9月24日有三萬多碼頭工人舉行反日大罷工，北平各界於9月28日在天安門舉行集會，要求立即對日宣戰，抵制日貨。南京各界也在體育場舉行十萬人的群眾大會，萬人為國哭號。10月初，學生運動及全民的愛國運動遍及全國。這激情的運動發展到後來，連代表國民政府接見他們的德高望重的蔡元培都被按在地上毆打受傷。民眾的抗日熱情，是抗戰致勝的基礎，“九一八”以後兩三年，經過引導，民眾的熱情基本納入理性的軌道，成為侵略者不可摧毀的血肉築成的銅牆鐵壁。

　　但是高昂的愛國情緒如果繼續非理性地發展，則為潛伏的中共地下黨重新活動創造了方便的環境，他們就躲在愛國的群眾運動後面鼓譟。後來在西安事變前後起了重要作用的閻寶航、高崇民、杜重遠等人早在“九一八”後的9月27日，就出現在東北人示威遊行的行列之中，不動聲色地把矛頭引導向國民政府。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着的書籍中，曾這樣總結抗日群眾運動道：“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掀起了全國各界人民的強烈反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全國人民和海外華僑的抗日救亡運動，表現了中華兒女同仇敵愾的民族精神和愛國熱情，顯示了中國人民不可侮的巨大力量，促進了全民族的覺醒。”（注17）中共成功地、巧妙地左右了部份愛國運動，在民族危機時為其一黨奪取政權的私利服務，其中以所謂沈鈞儒等“七君子”領導的救國會為代表。（插圖：“七君子”與馬相伯等人合影）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幾年的活動和準備，1935年10月27日在上海西藏路正式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第一次宣言聲稱反對與日本作任何妥協，要求立即全面抗戰。第二次宣言中，公開提出迅速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反對一切內戰，共赴國難等進一步主張。救國會的分會遍及全國各個大城市，逐漸左右了社會的輿論導向。同時，他們拒絕國民政府對救國會的指導，把矛頭處處對準執政者。在戰爭時期，任何企圖分散領導中心的做法，在任何國家都是不能容忍的。國民政府知道他們後面的政治力量及其企圖心，於是在11月23日逮捕了他們，並押解到蘇州看守所。

　　這一碰，“七君子”就成了英雄，其聲名流傳至今；而國民政府的“賣國”和“不抵抗”，也幾乎在大陸成為定論。但是如今在為了表彰他們的傳記中，終於把他們背後的中國共產黨也一起公開了出來。

　　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和對北洋軍閥的艱難抗爭，是中國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歷史潮流，只要稍微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匯合在這一歷史潮流之中。但是“七君子”之首的政治人物沈鈞儒，從來在其外；早在北伐軍抵達杭州時，沈就因為與共產黨關係太密切而被捕；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在“一二八”淞滬戰爭中的英勇抵抗，在全世界面前第一次展現了中國人的民族精神（中國傷亡總數14，801人，其中官佐919人，士兵13882人），日本能夠立即滅亡中國的神話破產（傷亡總數3184人）（注18），也不得不在停戰協定上簽字，而停戰對中國來說，是非常必要的，弱國需要準備。熱情的學生不理解屬於正常，但是老謀深算的沈鈞儒等作為各界團體代表反對停戰協定，由他帶頭起草的宣言公開主張：“（一）上海問題與東北問題不能分別解決；（二）日本軍隊應先撤回國內，然後開始談判；（三）對日應武力抵抗到底。……不料政府一面陽言長期抵抗，一面陰行屈辱乞和，以冀保存勢力，鞏固政權，遂有上海停戰協定之成立。”還說“凡我同胞，亟宜一致否認，宣告無效，而對於政府此種措施，亦不能不依嚴正方法，課其責任，一面由民眾方面盡其所能，加緊實際抗日工作，不達日軍完全退出我國領土，我國行政權力完全恢復，決不中止。”（注19）這不顧國力的高調給他帶來了愛國的聲譽，卻損傷了政府；沈一直這樣主張抗日不作任何妥協，名氣越來越大。但是現在清楚知道，他的後面是中國共產黨，他只是前台的代言人。以上的書籍中還記載：1932年，作為民權保障同盟的執行委員，他公開赴南京營救共產黨人陳庚等。1936年4月下旬，馮雪峰受黨中央的委派，從陝北到上海。他到上海不久，即與沈鈞儒接上了頭同時還找到了章乃器，向他們轉達毛澤東及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同他們建立了關係。7月中，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上海辦事處，由潘漢年任主任，馮雪峰為副主任，潘委派胡愈之分管救國會的事……。”他只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極力污衊國民政府不抗戰的工具而已。

　　另外一個重要人物章乃器也是如此：“章乃器一直是共產黨的同情者和朋友。早在‘四一二’‘大屠殺’期間，中共地下黨領導人楊賢江在武漢活動，經常有款項匯給上海的同學鄭文利。鄭托章乃器經手存入浙江實業銀行。有次楊匯來六千圓巨款，國民黨當局跟蹤追查，章乃器得到消息，迅速將存款全部轉移，結清帳戶。……章乃器的三弟郁奄，大革命失敗後以上海證券交易所經紀人的公開身份從事黨的秘密工作。他曾多次把從蘇區運來的金銀，交章乃器通過銀行換成鈔票，充作黨的經費。此外，共產國際由國外運來的外幣，也曾通過章乃器兌換成國內貨幣。”“馮（雪峰）於同年6月奉黨中央之命赴香港，與從莫斯科回國的潘漢年等取得聯繫。潘漢年等與當時在港辦《生活日報》的鄒韜奮及赴美途經香港的陶行知等共同商討，起草了一份有關‘團結禦侮’的文件初稿。潘漢年、鄒韜奮為此專程赴上海，經與沈鈞儒、章乃器反覆討論，胡愈之參加修改，最後由沈鈞儒、章乃器定稿。……於7月15日發表在《生活知識》半月刊上。……毛澤東主席於8月10日發表《致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沈君儒及全體救國會員函》，對這一文件和全國各界救國緩螵合會的宣言、綱領表示‘極大的同情和滿意’……”（注20）救國會本身就是由共產黨操作領導的外圍組織，再由共產黨修改定稿的文件，最後由毛澤東發電報來祝賀。這台前台後的戲都是共產黨編劇兼導演，只是演員是“七君子”，觀眾是容易上當的老百姓，一邊把“不抵抗主義”的帽子牢牢扣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頭上，一邊卻利用所謂宣傳抗日來恢復和發展中共在全國各地的地下組織。十多年後，共產黨取得政權，大陸的歷史由勝利者書寫，於是，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便成了固定的歷史名詞，成了歷史的“定論”。

　　不過，當時還有理性的聲音，這聲音由於政治的變換而被埋沒了，這就是以胡適為主編的《獨立評論》所代表的若干主張。《獨立評論》的編者和作者大都是海外留學歸國者。這個作者群體是一批自由主義者，既不是共產黨人，也不是國民黨人，他們經常批評政府，也從根本上不贊成共產主義。他們並不是從“九一八”起就擁護政府的“攘外先安內”的政策，而是在1933年3月初熱河失守和英勇的長城抗戰之後。

　　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是張學良的部屬，極為腐化，不顧命令，把鴉片財物等匆忙運走以後，十幾萬大軍不戰而退，而占領承德的日軍只有一百二十八人，熱河失守，北平、天津就難以保衛，所以引起了全國老百姓的非常憤怒，蔣介石立即於回北方的途中，在鄭州公開承認責任。但是在長城抗戰中，中國軍隊在古北口、喜峰口，完全是以大刀和血肉之軀，阻擋了現代化日軍的進攻，官兵們的獻身精神，也震驚了全國。

　　面對戰場的勝敗，這一批眼光比較長遠寬廣、又沒有黨派利益的學者們，在思考着抵禦之道。

　　幾天以後，3月12日，胡適在《獨立評論》第四十一號上以《全國震驚以後》為題議論國事，討論教訓，主張“深刻反省我們為什麼這樣的不中用”。他認為大潰敗的原因是：“（1）軍隊全沒有科學的設備，沒有現代的訓練。”“（2）軍官的貪污墯落。”“（3）地方政治的貪污腐敗。”“（4）張學良應負絕大責任。”“（5）中央政府也應負絕大責任。”（按：以下凡是《獨立評論》都寫明期刊號數，不另外作注釋）胡適沉痛地寫道：“不先整頓自己的國家，而妄想用空言打倒一切強敵；不先學一點自立的本領，而狂妄的蔑視一切先進國家的文化與武備；不肯拚命去謀自身的現代化，而妄想在這個冷酷的現代世界裡爭一個自由平等的地位：這都是亡國的徵象。這個迷夢，今日應該醒醒了！……沒有科學，沒有工業，……貧到這樣地步，鴉片白面害到這樣地步，貪污到這樣地步，人民愚昧到認為最高官吏至今只要念經誦咒就可以救國的地步，這個國家是不能自存於這個現代世界的。二千五百年前，一個哲人曾說：‘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我們今天的最大教訓是要認清我們的地位，要學到‘能弱’，要承認我們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虛驕誇大的狂妄心理，要養成虛懷願學的雅量，要準備使這個民族低頭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學生。這才不辜負這十八個月（也許更長）的慘痛教訓。除此一條活路之外，我看不出別的什麼自救的路子。”讀一讀這理性沉痛的總結，再對比一下“七君子”用輿論逼迫國民政府立即抗戰的主張，真是令人不勝感嘆。“七君子”留名至今，而在毛澤東發動的批判胡適運動中，竟指名這些文章是“賣國”（見1955年3月25日《北京日報》，《胡適在抗日戰爭前夕是如何媚外和幫凶的》）。

　　胡適接着又在《獨立評論》四十四號上以《我們可以再等五十年》為題說道：“我們此時也許無力收復失地，但我們絕不可在這全世界的道德的援助完全贊助我們的時候先就把失地簽讓給我們的敵人。……我們要準備更大更慘的犧牲。同時我們要保存一點信心；沒有一點信心，我們是受不起大犧牲的。……1914年比利時全國被德國軍隊占據蹂躪之後，過了四年，才有光榮的復國，1871年法國割地兩省給普魯士，過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我們也許應該準備等侯四年，我們也許應該準備等侯四十八年，在一個國家的千萬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麼。”在《獨立評論》上，還有其它作者的文章，都進一步闡述了要加強準備戰爭的觀點。

　　在《獨立評論》第三十七號上，丁文江以《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為題着文，關於裝備財政問題他寫道：“對日宣戰，能夠發生效能罷？我們政治上的情形和官兵的訓練，我暫且不提。單就物質上講，我們沒有宣戰的可能。中國號稱養兵二百萬──日本常備兵不過二十萬──中國人口比日本要多四五倍；以人數論，當然我們是占優勢的。但是我們的一師人往往步槍都不齊全，步槍的口徑也不一律。全國所有的機關槍大概不過幾千杆──歐戰的時候作戰的軍隊每一師有一千五百杆。七公厘的野炮大概一萬人分不到兩尊──實際上需要二十四尊。重炮、坦克、毒氣和飛機可算等於沒有。所以以武器而論，我們二百萬兵，抵不上日本十萬。歐戰和上海的經驗告訴我們，近代的戰爭是最殘酷的，是不限於戰鬥員的。海上和空間完全在日本人武力支配之下。沿江沿海的炮台都是四十年前的建築，絲毫沒有防止日本海軍的能力──吳淞的炮台不到五分鐘就毀於日本炮火之下。……作戰不但要兵器，而且還要錢。中央的收入，最好的時候不過六萬萬多。其中一半以上是內外債的抵押品。‘九一八’以前，中央所能自由運用的款項每月不到三千萬。上海事件一發生，中央可以支配的收入一落就落到二百萬！當時凡有靠中央接濟的機關立時等於停頓。軍隊的餉項也就沒有着落。所以一旦正式宣戰，日本占領上海，封鎖我們江海港岸，中央的財政立刻要破產。以上的事實原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提議現在出兵收復失地的人，或者是另有作用，或者是為情感支配，不免自己來欺騙自己。”

　　蔣廷黻這方面的文章也不少，他在第四十三號上着文說：“目前論中國的內情及國際形勢，我們都談不到收復失地。目前我們的工作惟有在國內造成收復失地的能力和資格，在國際上造成收復失地可能的勢力。”有關他的傳記中，在“對日和戰問題”方面寫道：“‘九一八’事變以後，主張立即對日抗戰之言論甚囂塵上。蔣廷黻則以為：‘絕不可輕言戰爭，單憑愛國熱忱，是無法阻止一流強權之侵略。’‘現在急務不在繼續戰爭，而在內部充實。’‘我們民族的出路在建設。’廷黻很早就看出日本侵華戰爭註定失敗，故有謂：‘日本軍人除為日本民族預挖墳墓外，別無所事，所可憂慮者，日本之失敗，未見得就是中國之勝利。’時‘七七’事變尚未發生，中日和戰尚未分曉，廷黻竟有如此遠見。”（注21）

　　戰爭的準備還不能公開的進行，怕刺激日本軍人提前侵略行動。1996年蘭州大學出版的翁文顥的傳記記載，在南京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悄悄備戰，連牌子都不敢掛，可見弱國備戰的艱辛：“國防設計委員會的地點在原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舊址，南京三元巷二號。由於它是個秘密機關，門口不掛牌子，信封上不印機關名稱，一切活動都不公開，對外稱‘南京三元巷二號’，由蔣介石從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秘密經費中每月撥款十萬圓，作活動經費。蔣介石給國防設計委員會指定的任務是：一、擬訂全國國防之具體方案；二、設計以國防為中心之建設事項；三、籌劃關於國防之臨時處置。”（注22）那時候，整天叫囂抗日的中國共產黨，除了有夾擊國民政府軍隊的行為，在後方破壞政府抗戰措施以外，可曾對日本軍隊放過一槍？可曾做過任何一點踏踏實實的抗日備戰工作？

　　主張加緊準備，暫時不頃全力抵抗，邊交涉、邊安內、邊建設，延緩日軍全面侵略的時間，以便作最好的抵抗，是真抵抗；主張立即全面抵抗，不妥協、不談判、不退讓，其實是中國共產黨要從中謀私利，是不利於全民抗戰的真不抵抗。

突然的轉折

　　西安事變發生，張學良不自覺地充當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工具，因此停止了“攘外先安內”這一接近完成的政策。這停止，使中國歷史出現了巨大的轉折，應驗了蔣介石關於明末清初那一段歷史的預見。

　　但是國民政府已經非常有效地爭取到了時間，作了大量的戰爭準備：

　　 政治方面：分立的以廣州為中心的西南國民政府和新國民黨完全取消，其成員都到中央擔任職務，協助蔣介石工作。其標誌就是1935年11月在南京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達到了自北伐統一以來從來未有的大團結。

　　軍事方面：幾乎所有的軍人都統一到了軍事委員會的指揮下面，起碼都不敢公開為私利了，這是後來抗日軍事上能夠打若干勝仗的基本條件。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一貫在剿共問題上持不同意見的南方軍隊，已贊成“攘外先安內”的基本國策，派兵到達河南，共有超過六十萬的軍隊，已經形成對陝北的包圍圈，準備一舉殲滅紅軍，再全面抵抗日本。只是恰恰在此時，西安事變發生了。而且史料顯示，蔣介石以為在陸軍方面必須訓練六十個現代化師，才可以和日本相抗衡，由於西安事變而提前爆發全面戰爭時，只完成了二十個師的訓練和裝備。

　　財政方面，着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在1936年曾以《十年來的中國經濟建設》為題目，從六個方面論述了經濟建設的進步和戰爭準備，以下僅僅摘錄第三部份《金融幣制之整理統一》中的小段，來說明“安內”的部份成績：其一是把中央銀行建立成為真正的中央儲備銀行：“自十七年至最近止，呈財政部核准註冊發給營業執照之銀行共達167家，23年（按：即1934年）7月政府公布儲蓄銀行法，規定各銀行至少應有儲蓄存款總額四分之一相當於政府公債庫券及其他擔保確實之資產，交存中央銀行特設之保管庫，為償還儲蓄存款之擔保……現在又將中央銀行實行改組為中央儲備銀行，造成真正唯一之中央銀行。”還統一幣制，設立造幣廠，“乃於24年11月4日斷然行使法幣政策”（注23）。這才有了抗戰的財政基礎。

　　在各項準備工作大見成效，但是還沒有完成的時候，西安事變發生了。當蔣委員長從西安返回的時候，全國出現了難以想像的自發的歡騰場面，這有其深刻的意義：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作為政治中心，終於建立在人心之上了，這是備戰最重要的成效。上下一致，是打敗日本的基本條件。但是，“攘外先安內”的國策沒有完成就被迫投入戰爭，使得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個政治中心，能夠借抗戰為名，獲得了代替中華民國的歷史機會和基本條件。這歷史性的轉折變化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是什麼？毛澤東時代的種種情況，已經用數千萬中國人的鮮血，寫在了歷史的扉頁之上。

注釋：
1、《抗戰勝利的代價，抗戰四十周年學術論文》第87頁，聯合報社出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台北。
2、《中共史論》第二冊第294－295頁，郭華倫編着，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編印，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台北。
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集第100頁，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北京。
4、《獨立評論》第41號，《全國震驚以後》，胡適着，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北平。
5、《抗戰前十年之中國》第201－202頁，朱羲農文：《十年來的中國農業》，龍門出版社，1965年，香港。
6、《中國近代史》第945頁，着者兼發行人：李方晨，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台北。
7、《獨立評論》選集第二冊第15－16頁，蔣廷黻文。長橋出版社，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台北。
8、《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53－354頁，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出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台北。
9、《抗戰十年前之中國》第147頁。
10、《獨立評論》第45頁。
11、《粟裕戰爭回憶錄》第111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北京。
12、中國近代史料叢書《抗日戰爭》第一卷第559頁，章伯峰、莊建平主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成都。
13、《蔣總統秘錄》第九冊第4頁，古屋奎二編着，中央日報社出版，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台北。
14、《蔣總統秘錄》第九冊第20頁。
15、《戲說西安事變》第97－98頁，王禹廷着，傳記文學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台北。
16、同注釋12，《抗日戰爭》第75－76頁。
17、《中國抗日戰爭史》（中）第174－175頁，軍事科學院歷史研究部着，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北京。
18、同注釋第12，《抗日戰爭》第356頁。
19、《七君子傳》第42頁，周天度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北京。
20、同注釋19，《七君子傳》第186、197頁。
21、《國史館館刊。復刊第四期》第262頁，國史館印行，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台北。
22、《翁文顥》第109頁，李學通着，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
23、同注釋5，《抗戰前十年之中國》第1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