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在战争当中，无论是谁都想将对手彻底打败，完全消灭对手或者迫使对手投降。至于日本军队“武士道”精神，别的不说，残酷无情是其精髓，无论对人还是对己。

开战17个月，虽然攻城略地、“皇军所向无敌”， 甚至在攻下南京之后傲慢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但是到现在对手就是不屈服、不投降，像这样“不识相”的家伙，一定要把他彻底干掉！

唉——这也就是想想，但是打不动了，原因很简单，力量不够。第一是国内经济无法再支持下去，第二就是部队数量有限，现在维持占领区治安都成问题，何谈进攻？“武士道”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啊。

1938年11月，大本营陆军部制定了《陆军作战纲要》，其指导方针就是“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力量。”

乘胜追击是扩大战果、彻底打败敌军的不二法则，这个谁都知道，可是现在占领武汉之后陆军部急刹车，要“确保占据地区”。至于还有力量的对手，只能用“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的办法去“扑灭”。

虽然日军现在占领了半个中国，甚至是据有全部富庶地区，但是国民政府还掌控半个中国，这怎么能形成“围攻态势”？陆军部不是不清楚这个道理，不过确实没了力量。当然，陆军部也有对苏作战的考虑，不愿意在中国这个看不见未来的战场再继续打下去。不过可笑的是，如果日本对苏开战，那个战场就能看到未来吗？原计划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现在被拖在这里动弹不得，“帝国”的已经开始吃不住劲儿了，后期计划如何展开？就这样，在中国的战争是打到哪一步就必须要停在那一步，真是无法摆脱的战争啊。

无论如何这个指导方针也完全说明日本对华战争将走向失败，道理很简单，连续的强力打击都打不服，那相持下去人家就服啦？不过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就按现在的情况计划吧，陆军部按照这个《陆军作战纲要》对在华部队进行了大整理。

1、安排有机动能力的常设师团和特设师团大部分复员；这主要是军费压力，不过这个复员计划肯定进行的不顺利，或者说基本上无法实施，只有个别师团、像第101师团在一年后才复员；

2、新编成警备师团（三单位制）和独立混成旅团接替以上复原部队，这样折腾节省下来的军费也实在有限。

3、为增加师团数量，自1939年4月起，将现有四单位师团改编为三单位师团。

关于作战指挥体系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序属于华北方面军的第2军于1938年12月15日解散，所辖部队转隶第11军，这样第11军下辖第3、第6、第13、第33、第34、第101、第106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4旅团，总兵力达23万，成为日军关内最强大的野战兵团。

1938年7月14日华中派遣军的“中支作命甲第一号”命令中，“四、第11军……应根据需要，准备以一部兵力成功地攻占攻占南昌。” 这是“武汉攻略”的一个任务，当时并未完成，到现在大本营批准华中派遣军的请求，在1939年4、5月间超越现在作战地区，攻取南昌及在汉口西北发动攻势。

1939年2月6日，华中派遣军向第11军下达《对南昌作战纲要》，“攻占南昌的目的，在于割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敌之主要联络线。”作战目的在于改进战场形态，并没有歼灭敌野战力量的任务，这样的仗对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来说，不是难事。

冈村宁次决定“集中大量炮兵和战车以压倒敌人”，而主要作战力量为第101、第106师团。去年第106师团在万家岭遭遇毁灭性重创，第101师团在庐山东麓遭遇半毁灭性重创，在会战末期勉强占领德昌之后再也无力图取南昌。冈村宁次的决定是意图通过此次作战“挽回两师团的名誉”，从而使第101、第106师团恢复战力。以前失利的部队恢复不仅仅需要人员、兵器、物资的补充，更重要的是敢打必胜的信心，打个翻身仗就一切改观了。

不过这一决定遭到了第11军参谋长沼田多稼藏少将等人的反对，理由也就是这俩货太弱，只能调到后方当警备部队。对于此次作战使用第101、第106师团，大本营也甚为担心，不过冈村宁次坚持自己的决定，因为这次战斗仅仅是攻取一个南昌而已。

张发奎有过“论断”，“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这个“论断”不完全对，有些武断，不过还是要两面看，第一，这段话确实反映了中日双方军队实力的巨大差距，无论从军队素质还是武器装备以及作战思想都存在着“代差”，日军的大部分军事行动，国军无法阻挡甚至无法理解。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的最后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最后还像得了宝一样告诉众位高级将领一个基本作战思想，“最后，我今天还要告诉各位一个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战术，就是迂回包抄的战术，关于这一点希望大家本着过去的经验特别加以研究，并要努力学习实验，精心运用。我们将来要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战术战略上都要能够迂回包抄敌人，来切断敌人后方的交通，断绝敌人一切接济，使他后路断绝增援，战车没有汽油的接济，枪炮没有弹药，官兵没有食粮，通讯完全封锁，使他必趋溃灭！例如我军在鲁南台儿庄与德安万家岭两次大胜利，都是我忠勇将士，不惜牺牲，能运用这种迂回包抄战术的收获。这是我军过去极光荣、极可宝贵的战斗经验，将来歼敌制胜之道亦即在此！”

委员长的“迂回包抄”这个宝其实也并不新鲜，《孙子兵法》有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当然《孙子兵法》基本上是概略性的教条，基础的战术是没有的。不过什么都在领会，简单讲，“以正合”就是摆开阵势从而诱使敌军也如此对阵，“以奇胜”就是“迂回包抄”去了。

当时的各位将领也许懒得去看西方的军事理论，而自己的诸子兵法不免流于教条“空谈”，不过具体的古代战例还是非常典型的，例如汉武帝时的“河南战役”。这个“河南”是指鄂尔多斯高原中的河套平原。公元前127年，匈奴左贤王部进犯上谷、渔阳（张家口、北京一带）。汉武帝刘彻命韩安国部向东移驻右北平，以阻挡匈奴向东方深入，同时决定采取胡骑东进、汉骑西击的作战方针，令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急速出兵云中，突袭匈奴防守薄弱的河南地。卫青、李息率部出塞后，从云中向西大迂回包抄，突然掩袭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并一举击溃之。

这次“河南战役”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战术层面上的“迂回包抄”，而是战役层面上的“迂回包抄”，其作战思想极其大胆、作战决心极其坚决，作战效果也极为丰硕，匈奴二王率少数亲兵逃遁，汉军歼敌数千人，“伏听者3071人及牛羊百余万头，收复了河南地全部土地，穿行千余里到达陇西……”“全甲兵而还”这仅仅是战术上的战果，而战略上使得汉朝的北部边防线往北推移至黄河沿岸，为长安增添一道屏障。

而其后的霍去病，将骑兵的机动性发挥至极致，将迂回包抄的战术运用得出神入化，其战果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

而委员长举的“台儿庄”和“万家岭”这两个例子，其实并不是准确的“迂回包抄”。台儿庄是汤恩伯兵团已在侧面山区待机，而矶谷师团第63联队在已发现重大敌情的情况下，仍然强行深入以完成战斗任务，这是等于自己往包围圈里钻。万家岭的情况是第106师团由于行军困难、误判位置以至于被国军留置于险地，薛岳从而得以抽集部队围攻。

这两个战例都是因为日军冒进而被国军抓住的机会，而“迂回包抄”是主动制造“包围圈”。台儿庄、万家岭基本上相当于国军后来所采用的所谓“后退决战”，其实也就是层层抗击、诱敌深入，最后形成围歼、或者围攻。

很遗憾，咱们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概念也不是很清楚。其实还是那句话，军队的战斗力只有两条，火力和机动。先不谈火力，就现在国军的机动力，根本无法与日军对抗，现在只能采取被动的办法，诱敌深入，这对部队机动性的要求没有“迂回包抄”那么大。咱们真要按照委员长的指示派出部队去“迂回包抄”的话，那等于是自乱阵脚，还不如多搞几条防线呢。

正是由于中日双方军队实力的巨大差距，才让张发奎有了这样一个“论断”。这对认清形势是有帮助的，但对改变形势是消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