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進犯中國的近因及其前途

（壹九三七年）

毛澤東

　　壹、我們對敵人的面孔應該認識得更清楚些

　　六十年來，特別是最近六年來，中國從日寇得來的教訓，本來已經夠多了。但是壹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人對他本身及其行動的觀察，常常認識不足，甚至犯嚴重的錯誤。就拿最近日寇大規模進犯中國這壹嚴重事件來說吧，對於這壹事件，就有許多離奇怪狀的看法，有些人認為這次日寇向華北以至向上海開火，完全是日本少數少壯派軍人的行動，而不是日本帝國主義整個的國策（他們認為連日本金融資本家以至近衛內閣也不同意）；有些入認為這次事件的暴發，是出於“偶然”的，而不是日寇預先有布置有計劃的行動（他們的證據是，在日本未發動進攻中國之前，東京金融市場並沒有紊亂。等到日本在華發動進攻以後，公債及各種商業股票才開始慘跌）；甚至還有些人認為日寇這次行動只是“示威”性質，最少在主觀上並“不願意把事件擴大”等等。

　　不消說，這些看法，都是極端錯誤的。第壹種看法的錯誤在於把日本的“少壯派軍人”看得太神化，而沒有把日本帝國主義和近衛內閣的本來面目認識清楚。固然，在華北發動戰爭和指揮作戰的是日本的“少壯派軍人”；但是，這些少壯派軍人誰派他們來的呢？他們的行動代表誰的利益呢？稍微註意壹點時事的人都知道，日本在中國特別是在華北的駐屯軍幹部，大部分部是在“二.二六”事件後，或在去年華北駐屯軍強化計劃實施後由東京調來，現在華北駐屯軍的首腦，被稱為荒木派的香月清中即則是在蘆溝橋事件發生後，才由東京方面派來的；經過“肅軍”後的東京當局，例如預先沒有“放火”的計劃，為什麼要派這些“點火者”到最容易發火的華北來呢？盡管這些點火者在點火和擴大火焰的瞬間不壹定要得到東京方面的同意，盡管他們在某些部分的問題上甚至會和他們的主人壹壹金融資本家地主等有不同意見，但是他們的行動無疑是忠實於他們主人的利益的，老實說，日本帝國主義已把“征服支那全土”的計劃布置好了，駐華北的少壯派軍人不過忠實地活潑地按著這計劃去做罷了。如果有人認為日本的金融資本家大地主以至近衛內閣不同意華北駐屯軍人這次在華北發動戰爭的行動，那是完全不合事實的謬誤之談。要知道東京的金融資本家大地主等，希望無事平穩地繼續五年來資本收益日益增大的過程固是事實；但是到了除非用戰爭解除他們的危機和延長他們的生命的時候，他們也決不會同意發動戰爭的！只要看在蘆溝橋事件發生後，東京各政黨對“近衛政策”（其實就是軍部的政策）完全表示支持，就可以看到政策背後的金融資本家和大地主的態度如何了。至於說，近衛內閣也不同意這次戰爭，那就更加荒謬，我們早已指出，近衛內閣的出現，主要就是為了調和日本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為了實現對中國的侵略戰爭。

　　第二、第三兩種觀察錯誤的根源是和第壹種相同的，不過其意義來得更加嚴重；由於沒有看得清日本統治階級的矛盾的壹致性，由於沒有把握住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必然性，而只憑壹些極表面的事實或不可靠的材料不加思索地亂下斷語，那只自然會在有意無意間中了敵人宣傳的毒計了！但我們必須指出，敵人天天宣傳這次日中“小沖突”（！）是出於“偶然”，日本政府“不願意把事件擴大”……完全是具有煙幕作用的！它所以要散布這些煙幕彈，壹方面是為要向其它帝國主義掩飾它獨占中國的既定計劃，使得這種計劃能暢行無阻；另壹方面則是為要動搖中國不堅定分子，使這些分子繼續保留壹線茍安的幻想！對於這些煙幕，中國的輿論界早就應供給以揭破；可惜中國的輿論界，當華北戰事發生的時候，往往只註意到華北的問題，當上海戰爭發生的時候，又往往只註意到上海的問題，而對於敵人對中國進攻的整個計劃，卻不但很少有正確的把握，並且有些論調還陷於嚴重的錯誤！反問這次戰爭真的是出於“偶然”嗎？日本政府真的“不想把事件擴大嗎”？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前，日本政府對言論界徹底的統制，關西幾個師團到了除隊時間而不下令解散等等，為的是什麼啊？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政府即下總動員令，在短時間內即動員近三十萬大軍（包括第壹、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五、十六、十九、二十等師團）到中國來，又為的是什麼啊？我們根據事實，不能不強調指出：日本帝國主義者這次向中國實行大規模的進攻，不但是有計劃的行動，而這種計劃的嚴密性及其廣大性是以往所沒有！不健忘的讀者總應記得，當日本軍閥在壹九三壹年發動“九壹八”事變的時候，日本統治階級間的意見是非常分歧的。當時的日本原外相居然敢向日本軍閥誹議“日本吞下滿洲，等於吞下壹顆炸彈”（大意如此）。但是這壹回卻不同了，根據東京的通訊：蘆溝橋事變的消息傳到東京後，各報的專電，各雜誌的書論，各政黨負責人的發言……。差不多是“句句壹樣，眾口壹詞”的，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對這次在事前事後，都有嚴密的布置，其嚴密性甚至連日本的“交易所”有可能在發動戰爭之前也不知情（代表資本家和地主的政府，當它執行對主人有利的計劃，特別是軍事計劃時，不壹定要在事前完全得到它的主人們的同壹意，）至於說到日本帝國主義者這次侵略計劃的廣大性，我們可以斷定，是“九壹八”以來所沒有的：現在已經開始了大規模的侵略戰和全國性的抗戰了。

　　二、日本為什麼要在目前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

　　日本帝國主義者自從完成了田中奏折裏所明白記載的“征服滿洲”的計劃後，天天在準備著實現“征服支那全土”的計劃；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所以要選擇在目前下決心執行這個計劃，當然是由種種客觀的原因所促成的。

　　首先，我們從日本經濟方面觀察。日本新的經濟恐慌的征兆已經非常明白地表現出來了，不管日本的軍需工業有怎樣畸形的發展；但是由於軍費無窮盡和無限制的膨脹，致使赤字公債無法消除，物價的高漲無法抑止；同時由於軍需原料須從外國大量購入，致又引起對外貿易的空前入超；跟著國際收支的無法平衡，大量的黃金也不能不往外送了，據日本官廳發表的統計：日本自去年四月到今年壹月間，物價總指數高漲了百分之三十壹（國內商品高漲了百分之十三，輸入商品高漲了百分之五十六），幾個月來物價高漲之勢，還是有加無已；至於入超和黃金外流之數，尤為驚人，本年上半年的入超達六億四千萬元，截至目前為止輸往美國的現金共分四次，總額達二億七千萬元。照目前情形看來，日本經濟的惡化，只有日益深刻，而絲毫沒有“好轉”的傾向，如此發展下去，新的恐慌時來臨，只是時間的問題――這是無論是怎樣蹩腳的經濟學家都可以看得出來。慣於向中國搶劫以“打開”危機局面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要在這樣的時候，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不是“偶然”的了。

　　第二，我們從日本內政方面觀察。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日本國內階級與階級統治階級間的矛盾也日益尖銳起來，這也是應有的文章了！據日本官方發表，本年壹月到五月發生的罷工事件達壹千三百三十二次，此去年七百次幾增加了壹倍；農民鬥爭則僅壹月至三月已達壹千六百五十六次之多了。由這些簡單的數字，可以看到日本國民生活的不安，和日本工農大眾在世界無此的殘酷的警察制度壓迫下面，如何英勇地要求生存了。

　　至於日本統治階級間的矛盾，也始終不易徹底緩和，雖則日本統治者在面對著各種危機之前，極力設法使軍部和黨政間的矛盾和緩下去，然而以實現“軍資和作”為任務的林內閣的“不幸短命而死”（只有壹百十七日的壽命），表示調合前途的不可樂觀。近衛文磨的登臺，雖則也以“緩和國內之彼此對立，以收舉國壹致之實”為己任；但是近衛登臺以後，不但“軍資合作”既得的成績，無法維持（結城不願再當財政部長），不但已成的許多對立，無法消除，就是在內閣之內，馬場廣田賀屋之間也未見融洽。光陰易逝，特別議會召集之期已經不遠，可是“新黨”的組織，毫無把握，這不能不使近衛內閣感到前途的黯淡；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是連結在壹起的，日本統治者在這樣的危機的威脅下，當然要發狂起來，拚命向中國狂噬了。

　　第三，我們從軍事方面觀察。侵略主義的日本為要補救軍需工業資源的缺乏，為要完成建立進攻蘇聯和對抗英美的有利的軍事根據地，在獲得了和相當鞏固了滿洲熱河等“生命線”之後，進壹步奪取華北、華中以至華南，原是必走的路徑和既定的方針。現在眼看著蘇聯第三個五年計劃行將開始。中國抵抗的實力顯著地增加，同時世界和平勢力和侵略勢力最後搏鬥的時期也日益迫近，在這樣的種種刺激的下面，不能不使這位“爭先天不足，後天發育不全，而又偏要硬撐好漢”的日本帝國主義，對它日夜企圖要實現的既定方針，加速地“斷然”執行起來！

　　第四，我們從日本國際環境來觀察。在這壹方面，從日本統治者看來，目前執行它的“既定方針”是相當有利的。他們認為歐洲的國家正忙於應付他們的盟友希特勒墨索裏尼在西班牙的“硬幹”。當然沒有余力幹涉遠東的事情，他們特別高興英國“友誼的態度”實在的，英國紳士這種態度對於日本發動大規模進攻中國，給予不少的鼓勵。

　　蘇聯消息報早已指出，英日談判是促進日本發動戰爭的主要原因之壹；我在《中國抗戰與英國》壹文中，也已說明，英國在遠東壹貫的動搖不定的老政策對於幫助日本進攻中國是有著莫大的作用。

　　此外，美國愛玩的“中立”政策，和日本軍閥對蘇聯的厲行清黨肅軍錯誤的估計，都使日本軍閥誤認是有利的條件。

　　最後，最近中國內政的動向，對於日本的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又有怎樣的關系呢？我們可以這樣斷定：假如中國內部的團結早已十分鞏固，民主政治早已實現，那麼，日本對中國的進攻是躊躇壹下的；然而不幸得很，中國自西安事變後，和平統壹雖已得到初步的成功，但是中央政治機構的徹底改革，國防政府的建立，親日勢力的肅清，民主政治的實現，還相去很遠，因此日本帝國主義便乘著這些空隙，趕快向中國開炮了。

　　以上的幾種因素當然是互相聯系的，日本帝國主義就是在這些因素的交互促進和影響下，便決定向中國找尋出路。

　　三，侵略中國是不是日本的出路

　　在六年前，日本軍閥曾在國內危機非常深刻，國際環境卻相當順利的條件下，幹過壹回，結果可以說相當得手；現在，它又要幹第二回了。這壹回也是不是像前壹回那樣的順利呢？要解答這壹問題，也應該從幾方面來觀察。

　　第壹，日本統治者以為進攻中國可以“打開”經濟的危局，我以為這完全是壹種錯算。在戰爭還沒有發動以前，日本的經濟危機已經如此深刻，財政方面已經如此沒有辦法，在戰爭發動以後，日本每年將需要多少戰費呢？據專家估計，起碼要壹百五十億到兩百億元，這是傾日本全國民的收入也不足此數三分之壹或四分之壹。戰爭除了引起財政的破產外，、將使對外貿易更加惡化，物價更加高漲，那也是意想中的事情。據最近東京通訊：“華北事變發生後，金融市場已經被攪得壹塌糊塗，壹般糧商更乘機操縱糧價，囤積居奇，致使糧食價格猛增不已”（申報）。將來戰爭愈持久，財政和經濟的破產必然更加顯著，所謂“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將是日本這次企圖以戰爭來打開經濟危機的必然歸趨！

　　第二，日本統治者企圖以進攻中國來緩和日本國內的政治危機，結果也必然適得其反，不能不使日寇企圖在中國造成“既成事實”，而逼使英國承認。

　　日寇以其素來狡猾的手段，壹方面實際上在侵略行動上，對中國進行大規模侵略戰爭；另壹方面在表面上，在外交辭令上，則散布“不擴大事態”“地方解決”。日寇這種狡猾的手段，壹方面用以掩蓋他的為世界人類所攻擊的侵略戰爭，以便在這種外交辭令的掩蓋之下，進行“不宣而戰”的對中國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借以減弱對國際輿論和英美的刺激。另壹方面則用這種外交辭令，以減弱中國的自衛行動，以勾引某些人對日寇的幻想，企圖作和平的幻想以犧牲中國；同時以便給某些親日派的分子，還在南京政府中保持“有用的”地位，因此這些親日派久為全國人民所痛恨唾棄，自國內和平統壹開始以來，他們逐漸的在南京政府內失去地位。

　　蘆溝橋抗戰的失敗，平津的陷落，還是由於日寇的狡猾的手段所達到的。宋哲元氏上了日寇的老當，受了日寇的欺騙,由於宋哲元反對日寇和平解決的幻想，企圖茍且偷安，臨事猶豫動搖，不去積極地進行自衛戰爭，反而與日寇進行妥協談判。因此把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的重鎮輕易的失去了。當然平津的陷落也有其他原因，如過去南京政府的退讓政策，使日寇在平津造成優勢的地位。但這早已成為錯誤，如果在蘆溝橋事變時，釆取堅決抗戰的方針，積極進行自衛戰爭，是能夠補救的。可是冀察當局宋哲元氏沒有這樣做，而南京政府在蘆溝橋雖有×××堅決抗戰的方針，但對於冀察當局與日寇的妥協並沒有表示反對，相反的卻是容忍了這種妥協，在八月十四日南京政府發表的聲明中說：“中國地方當局，為維持和平計，業已接受日本方面所提議之解決辦法，中央政府亦以最大的容忍，對於此次之解決辦法，亦未予反對”。在蘆溝橋事變開始的時候，對於平津之增援，亦未采取積極的自衛戰爭。平津失守的教訓，已經是再壹次的說明，如果對日寇還保存“和平解決”的幻想，是要上日寇的老當，是要受日寇的欺騙，而使中華民族遭受莫大的損失。

　　蘆溝橋事變以後，全國人民壹致要求抗戰，全國輿論全國空氣都是為堅決抗戰所壓倒。×××七月十七日所發表的代表南京政府抗戰的方針，及南京政府在軍事上的措施是值得全國人民所贊許的。在平津、上海、南口的抗戰中，中國軍隊英勇地抵抗是為全國人民所致敬的，以蘆溝橋事變為起點，已經開始了全國性的抗戰。

　　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神聖的任務，就是壹切為著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中華民族的生路，只有進行全民族的神聖的自衛戰爭，去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去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

　　現在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已經由準備抗戰進入了實行抗戰的新階段，中共中央在八月十五日的決定中指出了；“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壹個新的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抗戰準備的階段已經過去了。在這壹新階段內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壹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

　　現在已經到了須要進行全國的總動員，須要進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戰，去保障抗日戰爭的勝利。今天的爭論已經不是應否抗戰的問題，而是如何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的問題。中共中央同時指出：“在這壹階段內我們同國民黨及其他抗日派別的區別和爭論，已經不是應否抗戰的問題，而是如何爭取抗戰勝利的問題。”“今天爭取抗戰的中心關鍵，是在使國民黨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勝利”。

　　中共中央為著保障抗日戰爭最後的勝利，提出了爭取抗戰勝利的十大綱領：

　　（略。見《毛澤東思想萬歲》第壹集第二二五～二二六頁）

　　上面十大綱領是保障中國抗日戰爭最後勝利唯壹正確的方針，我們號召全國人民中國政府為著爭取抗日戰爭最後勝利，只有堅決實行這十大綱領。

　　國民黨和南京政府到今天為止，還是把抗戰限制於單純的政府抗戰，到處限制人民和拒絕人民的參加抗戰，阻礙政府軍隊和人民結合起來，不給人民以抗日救國的民主權利，不肯徹底改革政府的政治機構，這種抗戰的方針，是包含極大的危險性，雖然可能取得暫時的局部的某些勝利，但決不能保障抗戰的最後勝利。南口失利的經驗就可證明這壹點。某些前線作戰的部隊，不但不發動人民參加抗戰，反而壓制人民的救國邉樱�解散在前絕的人民的救國團體。

　　上海抗戰中也同樣表現這種現象，上海和南京的救亡團體遭受當局禁止活動，文化界出版的救亡刊物亦遭受查封。當八十七、八十八師在上海英勇抗戰的時候，上海人民自動的參加和慰勞，都被上海某些當局所拒絕。在某些人操縱下的上海抗敵後援會，沒有積極地援助八十七、八十八師的抗戰，結果使兩師在前線壹天壹夜沒有飯吃沒有水喝，而抗敵後援會卻有堆積如山的慰勞品，讓其腐爛而不送給前線的部隊。因此前線抗戰的部隊埋怨的說這次上海的人民不如上次“壹。二八”積極。其實這次上海人民積極援助上海的抗戰，是大大的超過上次“壹．二八”，可是因為國民黨的限制政策，使得人民與軍隊隔離，如果這樣繼續下去，上海的抗戰又有重復南口教訓的可能。

　　蘆溝橋抗戰的失利，平津的陷落，雖有廿九軍英勇的抵抗，佟麟閣趙登禹奮勇的犧牲，但是由於宋哲元氏乃沒有抗戰的決心，當然也就不會去實行正確的抗日戰爭的方針。當平津的人民和全國的人民起來援助廿九軍時，宋乃不但拒絕了人民的援助，而且宣布戒嚴禁止人民的愛國邉印Ｆ浇螂m有許多不利的條件，但這並不能說明平津絕對不可保守，如果當時發動廣大的人民，武裝人民，平津是能夠保持相當的時間在中國的手裏，以待中國大批援軍的趕到，可是宋氏深夜退出北平，寧願把北平給日寇占去，而不願北平人民起來保衛北平。

　　我們號召全國的人民，只有堅決的實行中共中央所提出的抗戰方針，才能保障中國抗戰的勝利，我們號召國民黨全體黨員，應以自我批評的精神，放棄統制的政策，采納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方針，這是保障抗戰勝利唯壹的方針。

　　阿比西尼亞的亡國，並不是因為它發動了對意大利侵略主義者大規模的民族戰爭，而是因為他沒有實行正確的民族抗戰的綱領。阿比西尼亞的國皇，沒有依靠在全國人民的力量上，他控制著民族戰爭，他個人曾成為民族英雄，但全民族則陷入亡國的命摺７粗�，西班牙的民族戰爭，則依靠人民的力量，結果能夠與德意兩國最大的法西斯侵略者戰爭到壹年多，而仍保持馬德裏在政府軍的手裏，並擊退了法西斯屢次的進攻，並取得勝利。我們還應該知道西班牙政府抵抗弗朗哥叛軍的進攻時，西班牙原有的軍隊百分之八十在叛軍手裏，因為西班牙政府釆取了正確的抗戰方針，迅速地組成了新的軍隊。中國全民族抗日戰爭，必須要從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兩個民族戰爭中去學得教訓。

　　救中國的關鍵，是在實行壹個正確的抗戰的方針。要把政府的抗戰變為民族的抗戰，要把單純的軍事抗戰變為全面的抗戰。中共中央的十大綱領中，就是包括全面的全民族抗戰的方針。

　　要實行中共中央十大綱領的最主要的條件，必須是為著抗戰而發展民主權利，開放民眾愛國邉樱�只有這樣才能發動人民參加抗戰，方能使人民自由的參加抗戰，只有人民參加抗戰，才能使政府軍隊與人民結合起來，才能把單純的軍事抗戰政府的抗戰，變為全面的抗戰全民族的抗戰。

　　國民黨中有些人說，要等到抗戰全面勝利以後才能實現民主。這種意見的錯誤，顯然不懂得沒有民主，抗戰就不能勝利。因此中共的決定中提出：“過去階段中由於國民黨的不願意與民眾的動員不夠，因而沒有完成爭取民主的任務，這必須在今後爭取抗戰勝利的過程中去完成。”爭取抗戰勝利與實現民主權利不是互相分離的，而是互相聯系的，互相依賴的。

　　國民黨中有些人說，要抗戰要犧牲自由。這種意見的錯誤。也正如對於民主與抗戰的關系的錯誤了解是壹樣。如果沒有政治自由，愛國的自由，要發動民眾參加抗戰就成為不可能，要爭取抗戰勝利也無保障。

　　我們贊成在民主的基礎上，以爭取抗戰勝利為目的，進行全國民眾邉拥慕y壹。但統壹民眾邉樱瑏K不能解釋為統制民眾邉印�對民眾邉拥慕y制，事實上即是對民眾邉拥膲褐疲�在統制政策之下，自然不能動員廣大的民眾參加抗戰。所以我們主張民眾邉拥慕y壹，而反對民眾邉拥慕y制。

　　某些民族失敗主義者，在全國抗戰空氣壓倒的情機之下，不敢公開的揭起反對抗戰的旗幟，於是在各種言詞的掩蓋之下，散布民族失敗主義的情緒，如說“中國是弱國不能抗戰”，如說“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是了。這些民族失敗主義者，都不了解中國雖然是壹個弱國，正因為他是壹個被侵略的國家，進行正義的神聖自衛抗戰，依靠民眾力量，是能夠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的。

　　要爭取抗戰的勝利，只有依靠民眾的力量，發動全國的民族抗戰，我們是壹定能夠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如果把抗戰看作只是政府的抗戰，單純的軍事抗戰，那麼這種抗戰是包含極大的危險性，有遭受重大的挫折與失敗可能，為要避免這種危險性，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那只有堅決實行正確的抗戰的方針，即是實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戰，這是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保證。

　　維護中共爭取抗戰勝利的十大綱領！

　　堅決實行中共爭取抗戰勝利的十大綱領！

　　動員壹切力量為著爭取抗戰的勝利！

　　（原載《毛澤東言論集》，巴黎救國時報刊第四七～壹七二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