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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东三省及热河建立所谓的“满洲国”，这个问题迟早会遭到中国的反击，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消除苏联的威胁之外，如果能彻底征服中国自然是再好不过，虽然日军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但是在用兵规模上实在是不敢细想。如果将华北问题解决，表面上给“满洲国”增加了安全屏障，但是问题似乎是没有解决反倒是扩大了。

而北面的苏联实在是对“满洲国”巨大的危险，但是和苏联进行战争，这个规模能想象吗？

但是香月清司所讲的“我确实拿不出准确的见解”只是事后看到侵华战争陷入泥沼的托词，不过在当时确实在中国驻屯军内部和北平特务机关以及北平大使馆中所谓的“稳健派”的意见确实十分“中肯”，也是十分激烈的，以至于开战前夕参谋长桥本群以驻屯军的名义，向参谋本部提出所谓的“个人意见”来表明“稳健派”的立场，这位上任中国驻屯军参谋长已经一年的桥本群态度很明确——别闹了，就这样吧。

“现地观察者的报告和驻屯军参谋长的报告完全一致，现地情况平稳。”据此参谋本部21日举行首脑会议，强硬派虽然仍占多数，但是争吵激烈，会议不决而散。经过一夜考虑，22日13时，参谋次长金井清决定，“在政府认为必须彻底解决华北问题之前，暂停动员。”

金井清的决定基础是“卢沟桥事变”背景复杂、牵扯甚广，必须要和整个华北问题结合起来，如果政府没有对华北问题的整体打算、或者说没有对华全面战争的计划，那么“卢沟桥事变”就到此为止吧。

基于这样的考虑，参谋本部特意将中国驻屯军强硬派代表参谋和知鹰二调回国内，以统一驻屯军的指导思想。后来和知鹰二派任上海派遣军第11师团步兵第44联队长，参加淞沪会战。

而北平的“协议”进行并不“顺畅”，第37师撤退缓慢，到了24日以车辆不足为由停止了撤退，不仅如此，第132师反倒开进北平。

这种“协议”上的“倒退”是宋哲元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原因是22日蒋介石派参谋次长熊斌到了北平、要求宋哲元奋起抗日、不要再对日军进行妥协。

现在情况非常棘手——日军参谋本部现在决定不再扩大事件，可是日军还在按原计划源源不断从关外向华北调兵。是战是和仅是毫厘之差，或者说根本无法预料，甚至可以说日军本身也无法确定事件走向，因为“战和”两派意见都非常强烈。

对第29军来说现在该怎么办？如果想做打的准备那就是要违反“协定”，可是如果不做准备完全执行“协议”，那么打起来怎么办？两难之间，宋哲元选择听从中央指示做战争准备。

24日，香月清司命令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宋哲元交涉，督促第29军履行“协议”。

25日，中国驻屯军及第20师团基本调配完成，香月清司于是派遣驻屯军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向宋哲元提出新的四项“要求”，

1、除38师外其他驻冀29军均移驻保定以南；

2、由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日军须增加军队“协防”平津地区；

3、免戈定远、张光墉职；

4、允许日方在平津线附近建筑三个补助飞机场。

戈定远为第四届立法委员，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秘书长，主办英文《北平新闻》日报，积极宣传抗日。“张光墉”不详，料想也是积极抗日分子，日军自然要求撤掉。

这四个条件自然不能答应，而且现在宋哲元已经决定听从中央号令准备抗日。

香月清司也没有希望宋哲元会答应，早已做好了动手准备。25日下午4时30分，日军第20师团一个中队乘火车进入廊坊车站，借口修理电话线却在站内修筑作战工事！

第29军主要部队第37师、第38师分驻北平、天津，日军占据廊坊等于切断两个师的联系，而且第38师第113旅旅部就在廊坊，这如何使得？

第113旅旅长刘振三和第226团团长崔振伦随即与日军交涉，称这里是中国军队的守备区，不允许日军随意进出并且带领部队进入车站与日军对峙，两军随即发生冲突，中国军队退出车站。

当夜23时10分，车站外围的中国军队对站内日军展开攻击，双方随即展开战斗。战至黎明，日军飞机轰炸中国廊坊驻军兵营，第20师团第77联队前往增援并展开攻击，26日12时中国军队被迫向通县撤退。

26日8点30分，香月清司命令第20师团变更态势，驻在天津、山海关之间的部队按次序向前移动。

11时，香月清司以廊坊事件为借口向中央部发出积极使用兵力的请求，参谋本部当即予以批准。香月清司指派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于15时30分“访问”宋哲元。宋哲元背约称病不出，由秦德纯、张维藩出面并拒绝接受“最后通牒”，但在松井等人的强迫之下收下，

1、      八宝山、卢沟桥附近的第37师，须于27日中午前撤至长辛店；

2、      北平市内及西苑的第37师，须于28日中午前，经平汉线北面撤至永定河右岸，以后继续移驻保定地区；

3、      如不按上述实行，即认为贵军无诚意，我军将不得不采取单独行动。

 “廊坊事件”是香月清司大战之前的准备动作，与此相关必须要对北平城内的侨民予以保护。于是在廊坊车站发生战斗的两小时后、26日凌晨1时，香月清司下令驻屯军步兵第2联队第2大队，由天津出发直趋北平，意图进入北平后受北平留守警备队长冈村的指挥，保护北平的日本侨民。广部大队于晨5时30分自天津出发，于午后2时到达丰台。

北平为第29军防区，自然不能允许日军战斗部队进入防区，于是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与冈村商定伪称广部大队为北平日本使馆卫队，出城演习归来，由广安门入城。

广部大队在丰台换乘26辆汽车开往广安门。广安门守城部队为赵登禹部第132师独立第27旅第679团，团长刘汝珍。 　　

广部大队于18时左右抵达广安门，第29军的日本顾问中岛弟四郎中佐、樱井德太郎少佐，以及书记官佐胜茂等与刘汝珍部营长李延赞联系，要求放行。

使馆卫队和野战部队的区别太大了实在是没什么可说的，守军自然不能放行。冀察军事顾问中岛弟四郎中佐、樱井德太郎少佐和书记官佐胜茂登上城楼与守军第679团团长刘汝珍交涉，一个小时后刘汝珍同意开门放人。

日军汽车鱼贯而入，三辆车通过城门后，城墙上突然枪声大作开始射击日军车队。后续车队加大速度往城里冲，结果12辆车冲进城里，其余车辆被阻挡在城外。

“军事顾问尽力镇抚中国军队没有效果。”其实面对日军顾问的呵斥，守军向日军顾问动武，书记官佐胜茂被当场击毙，中岛弟四郎中佐被俘，而樱井德太郎少佐在情急之下跳下城墙而负伤。

刘汝珍

第679团团长刘汝珍是第143师师长刘汝明的弟弟。刘汝明家贫，有一姐一妹一弟。刘汝明父亲病死时刘汝明13岁，而刘汝珍仅有4岁。母亲带着姐姐纺纱织布，含辛茹苦上侍公公、下养四个儿女，艰难度日。

刘汝明17岁投军，临行前姐姐手领着妹妹弟弟送他到大门口，不禁嚎啕痛哭，刘汝明只能扭头就跑。刘汝明当上营长之后弟弟刘汝珍也来投军，在哥哥的帮助下步步递升现在成了团长。这次“悍然”偷袭日军进城车队，却没有坚决打下去，有组织的枪声就响了这么一阵子，应该不是什么“军事顾问尽力镇抚中国军队”起的作用，而是第29军高层也在广安门进行了阻止，否则没有道理不打便宜仗。

中国军队陆续增强兵力将城内日军包围，而丰台的河边旅团长也派出部队增援。双方交涉之后，城内日军在中国军队的包围下进入使馆区，城外日军撤回丰台。

此次“广安门事件”打死2名日军，打伤4名，另有3名随军记者负伤。鉴于此次“广安门事件”性质“极其恶劣”，“广布大队受中国军队不法行为的严重冲击，甚至遭到全军覆没”，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于22时20分下达命令，“7月27日正午开始攻击。”

由于此前的“最后通牒”的最后日期是28日，所以香月清司指派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将这一变化通知第29军，但是松井却提出不同意见，一个是城内侨民尚未迁移完毕，再一个认为“广安门事件”的情况不是那么严重，“请求再予考虑。”

于是香月清司在4时30分发布攻击时间延期的命令，各部队做好攻击准备等候命令。

宋哲元于27日11时30分答复日军全部接受“最后通牒”，但已毫无意义。

“广安门事件”传回日本，可谓是火上浇油，连最激烈反对华北用兵的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也认为，“已经是非动员国内师团不可了。若在延迟则一切全完，紧急处理吧。”

当日参谋本部向中国驻屯军下达“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作战命令， 中日战争正式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