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年前的秋天，1860年10月，圆明园浩劫，举世震惊，英法联军无疑是祸首。但是，谁
先抢了圆明园？王闿运说是中国人！北京城里的满人和老百姓！
王闿运（1832－1916）的《圆明园词》说：“敌兵未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
”这话文诌诌的，好在附有自注，词义乃大白：“夷人入京，遂至园宫，见陈设巨丽，
相戒弗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乃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
，夷人还而大掠矣。”王当时刚出道，在权臣户部尚书肃顺的幕府中，北京的关系很熟
。据他的见证，当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最先进入圆明园盗掠的，不是老外，而是土著
，是海淀附近的满汉穷人。
此话关系重大，不可乱打诓语，要有根据。所以《花随人圣庵摭忆》作者黄浚（18
90－1937）写到这段疑案，在同意王运、称“此说大致不谬”以后，另外还引了李慈
铭的《越缦堂日记》作旁证。
李慈铭八月二十四日（公历10月7日）记：“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还没有大抢
。第二天形势急转直下，大规模的抢劫哄然而起。日记说：城外西郊，盗贼遍地。城里
的贵族、官僚、富人纷纷害怕起来，打点细软准备出逃。他们怕的不是洋人，而是京城
周围的穷满人、穷汉人。暴民们一个个手上把玩着刚从圆明园里抢来的古董、玉器，已
经一群群地潜入城里，准备跟在洋人后面，接着抢。
八月二十七日的情况简直恐怖。“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余物，至
挽车以运之。上方珍秘，散无孓遗。”可见，等到英法联军正式开枪以后，北京的暴民
们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抢劫。据说河里、沟里都是坛坛罐罐，搬不动，扔下的。此后的几
十年里，圆明园里，无有宁日。北京的老百姓，每逢动乱，或平时官兵有所疏忽，就拖
着板车奔海淀。从楠木、金砖，到石块、瓦片，皇上的东西，什么都往家里搬。运气好
的，在废墟里还能找到拼得起来的瓷器、玉器。民国初年的时候，王闿运曾对人说：“
圆明园毁后，周垣半圮，乡人窃入，盗砖石，伐薪木，无过问者。”1980年夏，已经是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第一次旅游北京，在前门附近看到从圆明园里搬来的石条和界
碑，垒砌在街沿上。见我们南方人端详考证的样子，老北京得意地说：“没错！圆明园
的，皇上家的，”令人厥倒。
谁先在圆明园开抢，是讲得清楚的。按照英法联军将士的回忆录，他们是10月6日追
赶满兵，进入圆明园的。当日，为了战事，在苑囿外围烧了几间房子。来自英法乡下的
兵士，住在宫殿里，眼界大开，垂涎三尺，已经在议论盗掠珍宝。但据说第一天还好，
只有几个法国士兵拿了几件小东西，作纪念，没有动手，他们是在几天后，联军司令部
商量后才下手的。第二天，10月7日，海淀的中国人下手了。不敢抢外国大兵占据的宫殿
，就抢那些无人看管的佣人、管家和太监住房。满人入关216年，北京第一次失陷，没了
官的北京没人管，一下乱了，对整天垂涎着皇上生活的小民来讲，无疑也算是一种解放
，进到这平日里的禁园张望也是享受。于是开抢，如王运、李慈铭所记。
随军的英国纪（Ghee）牧师说：“当我们再走近内宫时，遇见了成群打伙的中国人
，抢劫他们皇帝的东西。我们检查他们的篮子和包裹，只能找到瓷器、毡毯和粗布的棉
衣。他们没有走进最好的宫殿，他们惧怕我们。”因此，外界看起来，是中国人先抢烧
圆明园。英法联军当然不是善类，他们早已在园内有组织有纪律地分赃、搬运、拍卖圆
明园财物，但外界不知。情况就是这样：英法联军是有组织的江洋大盗，海淀的某些百
姓是散乱的刁民细贼。
说实在，多次读到这段史料，总是不解：“首善之区”的百姓，“皇城根下”的子
民，有的还是帮着皇上统治全国人民的满族特权分子，平时又最恨洋人，临事不和皇上
共患难，不显出“忠君爱国攘夷”的样子，反而乘帝室之危，下手捞便宜，为什么？这
样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汉奸？不像。农民起义？也不像。愚民群氓京混子？他
们却又是如此地精明地拿捏分寸，皇帝、老外都吃不了兜着。
这样的故事，最叫人想得起另一句话：“乘火打劫。”大约是中国历史书上，这样
的故事太多了，才有人发明了这句妙语。秦末项羽大烧咸阳，放火的是楚兵，抢劫者中
却一定夹有大量当地细民，不然为什么大火“三月不灭”。明末“闯王”李自成进北京
，很想守住纪律不抢，也是北京城里的当地人先抢了起来，一发而不可收。辛亥革命的
时候，北京、南京、武汉都发生过类似事件，有人想抢。但是因为有一批商人、政客、
士绅出面维持，不准掳掠，才是历来的改朝换代中情况最好的一次，故宫保了下来，造
了博物院。不过，这样的故事，还没有离我们远去。本世纪里，每有“煽风点火”的群
众运动，就有“乘火打劫”的行动者。明眼人可以数出很多次。
杜牧的《阿房宫赋》，对中国历史上为何不断出现“乘火打劫”的现象解释得最为
生动服人。他总结秦始皇的阿房宫被焚烧的原因时，说道：“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
之心。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
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女工；钉头磷磷，多于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
之帛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戌卒叫，函谷举。楚
人一举，可怜焦土。”杜牧虽为诗人，不是理论家，但他讲出了大道理：长期朕“一人
”，宫城内外的百姓和皇帝，富贵贫贱，奢侈穷困，差别太大。没有中间阶级的斡旋、
社会关系的沟通、舆论批评的发泄，鄙野之人，平日里固然魏阙仰望，敢怒不敢言，可
一旦有人揭竿，老实委琐，委屈成奴的平民，必“乘火打劫”，在金銮殿里，九龙床上
过把皇帝瘾而后快。
由圆明园的“乘火打劫”想到了北方朋友讲的家乡故事。抗战时期，某地日寇扫荡
抗战村庄。日军后面，跟着邻村的村民。鬼子“三光”（烧、杀、抢光）之后，他们再
收捡一些破烂回家。由此又想到鲁迅的《藤野先生》，那个中国人围观日本人杀中国人
的镜头。鲁迅和同代人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怪其愚昧。然而，又经历了二十
世纪这么多的风风雨雨，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习惯性的“乘火打劫”，不是文化素质高
低的问题，也不是民族性格缺陷的问题。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一个社会，一个城市，如
果总是不鼓励市民有独立的财产、事业、信仰和追求，没自己的事干，老念着、侃着、
望着皇上的生活，以此为苦，也以此为乐，他们的人格必然无聊卑下，行为不负责任，
到时候就会一哄而起，成为暴民。王运、李慈铭，还有鲁迅，看到了中国人的这个毛
病，但无法下药。不知我们这一代人能否真的多懂一点，不再出这样的“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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