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后时代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发展中，人们看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继台湾问题之后，西藏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又一重要问题。我们看到美国政要包括总统，国务卿会见达赖喇嘛，美国国会讨论我们中国的西藏问题，举行听证会，美国的国务院还要任命一名“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鉴于此，中国学者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1]]。

　　自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涉入西藏问题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没有放弃“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立场。但美国在坚持这一原则立场的同时，在不同时期，基于不同的国际国内形势及政治需要，卷入西藏问题的的方式与程度又大不相同。

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逐渐卷入西藏问题。

　　美国政界关注中国西藏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确切的应该说始于著名学者外交家柔克义（William.Woodville.Rockhill）（1854.4—1914.12）。《纽约时报》评论部前成员卡尔.E.麦尔称是柔克义“开始了美国人从情感与政治上卷入西藏的世纪”。[[2]]

　　柔克义是美国杰出的学者外交家，是华盛顿门户开放政策的起草人之一。精通英，法，汉，藏等多种语言。是第一位到过中国西藏的美国外交官，也是第一位与达赖喇嘛（十三世）相见的美国政客。他1884年出使北京担任公使二秘，1886年担任一秘。1888-1889年及1911-1912年两次到蒙古与西藏探险。1905-1909年担任美国驻中国公使。1914年他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出任总统顾问，但在来华途中于12月8日在火奴鲁鲁病逝[[3]]。

　　柔克义所生活的时代是美国全力扩张时期。当时的中国则处于被列强瓜分的狂潮之中。美国对他在中国的预期收益充满了狂热。1898年美国国会讨论合并夏威夷时众议员威廉·苏尔泽（William Sulzer）宣称：“一百年之内，美国的大部分贸易是在西部而不是东部，是越过太平洋而不是大西洋。”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国会的讲话中说：“基于我们国力的增长及在太平洋的利益，对在中国发展的任何事情必须引起我们国家的密切关注。”基于这一历史背景，柔克义主张美国对中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并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柔克义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原则立场，西方很多学者在研讨西藏问题时很少谈及柔克义。实际上作为一个中国通及美国政府的外交官，柔克义的这一观点不但代表美国政府的观点[[4]]，而且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是相一致的。

　　第一，保持国家的领土完整是当时美国国内政治的主要基调，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传承。亚伯拉罕·林肯时期的驻满清大臣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就持这一立场[[5]]。1865年爆发的南北战争主旨即在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及领土完整。这和中国面临的西藏问题非常相似。

　　第二，当时列强正在瓜分孱弱的中国，而英，俄，日等老牌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经占有较为固定的势力范围，且英，俄都在觊觎中国的西藏。与之相比，美国在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处于劣势，所以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外交政策。其坚持中国领土完整即是这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在中国获得最大政治，商业利益。所以虽然这一时期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局极为混乱，1911年中国革命，1931年日本侵华，美国从未动摇“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立场[[6]]。

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开始插手中国西藏问题。

　　四十年代是美国插手西藏问题的关键时期。主要有两件大事：一为1942年美国派遣两名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前身）人员入藏，一为1945年美国接受西藏贸易使团访美。

　　在西方诸列强中，美国是较晚插手中国西藏问题的。四十年代以前，虽然已有美国人到过西藏考察，美国驻华公使亦有与达赖喇嘛相见[[7]]，但由于那时美国在西藏几乎无任何利益可言，既没有美国公民及旅游者、又没有财产在西藏，所以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兴趣来插手西藏问题。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种状况。四十年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两大联盟，一为法西斯集团，一为反法西斯集团。三十年代初日本入侵中国，美国并未因此而认清日本对世界秩序的威胁。但是之后日本加入法西斯轴心联盟，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迫使美国重新审视中国的战略地位。于是帮助中国抵制日本就成为联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日本占领缅甸，切断中缅陆上运输通路，美国开始考虑经过喜马拉雅山由印度运输战争的必须物资（美国学者Tom Grunfeld对此曾提出异议）[[8]]。为此美国战略情报局于1942年底派遣上尉伊利亚·托尔斯泰（Ilya Tolstoy）和中尉布鲁克·多兰（Brooke Dolan）出使拉萨[[9]]。这是有史以来美国第一次由官方派出的使藏团。这个行动计划代号为FE_2,是由罗斯福总统在1942年5月12日批准的。正式名称是“经由印度进入西藏的侦察访问”（Reconnaissaince mission via India to Tibet）[[10]]。目的为：“寻找一条穿越西藏进入中国重庆的道路，观察藏人的想法；寻找盟友发现敌人；确定战略目标，勘察可能成为未来活动的地区。[[11]]” 1942年7月2日，战略情报局长多诺万(Donovan)在华盛顿就此事正式给国务卿写了一封信，告知他们计划派两人经由印度、西藏进入中国内地，请求美国外交机构驻新德里的外交官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多诺万特别强调，这次出行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而且高度机密（most secret），绝不能让人知道他们的军人身份[[12]]。国务卿于次日给总统写了一封信请求总统协助。信中说，战略情报局要派两人经由印度、西藏去中国执行一项特殊而秘密的使命，如果您能给达赖喇嘛写一封介绍信的化将给这次西藏之行以极大方便。信中多诺万特别强调要把达赖喇嘛写成是西藏的宗教领袖而非世俗领袖以避免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因为西藏是包括在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之内[[13]]。罗斯福写给达赖喇嘛的信函全文如下：

　　至尊陛下：

　　我的两个同胞伊利亚.托尔斯泰（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孙子）和布鲁克.多兰想要拜访您本人及历史名城拉萨。在美国有许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对您的土地和人民向往已久并怀有极大兴趣。我们非常珍视这个机会。

　　如您所知，美国人民正联合其他27个国家一道进行一场由侵略成性的国家所强加于世界的战争，他们意欲摧毁整个世界的思想、宗教和行动的自由。联合国家正在为保卫自由而战，并且相信我们会胜利。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力量是充足的，我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我请伊利亚·托尔斯泰和布鲁克·多兰带一点礼物给您以表达我的友好情谊。

　　诚挚的问候。

　　　　　　　　　 　　　　 罗斯福

　　　　　　　　　　　　　　　　　　　　　　1942.7.3[[14]]

　　由于当时的西藏对游客关闭，在美国拿不到入藏的许可，所以罗斯福写给达赖喇嘛的信件就成了这次旅行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护照。他们带着总统的信件及给达赖喇嘛的礼品于七月份首先乘飞机由华盛顿来到印度新德里。在这里他们得到了美、英、印外交人员的帮助于九月底获准进入西藏。在新德里他们还找到了一位懂英语的西藏人成为他们拉萨之旅的得力帮手和翻译。十月初他们从印度启程前往西藏。12月上旬托尔斯泰一行到达拉萨。12月20日上午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接见了托尔斯泰和多兰。托尔斯泰把罗斯福总统的信及其礼物（罗斯福的照片，一块金表，）交给了达赖喇嘛。两人在拉萨滞留约3个月，拍摄了一部关于拉萨的影片，这是同类众多影片中的第一部。1943年2月他们获得嘎夏的特别邀请与藏人一起度过了藏历新年[[15]]。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和西藏政要包括达赖喇嘛、嘎夏及其“外交局”进行了广泛的多方面的接触[[16]]。

　　虽然美国提出的开辟经由喜马拉雅山通道的要求被拒绝，但两人却受到了达赖喇嘛的热烈欢迎。两人在经由印度进入西藏境内不久就遇到了达赖派来的迎接人员。离开时他们又得到了西藏政府颁发的进入结古多（Yekundo）和西宁的特别许可，这种许可从前从未颁发给过外国人[[17]]。托尔斯泰—多兰拉萨之行虽然不是美国与西藏的首次官方接触[[18]]，但对日后美国插手西藏问题影响深远。第一，托尔斯泰—多兰之行拉近了双方的距离，藏方还向两位提出购买手提式无限发报设备建立西藏传播网。美国战略情报局对此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如果美国满足了这一要求，将对华盛顿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大有好处，他们认为这一地区在未来具有重要战略价值[[19]]。第二，托尔斯泰与多兰对此行接触到的藏人极尽同情。托尔斯泰到重庆时曾对美国使馆的官员讲，他感到华盛顿应该支持西藏。当时驻兰州的美国使馆官员也曾提过两人的这种想法。而且托尔斯泰给西藏人留下了这种印象：美国会支持他们从中国独立出来的愿望。他们将来若要独立，会有外来的帮助[[20]]。

　　学界对于美国方面在战争期间绕过与其关系密切的盟国中国政府而秘密派遣战略情报局官员入藏一事颇多异议，美国著名藏学家谭·戈伦夫认为，这一出行本身并不必要，因为经由喜马拉雅山运输战争物资从技术上并不可行，而且当时美国与蒋介石的联盟关系非常密切[[21]]。无论原因何在，托尔斯泰—多兰拉萨之行打开了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这个潘多拉盒子，自此西藏问题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非常敏感的重要问题。

　　由于托尔斯泰—多兰拉萨之行给藏人留下了“可以得到美国的支持”的希望，所以很快出现了藏独方的积极回应。1947年西藏组成了一个以夏格巴为首的四人贸易代表团访美。他们在印度新德里的美国使馆得到????-257签证[[22]]，带着达赖喇嘛及大札摄政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件于1948年7月到达美国。这次美国之行的公开理由是促进西藏与美国的贸易。夏格巴告诉美国驻新德里大使说，这次美国之行的任务就是研究改善与美国贸易的可能性。[[23]]但非常明显此行的使命是由政治驱动而非商业关切。夏格巴在其所著的《西藏政治史》一书中说：“此行任务就是要表明西藏的独立地位。”因为他们拿的不是中国政府护照，美国政府当然也明白他们的真正意图。美国知道他们不会从与西藏的贸易上得到多少好处，美国也清楚中国作为美国的战时盟国其重要性远远高于西藏，所以在其与西藏使团交往时不断向中国强调美国对于“中国拥有西藏主权的政策没有改变”。[[24]]而且当夏格巴提出会见美国总统讨论政治经济问题时，美国应中国大使意见提出应有中国大使在场，使夏格巴被迫放弃会见美国总统的想法[[25]]。

　　但托尔斯泰—多兰拉萨之行及西藏使团的访美激起了美国民众对遥远西藏的兴趣。8月，著名广播评论员，在哥伦比亚广播系统工作的劳威尔.托马斯与他的儿子得到了去西藏的许可，据说“他在美国有一大批听众”，而且“与很多高级官员关系密切”，这被西藏嘎夏看成是一个美国了解西藏问题的绝好机会，因而他们在西藏得到了非常友好的接待，并被允以很多特权，包括给达赖喇嘛拍照，录像[[26]]。托马斯父子在途中停留印度期间曾几次通过印度媒体发表声明，阐释西藏强有力的反共产主义作用。当他们与10月7日返回美国时，在机场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号召美国人民帮助西藏反对共产党中国，援助西藏游击战，派遣美国使团去拉萨[[27]]。之后托马斯又拜访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劝说总统援助西藏[[28]]。不过一位英国外交官这样评价托马斯：“显然他是一个聪明的观察着，但好像缺乏对亚洲事务的背景知识”。“他好像全然不知美国对西藏的政策，不了解国务院把西藏看成是中国的一部分”[[29]] 。

三、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西藏问题成为美国对华冷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美国考虑修改对藏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这使美国对中国西藏的政策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早在1949年春天，美国驻印大使洛伊·亨德森就曾建议如果毛泽东的军队在中国取胜，美国就应准备把西藏看成一个独立国家。亨德森是国务院的苏联东欧问题专家，1933年美国承认苏联时他被任命为美国驻莫斯科使馆高级政治官员。他认为苏联政府的制度是独裁政治，与法西斯国家有很多共同之处，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所以他建议，鉴于亚洲形势的变化，美国应重新考虑对西藏的政策。据此，国务院东亚事务办公室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一次全面详尽的重新审视，包括对亨德森建议的正反两面都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如果共产党控制中国，那么西藏就将是亚洲大陆仅存的几个非共产主义堡垒，因此在意识形态及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国务院分析人员同时指出，由于西藏地理位置上的遥远及政府与社会的落后性，在实际操作上其意识形态及战略上的重要性是有限的。所以这时美国暂定的对藏政策是“等等看”(wait _and _see)。因而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至1950年初中苏签订同盟条约期间，美国对藏方提出的一些要求如西藏加入联合国，西藏派出一个旨在获得美方援助的特殊使团去华盛顿，邀请美国使团访问西藏等都予以婉拒。美国的一些外交官认为，这时承认西藏独立不但对与美友好的国民党政府是一种羞辱，会加速其灭亡，而且会刺激中国共产党迅速采取行动控制西藏。而且西藏加入联合国的努力也不会成功，因为苏联和中国（国民党政府）必然行使否决权。美国希望印度作援助西藏的领头人，但遭到印度拒绝。印度不希望因为西藏问题而损害与邻国共产党中国的关系[[30]]。

　　（二）美国积极寻求英，印合作援助西藏抵抗中共。

　　1950年2月底中国政局尘埃落定，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华盛顿开始对帮助西藏给予了更多的考虑。3月1日，国务卿艾奇逊指示亨德森收取关于印度军援西藏，拉萨抵制共产主义入侵的计划，及西藏所需军援类型等的信息。艾奇逊还征求亨德森关于印度与英美联合共同完成此需要的反映。对此，亨德森在3月8日给艾奇逊的报告称，印度不肯同美国一起反对新中国，而英国亦强调“其在藏利益极其有限” [[31]] 。英印在西藏问题上不愿与美合作的态度降低了美国助藏的热情。4月，美国务院接到来自西藏的消息称:西藏人对西方不能提供有效援助非常失望,他们正在考虑转向苏联寻求帮助. 艾奇逊认为,这个信息可解释为,是西藏加速获得西方援助的一种努力。也可能是藏人的真正意图.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艾奇逊告诉亨德森国务院不希望西藏人错误解读这一时期的美国没能有效援助西藏,认为这是美国对西藏不感兴趣,对他们的痛苦与困境缺少同情。艾奇逊重申美国的主要考虑是这时如果积极公开的支持西藏,只能刺激共产党中国对西藏采取不利行动[[32]]。与此同时国务院与英国的华盛顿驻美使馆讨论如何鼓励西藏抵制共产党控制。但英国外交部的答复是,西藏由于地理地形地貌的缘故很难进入，任何卷入的努力都不可行，也不明智。

　　美国并没有放弃。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务院和一些其他机构，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又考虑同在印度的夏格巴使团接触，承诺美国秘密帮助西藏人抵制共产党的“侵占”。他们询问驻印度大使亨德森印度当局是否会因为朝鲜战争而转变态度认为其有义务帮助西藏。亨德森回复，他没看到任何印度转变态度的可能性。印度政府将会反对任何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对西藏提供任何的军事援助。但他说，如果西藏人自己向印度提出请求印度会很难拒绝。他同意如国务院的建议，与西藏使团接触，告知美国已原则上做好准备援助西藏。

　　6月22日，艾奇逊命令亨德森与西藏使团联系，通知其美国计划，美国已做好准备援助西藏，西藏应与印度政府接触询问印度是否同意运送物资，如果印度完全否定事情就完全结束，如果积极回应，美国将进一步研究运送计划。

　　6月24日，美国政府通知英国大使馆美国援藏计划。英国在华盛顿的参事在28日回复，因为印度已自英国独立出来，因而英国政府对此持被动态度[[33]]。

　　8月4日，美国参事劳埃德（Lioyd Steere）告诉夏格巴如果西藏打算抵制共产主义入侵而需要帮助，美国准备在物资及财政上予以帮助。夏格巴问这是否意味着一旦共产党入侵美国就会派部队和飞机帮助西藏。美国方面回答：美国的计划只涉及战争物资和财政援助。美国不会与共产党中国交战，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劳埃德向夏格巴大致描述了援助规划，并强调印度合作的必要性。

　　10月上旬，嘎夏又派出两个代表到新德里（Rimshi Surklang,Lobsang Tsewang）协商美国与印度的军事援助。他们首先拜访尼赫鲁，尼赫鲁告诉他们西藏要从印度购买武器是犯了个大的错误，因为这会激起中国的攻击。两位代表得到的清楚的印象尼赫鲁不会帮助西藏。这样他们也就没继续寻求在印度的美国人的军事支持。驻印美国使馆对此评论道：西藏人由于印度政府的态度而完全失掉了信心[[34]]。

　　（三）美国积极促动达赖出逃。

　　1950年11月，达赖逃往亚东，考量是出国“避难”还是回到拉萨。1951年3月，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这时美国政府力图劝说达赖不承认十七条和平协议，出国避难。[[35]]

　　华盛顿认为达赖突然出逃将是一个重新联合达赖的亚洲佛教徒，反对共产党扩张的象征。负责远东事务的国务卿迪恩.腊斯克说，他和它的同僚认为这个年轻人出走并宣布独立会导致充分的国际反应，促使中国共产党考重新考虑占领他的国家。无论如何这适合美国的需要和目的。腊斯克确信美国支持西藏独立符合正在欧洲实行的杜鲁门主义，符合坚决反共的现实主义者国务卿艾其逊的想法。总统杜鲁门同意将杜鲁门主义延伸至西藏。这是一个与国内政治相联系的遏制中国的政策。在国际上他披着威尔逊理想主义外衣，在国内政治上他可以保护自己免于被责备为对共产主义软弱。这样，1951年夏天，美国与达赖喇嘛的顾问们经过谈判出台了一个主要含有四点内容的承诺。前提条件是西藏领导人寻求国外避难。

　　第一个承诺是：合作的一个基本部分就是美国公开宣布达赖是自治西藏的领导人，美国将帮助他作为领导人回到一个自治而非共产党控制的西藏。

　　第二，为在西藏境外的达赖喇嘛及有一定数目限制的随从人员提供资金资助。

　　第三，支持西藏人向联合国提出的任何呼吁。

　　第四，对由于达赖出逃引起的任何西藏内部抵抗运动予以支持。

　　美国国务院四点承诺明确的传达了美国支持尚未有解放军进驻的西藏的独立。但这个计划由于达赖1950年8月回到拉萨而被束之高阁。但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除了宣布西藏是独立国家这一点外，另外三点美国都在不同时期予以了实行。在1951—1959年达赖出逃前8年时间里美国对西藏的抵抗运动提供武器及人员训练。在1959年达赖出逃时，美国派飞机进行空中掩护，空投食品地图，收音机和金钱[[36]]。到达印度后美国立即实行了对达赖及随行人员的资金补助，并持续了十五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尼泊尔的木斯塘，日本的塞班，美国的科罗拉多帮助训练西藏人直到中美关系缓和。（达赖曾公开否认过这一点）在联合国的听证会上美国对西藏人的活动也予以了积极的支持。

　　之后的美国各届政府基本上承袭了杜鲁门政府对西藏的政策，继续通过公开的(如在联合国)及秘密的（中央情报局）的方式支持西藏分裂活动直到尼克松访华前夕。尼克松上台后，出于联华抗苏的需要，开始谋求改善中美关系。尼克松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减少了对达赖的经济支持。在1972年其访华前夕，中央情报局放弃了对西藏叛乱力量的武器和资金援助，关闭了在印度，尼泊尔境内的基地[[37]]。对此，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评论说： “美国后来在政治方面出卖我们，武器也出卖我们”。“西藏死了很多人”。“这个代价太大了”[[38]] 。

《安徽史学》2006-1　

程早霞：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长春，中国，130024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04BGJ008）与哈尔滨工程大学基础研究基金（HEUF0404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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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国内尚无专著。张植荣著《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旅游教育出版社，1994，9）中有些论述。另外有些很好的论文，如：李晔《美国的西藏政策与达赖集团叛逃》载于《美国研究》。王琛，周桂印《美国对1959年西藏叛乱的反映探析》，载于《中美关系1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

[[2]] Karl E.Meyer. Close Encounters of an American Kind-----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in Tibet[J]. World Policy Journal,Winter,1998/1999.

[[3]] OBITUARY NOTICE [J].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1915.(4).

[[4]] Davids, Jules.Circular note of July 3,1900,to the powers cooperating in China,defining the purposes and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894-1905[M].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1981

[[5]] Karl E.Meyer. Close Encounters of an American Kind-----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in Tibet[J]. World Policy Journal,Winter,1998/1999.

[[6]] Xu Guangqiu.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ibet Issue[J]. Asian Survey, V37 Nov 1997.

[[7]] 除柔克义两次西藏探险并于1908与达赖喇嘛相见外，1922-23年威廉·麦戈文，1930，1935，1937年 苏衣德姆·卡廷也曾到达拉萨。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集文“美国，西藏与中国”。

[[8]] Tom Grundfeld 在其论文草稿“Tibet and The United States”及与笔者的交流中都谈到了这一点。Tom 认为虽然1980s 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就对他确证当时所有档案都已解秘，但很多问题仍无法解释。他认为托尔斯泰—多兰之行本身并不必要，他认为空中侦察及与在拉萨的英国官员的讨论都已经表明其不可行。

[[9]] Lt.Col.Ilya Tolstoy.Across Tibet From India to China[J].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1946,(8).

[[10]] Office of Strategy Services(OSS).background report.September 30,1943.NARA RG 226,E092,box 200,folder 39.

[[11]] Office of Strategy Services(OSS).background report.September 30,1943.NARA RG 226,E092,box 200,folder 39. pp.5-6.

[[1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hin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D.C. 1942 年卷，p.624.

[[1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hin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D.C. 1942 年卷，p.625.

[[14]] Ibid.

[[15]] John Kenneth Knaus,Orphans of the Cold War[M]. Public Affairs, 2000. pp.10-11.

[[16]] Ibid.p.9.

[[17]] Lt.Col.Ilya Tolstoy.Across Tibet From India to China[J].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1946,(8).

[[18]] 有学者认为这是美国与西藏的首次官方性质的接触。如东北师大历史系教授李晔文《美国的西藏政策与达赖集团叛逃》。笔者认为1908年美国公使柔克义与达赖在北京的会面应视为美国与藏方官方性质的首次接触。

[[19]] Hollis S.Liao,The United States and Tibet in the 1940s[J].Issues & Studies. May 1990, Vol.26 No.6.

[[20]] Hollis S.Liao,The United States and Tibet in the 1940s[J].Issues & Studies. May 1990, Vol.26 No.6.

[[21]] 笔者与Tom.Grunfeld谈话。

[[22]] 这是一种特殊签证，所持护照既不是中国中央政府护照，也不是西藏地方政府护照。

[[2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hin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D.C. 1947 年卷，p.596.

[[2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hin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D.C. 1948 年卷，p.767.

[[25]] Hollis S.Liao,The United States and Tibet in the 1940s[J].Issues & Studies. May 1990, Vol.26 No.6.

[[26]]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the Eagle[M].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1994.

[[27]] 蒋耘，时殷弘,建国前后美国对西藏的图谋[J].西藏研究.1987,(1).

[[28]]《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集[M].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307.

[[29]]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the Eagle[M].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1994.

[[30]] Ibid.

[[31]] Tom.Grunfeld,论文草稿Tibet and the United States.

[[32]]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the Eagle[M].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1994.

[[33]] Ibid.

[[34]] Ibid.

[[35]] John Kenneth Knaus, An Uncertain All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ibet[J]. Harvard Asia Quarterly.Summer2000.

[[36]] Ibid.

[[37]] 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西藏秘闻[N].侨报,2001_5_18.

[[38]]（台湾）林照真,喇嘛杀人[M].联合文学出版社,1999,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