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林顿·拉鲁什/杨九声译

第一部分导言性概论

　　和很多所谓专家们的意见正好相反，大肆宣扬的中国“投资繁荣”实际上可能预示着经济和社会走向衰退的转折点。如果目前的趋势在将来几年中不加扭转，从中国内外萌发出来的一系列破坏性力量结合在一起将出现一些极为严重的问题。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已经积聚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在其核心，这一危机植根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几代青年人的思维能力所施加的伤害，对中国古典文化和对印欧文化中最优秀部分的影响的压制。这种伤害，表现为极端实用主义统治了中国知识界和管理层的精英，大大加剧了过去四十年经济政策中严重错误造成的影响。这些错误集中体现为拒绝使中国经济以基础结构为基本的工业化道路，而这一道路孙中山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认定对中国的长期生存是极为重要的。

　　经济自由化在当初和现在都得到中国很多人支持，其原因是它们被认为能给国家带来利益。很多人以为这种措施是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极好策略，而外国投资者能将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带给中国。不错，中国为了发展迫切需要先进技术。但是聪明的渔夫也有可能被他希望能捕到的鱼拉到水里淹死。

　　“投资繁荣”的魔法般的光环使人们不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财富正从内地农村地区转移到沿海地区，并输出到国外；与此同时，内地却在渴求投资，中国的根本问题——劳动力以农民为主的前工业结构，基本的基础结构亟须现代化——仍未解决。

　　与此同时，“很快富起来”的思想到处遍布，腐蚀了国民精英的道德，减弱了他们作出这个大国赖以立国的长远决策的能力。

　　一场迫近眉睫的灾难已经以很多方式表现出来。农业方面的危机仍处在早期，但已经震撼了全国。其直接象征是农民购买力衰退。部分原因是由于“自由贸易”措施，特别是经济特区及其周围的“繁荣”扭曲了国内经济。此外，还应加上日益严重的腐败和投机的影响。由此造成的短期国内经济不稳正在引爆一场更加深刻的实实在在的危机：中国的工业和基础结构越来越无法在维护自身的同时，再去满足农业部门不断增长的需求。必不可少的能源、交通、水系方面的瓶颈制约日益严重甚至崩溃的现象，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基本的物质基础结构既没有得到应有的维护，也没有按应有的速度加以扩大。

　　经济管理层中占上风的极端实用主义，使他们没有能力来处理正在演化、发展中的危机。就像一辆使用过度的救火车队，他们对每一新出现的危机迹象都作出反应，但他们赶来赶去，对“起火”的过程本身却什么事都没有做。

　　针对这一局面，纠正导致危机的基本错误是不够的，必须改变导致那种错误的思维模式。

　　本文仅提供讨论而非“最后结论”，我们希望它能有助于进行反思。

　　本文分三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剩下的篇幅中，我们要讨论我们对待中国问题的方法所内涵的最根本的物质经济原则。由于我们的方法与诸如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采用的方法截然相反，所以这么做很有必要。

　　第二部分将描述这种危机的性质，并说明为什么短期的实用主义的解决办法不行。如果我们不得不直率地提出一系列令人不快的事实，这不是因为我们要散布中国的负面现象，而是出于要清除大量错觉的需要，这种错觉正在使很多人看不到中国所面临的危机。

　　为了这样做，我们必须承认，当前各种讨论中所引用的大部分有关当前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激增的数据是不真实的，这包括了诸如房地产和其他的投机，在“经济特区”洗钱的毒品收入，动员出来投入商业和非生产性投资的储蓄等等。即使是与实际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民生产总值，其中也包括了大量被挪用于对国家很少或毫无益处的投资。在“经济特区”建造摩天大楼、银行、购物中心和别的服务性建设，实际上是挪用了应该用于必需的基础结构建设的资源。

　　为了更正确地了解中国经济，我们必须把当前所有吸引了众多注意力的、以纯粹的货币为标准的经济，以及所有有关税收、信贷、贸易、市场机构等事项放置一边，代之以能够集中反映劳动生产力增减的经济的物质参数。

　　在第三部分中我们提出了“未来一百年的紧急计划”要点。题目看来自相矛盾，但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虽然在最近将面临严重危机，但如果不基于文明的未来这一长远前景，就不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必须懂得过去2500年决定中国和印欧文明兴衰的文化影响。解决办法——如果有解决办法的话——在于使统治中国和印欧辉煌文明最灿烂时期的一切文化趋势和行动模式复活。

　　孙中山树立了范例

　　孙中山博士为中国现代化所作的努力，提供了一种必不可少的、述及现在应该干些什么事情的当代观点。他在本世纪20年代就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未来有赖于实现三项相互关联的有形的任务：

　　（1）使国家全部基础结构现代化，重点是铁路和水系（包括防洪）以及开发国家内地；

　　（2）应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迅速实现工业化。孙中山懂得工业化必须包括大规模发展能源生产和相关的基础结构；

　　（3）城市化，包括建设很多新城市。

　　除此之外，孙中山又说，他认为最最重要的是改变文化观念，我们建议将它称之为“教育复兴”。

　　只有这些举措，才能使劳动生产力有足够的增长速度，足以保证中国长期生存。

　　如果我们考察了中国的农业形势，就可以清楚地看清这一事实：中国如果不向资金和能源密集型农业迈进，就不可能养活自己。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今后将大大加速。

　　问题在于，中国的工业基础过于薄弱，不能在维持自身的同时，还供应农业部门所迫切需要的商品和改进了的基础结构。这一问题由于经济特区的“繁荣”而更加严重，这种繁荣将现存的工业活动转引向出口业和过分扩张的服务业，从而更无法满足农业需求。因此，我们看到，正当中国农民需要对农田大量投资的时候，他们的购买力却急剧下降。

　　中国完成了很多有用而重要的工作，但如果中国经济仍保持其农业的前工业化性质，它就不可能长期维持自己。

　　幸而，中国目前已掌握了一系列技术，其生产力远远超过孙中山时代所能达到的水平。这就为弥补己失去的时间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掌握了核技术，它能提供比已知能源高几千倍的集中能源。中国的希望在于动员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已经显示出来的那种才能—一能生产核反应堆，热核武器，火箭和卫星———将其广泛应用于全体人民和经济发展之需。

　　以下是我们的建议的中心内容，说明我们认为需要动员些什么。

　　中国的未来最简单也最易解决的基础建设是要有大量电力。中国进入到下个世纪，需要有至少10亿千瓦发电能力。每千瓦小时电价，按实际组织价值计，应比现在便宜得多。在21世纪的进程中，中国的耗电量应增加很多倍。

　　要完成第一步扩大11倍发电量的任务，只有利用核能才有可能，这就需要在工业上大量生产简单、强大而安全的核反应堆。如果把这作为全国优先任务，中国就能轻易做到这一点。中国的专家早已掌握了相应的反应堆技术。

　　具备了这样的核能，当前阻碍中国发展的大部分物资方面的困难都可迎刃而解。中国只须——在发展核能的同时—一迅速建设高速公路和内河运输以及水系管理的基础结构。全部精力中比较小的然而是具有决定性的一部分，应致力于研究发展将在21世纪第一个1O年使基础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新技术。这种新技术包括例如磁悬浮；新型的高速船舶，包括电磁流体动力推进技术；可控热核聚变；氢（裂解）技术；“干净的”核开发方法等等。

　　只要努力建设基础结构，在教育复兴的条件下强调资金密集及能源密集型技术的应用，中国所需要的一切几乎都能实现。通过以能源密集、资金密集方式重建和扩大全国基本的物质基础结构，我们也就转变了就业结构，将千百万失业和未充分就业人员吸收到日益技术型的活动中来，为建立一支比日前中国现有劳动力还要大不止五倍的工业劳动人军奠定基础。

　　基础结构的发展也为以建立很多新城市为重点的城市化进程打下基础。下面我们将扼要叙述我们提出的为建立1000个以核能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化城市的建议。

　　用来制造大量生产反应堆的各种设施，借助工业化国家．应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几年之内就可以建成。各国和各种机构对这一建议反应如何，可以作为考察其是否对中国的发展真正感兴趣的检验。但没有外援，中国也完全可以自力更生，不过需要的时间长一些而已。

　　孙中山在1921年写《国际开发中国》一文时，强调外国通过现代化的资本和技术参与中国基础结构现代化，不但对中国有好处，而且可以阻止工业化国家深重的经济衰退，这场经济衰退将会引发新的世界大战。

　　孙中山这一预言性的分析也适用于今天。如果先进的工业国家同意按我们所建议的发展方式援助中国——而不是掠夺其“廉价”劳动力，并通过“自由市场”的混乱把这个国家搞得四分五裂——那么就可以大大缓解目前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不过，这样做就需要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放在与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所采取的政策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

　　总的来说，需要做的是回到古典的民族经济原则上去，这些原则是德、美、法、日和其他国家崛起成为工业强国的基础。它们与英国的“自由贸易”制度截然相反，它们强调根据个人创造能力去产生、吸收、传送技术进步。它们强调国家在以下方面的作用：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基本的物质基础结构、保健和教育；提供信贷以扩大经济，指导投资优先投向基础结构、农业和工业技术的改进；规范经济活动，使价格结构适合生产部门的生产成本和必要的再投资率；

　　保护国家利益，抵制国内外投机分子和特殊利益集团，保护并促进私营企业生产方式。

　　人们常常问，“使中国发展的钱从那里来”？钱决不是问题，它不过是纸张而已。在一个主权国家，货币体系是国家制定的，它规范并指导将钱用来作为社会真正的物质经济活动的工具。发展完全在于配置和改善国家的劳动力，在干它产生、吸收、传送日益加快的技术进步速度的能力，而这就是国家财富的源泉。

　　要取得这种发展，最好、最重要的货币工具，就是国家银行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国家银行向全社会发行钞票，并以低息专向国家生产部门中用于技术进步的投资提供贷款。我们看重的是这样的优先投入，它不仅限于钱，而且还包括由国家银行或其他方面提供适当信贷即可调动的劳动力和物质设备资源。

　　技术和潜在的人口密度

　　以下我们扼要概述本文其余部分应用的基本经济尺度。从一开始我们就摒弃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其他以货币来衡量业绩的统计方法。作为替代，我们集中注意一个人类群体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继续生存的条件所依赖的物质过程。要这样做，我们把整个经济整体——在这里是整个中国——当做单一的不能分割的整体；一个单一的活的有机体。

　　物质的经济整体中的每一样东西最终都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参数：相对的潜在人口密度增（减）速度。由我本人提出的这种参数，可以大致表述如下：

　　任何一定水平的技术——按生产物质财富的有形过程而言——规定了在这一技术水平条件下，平均每一平方公里土地上所可能维持的最大限度的人口密度。很明显，这一数量，即潜在的人口密度，决定于诸如气候、雨量、土地、肥力、矿藏资源的储量等等自然条件。按“标准”土地质量作为参考使这一参数标准化，即可决定相对潜在人口密度的概念。按中国目前平均技术水平而言，中国肥沃的中心平原地区，每平方公里可以维持500个人，但在西藏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可维持的远少于10人。

　　一定水平的技术，规定了可以用这种技术来开发的自然资源的范围和数量。如果一个社会企图按固定的技术模式来维持其生存，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在这种模式下可开发资源的相对耗竭，最后导致潜在人口密度的崩溃。

　　因此，即使为了维持固定不变的人口，也需要某种最低限度的技术进步。这一最低限度随社会的发展而增高。科学和技术进步最终是社会实际财富增长的唯一源泉。

　　要成功地维持并增加相对潜在的人口密度，一个经济整体必须按日益能源密集——资金密集模式运转。这特别意味着对每个家庭和各种生产门类所提供的能源，按人均数、按平方公里土地计算都必须不断增加。与此相关，按人均数和单位面积土地的每小时旅客公里，每小时吨公里和价值公里计算，交通密度必须持续增加。还必须持续增加人均及每平方公里可以向农业、工业和居民供水的数量和质量。

　　在能源消费增长的同时，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技术质量也必须提高。这一点，其近似值是由生产过程中关键性工作面上每秒平方厘米焦耳或每平方厘米瓦特（电力）的能源通量密度来衡量的。在这个星球上，与人口密度的增加密切相关的是与基本的生产能源技术不断发展的一系列1至2级“跳跃”相互联系的——从人力、畜力到水轮机，到蒸汽机，到内燃机，再到核裂变能源。以激光、粒子束、等离子和其他技术表现出来，在加工处理各种材料中应用的反导弹“射束武器”标志着能源通量密度技术上又一次“跳跃”式增加，是对中国未来极为重要的又一次“新的工业革命”。这种能源密度技术的提高只有通过基础科学发现才有可能实现。

　　这些使社会得到成功维持的条件，强调应把由国家负责的基本的经济基础结构——能源、交通、水资源、通讯、卫生保健和教育——放在中心重要地位。改善基本基础结构以及促进科学研究和发展，是一个主权国家能为其全体人民保证持久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不幸的是，流行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几乎无视这些基本的物质经济学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职业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发表全然错误的论断，为什么在出现灾难性崩溃的地方他们会看到增长，为什么他们常常开出治理经济的药方却“杀死了病人”。

　　第二部分中国经济中迫近眉睫的严峻问题

　　除了西方某些人士恶意散布歪曲中国真实情况的信息外，相信中国确实“经济繁荣”的人主要是由于把肤浅的外表和实际混为一谈。今天的商人往往认为只要他和他的朋友们能赚钱就万事大吉。但仔细考察农业和工业数据，减除通货膨胀因素，就会使人看得清楚一些。不过，物质产量增加投（即使按人均计算）也不能说明经济真正在增长。经济的相对短期发展始终应该放在赖以维持一国生产基础的投资“长周期”中进行评价。从这样的关系来看，目前的“繁荣”就显得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徒然分散了注意力，看不到存在的真正的问题——包括由于忽视对中国基本的基础结构进行长期性投资而造成的连锁反应性崩溃。

　　虚构的经济增长

　　为了说明这一点，首先请考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典型例子。假使我作为一个私人投资者，也许通过当前风靡很多国家的疯狂的私有化浪潮而获得了一条铁路。该铁路的部分设备，如路基、转辙器和讯号设备、桥梁、隧道和其他固定设施，已经使用了三四十年以上。一条营运正常的铁路必须经常准备大量资金，以维持、保养、现代化，在事故发生之前就及时更换其基本的设施之用。但是，假使除了最急需的维修以外其他都不干，听任整个系统逐渐损坏、锈蚀，而将原来打算用于长期性投资和维修保养的资金挪用到其他门类以求“赢利”，则会产生严重后果。当然，其严重崩溃的的后果只有在很多年之后才能明显看清。

　　有了这些所谓的“赢利”，我可以干好几样事情。我可以购买车辆和机车，以明显地扩大我的铁路业务。我可以干脆把钱付给铁路的股票持有人作为收益，或者将它们投入某种投机事业。不管怎么样，我为我的公司创造了“繁荣”。我的信贷评级提高了，我的股票在市场上走俏。这种“繁荣”可以持续5—10年，可能更长一些。我只须留心在路基坍塌，桥梁开始断塌之前把我的股份卖出，从公司脱身就行！最后，铁路实际上毁坏了，而我成了富翁。

　　正是这种畸形的掠夺过程导致了美、英和其他西方国家基础结构和工业基础的加速衰败。这也是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它也正以巨大规模在中国发生。

　　考虑一下中国的农业情况。中国农民能养活这么多的人口，靠的是运河、水库、灌溉和排疏系统、水泵等等一整套宏大的基础结构。这套基础结构的某些部分是经历了几千年才建造起来的。不管发生什么变动，这套基础结构的总体性能必须至少得到维护保养。

　　随着农业生产的扩大，基础结构也扩大并得到改进，人均及每英亩土地所需开支也会不断增加，以弥补种种老化和锈蚀过程。事实上，即使要维持固定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开支也会逐渐增加。

　　还应该注意，必须把气候和别的自然条件变化的因素考虑进去，我们不能光按照“好年成”的条件来规定维护保养开支的必要水平。近几年的洪水灾难是一个很好的教训。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长周期”，极端性自然条件必然会一再发生。

　　这些简明的观察结果提出了明明白白的问题：从长期标准衡量，中国是否已对其水资源和相关的基础结构进行了维护？我们是否把应该对基础结构进行长期性维护所需的资源，挪用到了看上去似乎能使别的经济部门增长的地方？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可能有危险。积累起来的“未支付”的维护费用——不光对农业，而且是对经济整体——就可能比经济整体的总产量还大得多。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在走向破产及物质上的崩溃危机。

　　低税收——一个奇迹吗？

　　在继续讨论之前，让我们从这一观点看看中国“经济特区”的一些做法。外国投资者被“出奇低”的税率、“廉价劳动力”和利润易于回收所吸引。作为交换，外国人带来了资金，以及中国急需的现代生产设备。

　　如果只从一个方面来考察这些问题，看来似乎现代化工厂的安装营运为中国经济增加了生产能力和净出产量。但这样的初步印象却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没有哪一座工厂仅靠自己就有生产能力。要生产，它就需要电力和别的能源、原材料和半成品，需要运进这些物资和运出制成品的交通设施；对工厂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必须有住房、医疗设施、学校等等。还有，劳动力本身从哪里来？

　　因此，我们不能把该工厂产量视为增长的净增幅，我们还应把该厂赖以进行生产的诸如电力、基础结构及其他方面对国内经济整体的全部实际耗费，平衡损益后都考虑在内。中国经济全部——不单沿海地区——都得为这些耗费直接间接付出代价。

　　在一个管理得好的经济整体中，公司所缴纳的所得税应该包含相当一部分政府为了维护、改进公司及其雇员所使用的基础结构和其他公用事业的支出。“经济特区”出奇低的税负，使得企业的实际效益被大大夸张了。

　　“廉价劳动力”神话

　　外资导致经济繁荣这种表象，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劳动力代价低廉这一错觉。事实上，正如孙中山在下文中早已强调说明的，它们的代价非常高：

　　“人们普遍认为生活在中国最便宜。这是一种错误观点，源于一般都用金钱来衡量一切。如果我们按劳动价值来衡量生活的代价，那就可以发现，对一个普遍工人来说，中国是生活最昂贵的国家。一个中国苦力，一个体力劳动工人，得每天工作14—16小时才能勉强糊口。”

　　当成百万农村无业人员从内地移向沿海地区，受雇于“经济特区”，这是廉价劳动力吗？我们不应按他们可能得到的微不足道的货币工资来衡量这种劳动力的代价，而必须按生产并维持这些人民使整个中国经济付出的实际代价来衡量。例如，在今天的中国，按照任何一定的生活标准，生产一个工人及其家庭的物质消费，不论他已否就业，需要多少劳动力？由于一个国家最多只能安置其劳动大军的100％，因此我们只能大致将上述物质消费的代价按分配到用来生产全体家庭消费的各种门类所需的劳动力来计算。将中国和譬如美国或西欧进行比较，就立刻可以说明“廉价劳动力”的观念是一种错觉。

　　拿前西德作为例子。西德的人口密度大致和中国的中、南、东部省份差不多。在德国，农民占劳动力的4％弱，或占全部人口的1.8％，按平均计，一个德国农民生产55个人的食物消费量。这是按目前德国营养标准衡量的。在中国，65％的劳动力，或者说，全部人口的28％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这意味着一个中国农民平均养活不到4个人——比他自己一家人多不了多少——而所摄取的热量和蛋白质却比德国的水平低得多。

　　如果我们除食物外再加上一个家庭平均消费的所有其他各项“一揽子”商品和能源，情况也并没有改变——要知道，家庭的工业制成品消费在德国比在中国要高得很多。德国全部劳动力中大约有12％为整个人口的家庭消费进行生产。中国则需要70％的劳动大军来干这个，而且其消费标准要低很多。

　　因此，实际上劳动力在德国比在中国便宜！事实上，与中国维持一个低得多的劳动力平均质量相比，德国维持着一个高得很多的劳动力质量，代价却低得多。

　　“廉价劳动力”政策意味着技术停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政策使得“廉价劳动力”成为最昂贵的劳动力。

　　比欧美落后一个世纪

　　出于他们自己的理由，有些英美人士最近在散布中国是一个“正在形成的超级大国”的神话。纯粹从中国的地理面积和众多人口，加上某些与军事领域有关的高技术看，这种说法似乎颇有道理。但这种说法会引人误入歧途。从总体上考察一下中国经济的物质参数，就会发现，在关键方面，中国的发展比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如美、德、日本落后了不止一百年。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其特征是包装在薄薄一层比较现代化的科学和工业“外壳”之内，而浮在前工业化落后的巨大基盘之上。

　　中国（1953一1989）和德国（1853—1889）某些有形经济参数的比较

　　人口密度钢消耗能源消耗铁路密度

　　人数/平方公里公斤/人均吨煤当量/人均公里/千平方公里

　　中（1953）61.330.12.5

　　德（1853）6660.3312

　　中（1960）69180.463.5

　　德（1860）70130.4421

　　中（1970）86170.354.3

　　德（1870）76320.7235

　　中（1980）103320.615.2

　　德（1880）83441.0463

　　中（1989）116470.865.5

　　德（1889）91751.4279

　　把中国经济整体的物质参数和19世纪后半期德国的物质参数相对比很能令人启发。

　　上表将1953－1989年中国的发展情况，与相同的年份但却是100年前德国的发展情况相并列作为对比。

　　一个经济整体的实际发展，最能说明问题的征状是其劳动力结构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工农业之间从业人口的比例。在工业化过程中，就业变得越来越趋向以制造业为主。与这种转变同步的，则是越来越城市化。

　　德国的劳动力大军在工业中就业的比例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比今天的中国还高。即使我们把中国大加提倡的“乡镇工业”也算进去，情况也是这样。德国城市人口比例的发展也比中国快得多。要是不算上海和少量其他城市周围高度密集的地方——十九世纪的德国并无直接与此相似的例子——一我们可以说，德国在1880年城市化的特征就比今天的中国强得多。根据1990年的统计资料，中国人有26.3％生活在城镇，而1877年德国已达39％。

　　人改变自然，从而在不断增高的人口密度和消费标准下维持自身，关键要靠人均及单位土地上可用于生产活动的能源量。比较能源消耗数字，我们发现中国远比100年前的德国落后！不但如此，德国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比过去30年中国的增长速度还要快，还要始终一致。

　　很自然，光比较能源消耗的数字并未考虑到能源利用的技术水平。二十世纪生产和利用能源的方式，比100年前效率高得多，生产力也高得多。但这种方式在中国是否已经充分开发？单是十九世纪以来能源质量最伟大的改进——电力革命——在中国还处在开始阶段。今天，中国生产的电力比（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可少得多，而中国的人口有德国的14倍，土地有27倍。

　　在钢铁的人均生产和使用量上，中国也比100年前的德国落后相当远。与发展基础结构、住房和建造生产设备的急迫需要相比，就表现为钢铁异常稀缺。

　　上表所选最后一项参数是以每千平方公里土地上铁路公里数表示的铁路网密度。十九世纪迅速增长的铁路、钢铁及能源（煤）一起成为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在十九世纪中发展成为工业强国的“火车头”。火车至今仍是在任何地区都能使用的最经济的交通运输手段。

　　令人吃惊的事实是，1893年——德国建造第一条铁路后不到20年—一德国的铁路密度就几乎两倍于今天的中国的密度。到1890年，它已增长了6倍，比中国今天的铁路密度超过了一个数量级。

　　当然，铁路技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进步很快。中国一公里铁路比十九世纪的德国可能运送的旅客和货物要多得多。但即使如此，按占中国人口比例和土地比例计算，运送的总吨数仍比100年前德国相应的比例少得多。例如，1890年德国铁路运送了人均4.5吨，而今天中国的铁路运送人均1.3吨。

　　只是由于中国运送距离长（一件货物平均要运送700公里以上，和德国的直径相近），中国铁路的成绩，按人均及单位面积土地运输吨公里计算，超过了一个世纪前的德国。

　　中国还没有工业化

　　尽管能源和其他生产数字增长相当迅速，但如果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真正工业化的过程则是不正确的。虽然存在着重要而巨大的工业部门，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经济远没有改变它本质上的农业特性。

　　的确，在中国，工业生产的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设施简单重复增多来达到的；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工厂基本设备的周转非常之慢，靠技术进步而使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也很慢。这样，工厂实际上是靠建厂时安装的机器在无限期地运转，并靠非常费时费劳力的维修机器才能开动。结果，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生产增长的名义数字掩盖了工业基础越来越严重的技术停滞。这种技术停滞，严重地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以很低的效益消耗掉劳力、能源和原材料。

　　这种做法继续下去最终会导致经济崩溃，要知道，缺乏技术进步的固定资产积累，只能导致效益下降，到处出现短缺和漏洞。

　　物质经济效益降低的现象

　　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反，效益率降低的普遍趋势并没有发生在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弗里德利希。李斯特的反“自由市场”原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强调通过国家投资进行科学研究和发展并改善基础结构以加快技术进步。效益率降低的现象恰恰发生在那些没有在生产模式上实现某种最低限度技术进步的国家。这种情况已在中国出现了很长时间，目前正在继续发生。

　　以“T ”代表一国实在的货物和能源总生产量。“C”表示仅为维持现有农、矿、工业和基础结构的能力的工厂和设备而所需的一部分。“V”表示货物生产者的家庭消费所必需的那一部分物质生产量（仅仅是为了维持现有的劳动生产力质量）。“d”表示非生产性活动的消费，包括非生产性部门，例如行政、商业、服务业等部门的劳动力家庭的消费，最后“S’”表示上述各项支出以后余下来的物质生产量的部分。这样

　　S ’＝T－（C ＋V ＋d ）

　　S’代表物质生产量的余额，它可以用作增加投资以扩大经济——为改善生活标准，扩大并改进生产手段。

　　这里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如果S’的再投资过程继续了很多个经济周期，而所维护的技术水平却相对固定，那么C＋V就会无限增加，因为要维护越来越增大的固定资产总数和越来越高的生活水平的代价越来越大。而依照生产中使用的相对固定不变的技术水平，总产量T已达到了增长的极限。因此，衡量一个经济整体物质效益率的尺度，S’／（C ＋V ）比例就会下降。

　　因为技术停滞，致使提取原材料和维护自然和人造环境的代价逐渐增高，上述趋势正在加速。这样，S’就会变为负数，经济就开始崩溃，就像曾在苏联发生过的那样。

　　解决这一问题，在于保持恰当而日益加速的科学技术进步。

　　第三部分：解决之道

　　我即将出版的《科学作为历史》一书写道：“为了替中国（和其他国家）迫近眉睫的崩溃另找一条出路，需要做到三点：

　　（1）必须以适当速度增加人均和每英亩土地上物质劳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成分，以扭转潜在人口密度暴跌，致使其价值大大低于实际人口密度。

　　（2）必须促进‘文化范式’的调整，以动员在生产和有关实践中，普遍形成并吸收有效的科学技术进步。

　　（3）必须借助大规模活动培养上述那种‘文化范式’，那种活动可以在人类人均掌握大自然的能力渐进变化中，造成所需要的气氛。

　　最后，投资的重点应优先放在科学进步，放在与科学进步相一致的不断增加资金密集和能源密集程度上。“

　　发展之道的主要参数

　　中国未来的道路就是劳动力发展之路。这条道路就是将就业逐步从农业转到工业和基础结构方面。具体说，发展的过程可以设想为朝着将来达到假设的“X”点行进，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将大致和六十年代后期主要工业化国家相当。

　　首先，就业结构必须转变；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所占百分比应从目前不足20％增加到“X”点时的40一50％。

　　与增大工业就业人数和经济整体中资金密集程度相关联，人均和每英亩土地上能源消耗总量必须增加一个数量级。

　　电力是质量最高的利用能源，必须增长得更多。

　　农业、工业和家庭消费用水的平均供应量和质量也必须大大改善。

　　最后，按每年人均和每平方英里吨公里计算，交通密度也必须增加一个数量级。

　　经济整体的投资周期，按前述物质产量C 、V 、d 、T和S'的定义计算，必须满足我所规定的一系列条件：

　　（1）S'/（C+V ）必须增加。

　　（2）C 和V 的技术质量和数量都应增加。

　　（3）C/V 是衡量经济整体资金密度的尺度，必须增大。

　　（4）作为“C”的组成部分，资本品生产工业与消费品部门相对比，其相对比重必须增大。

　　（5）增大d，重点是增大科学研究、卫生保健和教育支出；但与此同时。

　　（6）d/（C+V ）的增长必须慢于T/（C+V）；非生产性活动必须有利于增强生产部门的生产力。

　　四项基本任务

　　为完成上述中国经济的改造，有四件事必不可少：

　　A 、水和交通的基础结构；

　　B 、核能；

　　C 、城市化；

　　D 、教育复兴；

　　为达到最迅速最有效的发展，这四件事必须结合为一。为此，我们提出以下概念：

　　基础结构现代化必须首先集中建造一个发展走廊体系，使相对而言最高密度的经济活动以及货物、原材料和能源的最大流动得以形成。走廊体系的设计应该立足于整个国家的发展，也要参照根据经济地理形势规定的整个太平洋—印度洋盆地和欧亚大陆基础结构的布局。

　　这几条走廊的支柱由以下几方面组成：（1）高速客货运铁路干线（每一方向2—4轨），以及输送电力、煤气、石油和将来输送氢气的主要管线；（2）大大扩展内河航运和水系管理并使之现代化，包括新开运河和新修港口，开发高速航运技术；（3）除发展高速铁路外，还应发展全国磁悬浮联接体系，以最高每小时400一500公里的速度在主要中心城市之间开展客运交通。

　　高速铁路／磁浮体系效率很高。如果未来急速增大的长途客运都由公路交通和空运来承担的话，就难免要发生无法解决的瓶颈制约和浪费，而高速铁路／磁浮体系则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再往后，磁浮体系可以逐步加大承担中等至贵重货物的货运份额。磁浮体系的动力就在轨道上，因而可以自控，来往的密度和车速都可以极大增加。用这种方法，未来一条磁浮轨道就可以承担比铁路线或高速公路5倍以上的货运。磁浮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在比传统铁路线弯度更大、坡度更陡的地形上营运，因此可以相对地易于在像中国大部分地区那样的丘陵地区和山区建造。

　　沿着基础结构发展走廊，特别是在走廊的“汇合点”上，要建造核能中心，生产电力和热能供工业使用。今天可以利用的最适合这种用途的核技术是绝对安全而又高效的高温反应堆（HTR），其建造和营运也比较简单。以后还可再加上各种形式的聚变能源。在核能中心周围可以发展新的工业城市（核综合城），这些城市周围，又有匀称配置的小城镇。今后100年中，大概会有约1000个，每个都有50一100万居民。

　　建造这些新工业城有三重目的。第一，它们的目标是使工业生产技术进步达到可能的最高速度。第二，它们将起教育人民，特别是劳动大军的活生生的博物馆作用；为此目的，工厂和实验室必须能供大量参观者和培训人员使用。第三，这些城市要设计成为建筑明珠，成为音乐艺术文化中心，着重于弘扬古典中国和印欧文化的精华。周围城镇也按同一原则建设，不过规模小一些而已。

　　基础结构走廊：概貌

　　本文提出的基础结构走廊，设想为宽75一100公里的带状地区，其中心是通航的河流和运河及高速铁路／磁浮线路，结合电力和供水干线。铁路干线和主要河流／运河犹如人体的主动脉和主静脉。它们只有在向走廊和周围地区延伸出许多毛细管组织——铁路、公路和运河支线——才能正常起作用。主动、静脉和有国家级重要性的较小血管必须由中央政府负责；大部分“毛细血管”则由各省和地方政府负责建造、维护。不过，和人体一样，整个网络必须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为全国经济有效地发挥作用。决不可能在“市场机制”或相关的“自发”而分散的决策基础之上发展出一套有效的基础结构。

　　水运方面，太平洋和印度洋盆地的巨大潜力，使得有必要通过改进的河流和运河，开放中国内地使其能与海洋航运联接，使中国内地很大一部分成为“太平洋沿岸的一部分”。孙中山认识到，改善并扩大中国的内陆河道具有全国性和世界性的重要意义，将实现自兰州以下都可通现代化航运、使大运河现代化、改进长江和西江水系、新的连接三大流域的南北航道。将这些列为优先发展重点是很正确的。

　　从欧亚大陆基础结构的观点看，让我们首先引述孙中山的一段话：

　　“从‘最合适位置’的原则出发来考察，我们所规划的铁路线具有最占世界性支配地位的重要意义。它们将成为联接欧洲和中国两大人口稠密中心的欧亚体系干线的一部分（指他规划的从中国到喀什的铁路线）。这是从太平洋岸到欧洲的最短路线。从伊犁开始的支线，将与未来的印度—铁路线连接，通过巴格达、大马士革到开罗，又与未来的非洲铁路体系连通……现有铁路中没有哪一条具有像这样的世界性重要位置。”

　　由于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其间的其他战争，也由于几十年来英美玩弄的地缘政治把戏，孙中山所描绘的欧亚铁路体系没能实现。最近，本文作者和同事们重提这一必要的概念，建议成立“欧亚基础结构联盟”，这一联盟将大大改善欧洲、中国、南亚和中亚、俄罗斯之间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基础。

　　事实上，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连接欧亚大陆主要人口中心的交通走廊有三条。在这几条走廊内（即未来干线系统50公里以内），有全欧亚近25％的人口和约70％以上的城市人口。在这几条发展走廊中，平均人口密度约每平方公里150人，或每公里干线15000人。

　　目前，下列三条铁路走廊发展极不平衡，存在很多缺口，现有铁路线的很多部分需现代化。但不管怎样，即使没有大规模的新发展，这几条走廊仍然是经济地理上的现实存在。

　　欧亚基础结构之轴

　　（1）“洲际”走廊：北京—大阪—莫斯科—柏林—巴黎。

　　这是一条多路走廊。从北京出发，经过满洲工业地区到海参崴和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与现代化的泛西伯利亚走廊连接，到乌拉尔，再到莫斯科、明斯克、华沙、柏林，再到北欧的工业中心地带。现在的北京—乌兰巴托—乌兰乌德和哈尔滨—赤塔线路应加以现代化，成为这条多路走廊的一部分。在哈巴罗夫斯克，现有的泛西伯利亚铁路将沿黑龙江延伸，通过新建的桥梁／隧道，通过萨哈林（库页）岛，顺岛向南，跨海通向北海道。北海岛已由世界上最长的隧道（54公里）和日本主岛本州连接，可通往东京，由东京可通向工业和科学中心大阪。

　　（2）“新丝绸之路”走廊：郑州—塔什干—伊斯坦布尔—维也纳和德黑兰—罗斯托夫—基辅—柏林。

　　这一条路线恢复了一条历史上伟大的贸易走廊，是欧洲、中国、阿拉伯和印度文化的汇合点。它沿现有铁路线从北京经兰州、乌鲁木齐，经过阿拉木图、塔什干、撒马尔罕到德黑兰，再经黑海南北两岸由两条路线通往欧洲。联运至巴格达再经中东通往非洲。

　　（3）“南亚”走廊：北京—胡志明市—曼谷—德里—德黑兰，再经联运通向中欧。

　　这条走廊从北京起，经广州，过南宁至河内和胡志明市，再经曼谷，联运可到新加坡和印尼。从曼谷经仰光、达卡、加尔各答至德里，再经拉合尔—卡拉奇—赫拉特—德黑兰，进而再至欧洲。

　　中国的基础结构走廊

　　未来中国发展基础结构，其主轴所在需详细研究。本文只提出粗略的初步意见。

　　内河走廊包括：

　　（1）黄河，要使现代化航运直达兰州，再加上开发渭河。

　　（2）长江水系直通宜宾；将来再连接成都并与其他南北水道相连。

　　（3）两江水系，现代化航运从广州至南宁，再加上南北联运水道。

　　上述东西水系走廊还须辅以：

　　（4）大运河充分现代化。

　　（5）另增南北水道，包括西江—长江连接水道和建议中的长江—黄河输水通道。

　　（6）开发辽河及鸭绿江—松花江—图们江水系。

　　以铁路为中心的走廊包括：

　　（7）齐齐哈尔—哈尔滨—北京—天津—济南—徐州—杭州—福州—广州，经由改善了的联通线南至河内，北至海参崴和赤塔。

　　（8）（哈尔滨）—北京—郑州—武汉—广州—南宁。

　　（9）兰州—成都—重庆—贵阳—广州。

　　（10）增建南北大干线包头—洛阳—南阳—宜昌—沙市—新化—柳州，北联乌兰巴托和乌兰乌德。

　　加上主要是东西向的：

　　（11）北京—包头—兰州—乌鲁木齐，再西至阿拉木图。

　　（12）兰州—西安—郑州—徐州—济南—青岛。

　　（13）重庆—武汉，适当延伸至长江北岸再至太平洋岸。

　　（14）昆明—贵阳—长沙—南昌—杭州—上海。

　　将来，随着开发目前的北方干旱地区，还会出现更多走廊，包括由齐齐哈尔通过内蒙到新疆，最终延伸至开发了的塔克拉玛干，随着鄂尔多斯地区的开发，至少会有一条走廊伸向秦岭山脉。

　　1000个核动力城

　　如果不显著加快城市化的速度，使城市人口从目前的26％增至70％以上，就不可能发展一支适合中国需要的现代化工业劳动大军。不建设大量新城市，这一点也不可能做到。事实上，如果我们放眼未来100年，再算上即使少量增加的人口，就很明白，我们得为10亿人口建造新城市！

　　同时，中国的能源消耗一定会迅速增加一个数量级，从目前“十九世纪”水平增至合乎先进工业国所需的水平。一旦达到“X”点，人均能源供应还得继续增加好几倍，达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所需水平。

　　要完成这些相互结合的任务，最有效的可行办法是发展以核能为基础的工业化城市，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核能城市化”。

　　核能工业综合城（nuplex）的概念是本世纪六十及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很多研究都认为它是可以在全世界应用的理想方式，在印度已经计划建立一批核能综合城，以适应某些地区的特殊需要。现在出现了以模块式高温反应堆为代表的“第二代”核技术，核动力城的优越性大大增高。在上述基础结构走廊中，新城市的密度最终将达到每10000平方公里3座，或城与城之间的距离大约是70公里。

　　为什么要用核能？

　　没有一个生产核能的“应急计划”，中国的问题就无法解决。目前以大规模扩大煤的传统利用为中心的能源政策如果继续下去，到二十一世纪中期就会使国家走上自杀之路。用十九世纪的技术是进不了二十一世纪的。

　　最能简明地说明核技术的无比优势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以所产生的单位热（或电）而论，目前的核动力工厂比用煤、油或煤气的动力工厂，其所需燃料的重量大约小60000倍。这一事实反映了核反应具有巨大得多的内在能源流量密度。

　　我们对有关燃料消耗的看法，对中国来说已经有明显的意义。目前，中国人均能源消耗即使极低，50％的中国铁路运力己用于煤炭运输。在现行政策下，迫切需要扩大的铁路运输能力将全部被煤耗的增加吞噬掉。

　　对劳动生产力的含义就更加深刻。与煤矿工人的产量比，一个采铀工开采出来的铀能生产多少千倍的能量。如果铁路不用来运输成亿吨煤炭，而是用于运输高质量货物，那么，平均每个工人的有效生产力会怎么样？我们很快就清楚，向能源更密集的核技术发展，就可以增加整个劳动大军的生产力。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土地利用的生产力，煤的开挖、运输和分配要占用不少土地。土地利用的这种需求可以用“经济整体每年每百万吨耗煤所需平方公里”来表示。要是人均能源消耗增大5倍，情况会怎么样？在土地少而人口稠密的中国城市和省份——那里燃烧成百千万吨煤炭已经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情况又会怎样？

　　依靠煤炭的决策，不是提高能源消耗以满足中国工业化转变所需水平应有的决策。

　　关于水力发电，人们常说这是最廉价的电力来源。但是，从物质经济的总体考虑，情况并非总是这样。第一，水力发电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因而缺少灵活性。第二，修建水电站所需材料要比核工厂多10一20倍——还没有计算由于需把电力从遥远的水电站所在地输送到耗电中心而造成的外加支出。最后，与建造核电站相比，修造水电站所需的技术水平较低。而与核能联系在一起的是高水平资格要求，全体劳动力中工程、技术、科学工作者要占很高的百分比。很多国家的经验说明，发展核工业部门会大大提高社会技术水平和生产力。

　　这并不是说水电站不该造。例如，控制洪水，管理水资源需要修建大水坝的地方，我们显然应该同时开发水资源。但是中国全国能源政策必须以扩展核动力为主要重点。计划中的三峡水电站，建成后只能提供中国到下一世纪所需增加的动力的20％。

　　水、能源和生产力

　　在中国领土上，组织并改善全面水流向的能力，特别要靠单位面积土地上和劳动力人均可用的能源。我们需要能源来搬运土方，生产并安装水管、建造水坝、制造管理水的设备、抽水以处理水、排泄水，等等。在用水项目中依靠原始的劳动密集型的办法，将导致我们在前面讲过的“效益下降”现象，导致崩溃危机。

　　要是我们在需水的地方使用几百座10亿瓦核能来泵水，试想我们能干些什么？例如，利用水管和导水体系把大量水送到干旱的北方就绝无问题。10亿瓦动力每秒可把100立方米水泵过1000米高度。有了丰富的动力，我们还可以大规模利用地下水资源。同样，有了这样大的动力，就可为广大长年洪涝地区排除洪水。

　　此外，不要忘记核能的挖掘能力。中国地形复杂多山，需要在平均单位面积搬动的土方工程量，比别的任何国家都大。发展交通和用水基础结构，尤其是开发内河交通的巨大潜力，要有大批搬动土方的巨型工程项目，如果利用核爆破力量，就可大大加速完成这些项目。利用已知的技术，核装置的放射性可以高度控制。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制造几乎没有放射性物质的核装置，这种核装置将像今天的化学炸药一样可以日常使用。

　　作者简介：林顿。拉鲁什（LyndonLaRouchie）是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德国谢其尔研究所（SrchiugrInstitute）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