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冷战时代中美利益冲突的实质 |
| 送交者: 老田 2002年12月16日15:35:15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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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追求现代化的逻辑结果是精英阶层掌权和中间地带的消失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是中间地带的消失，西方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的控制程度空前加深，西方国家的军事政治实力也随之膨胀。这个国际关系的格局形成，有中国的巨大功劳在内。虽然西方国家具有技术优势并据以形成垄断，但是在国际市场上第三世界国家的产品进入竞争性价格的陷阱，则是得益于中国的全方位开放过程的决定性作用。中国以几乎无限的人力资源来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果是使得世界市场上低技术产品迅速达到供应过剩的境界，使得同类产品价格急剧下降，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在其反面则是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垄断利润急剧增加。 第三世界由于在经济上竞争态势的加强和恶化，所以在政治上日益解体和分化，西方由于低技术产品来源的空前增加，得以使用贸易倾斜作为一个政治手段来使用，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这更加加剧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不团结。在作为冷战意识形态——现代化和民主道路的照耀之下，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全面掌握了国家政权，绝大多数选择了精英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第三世界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趋于消失，作为大国利益的平衡、隔离和缓冲地带的作用消失。 二、欧美日在同一个垄断利益同盟之内 与第三世界贸易条件急剧恶化不同，欧美日诸国则处在一个垄断利润的同盟之内，虽然冷战结束，但是国家之间的同盟关系反而加强，起维系作用的就是国际市场上的共同的经济垄断利益。中美关系不是由于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的行动引发的，而是美国需要固定甚至是降低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为西方的富裕发达留下数量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在这个问题上，欧美日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中国不要幻想西方的分化，指望以外交或者政治分化手段来拉拢欧洲和日本。欧洲盟友与美国的分歧仅仅具有个案意义和特殊性，属于战术利益分歧，不宜作为可以依赖的证据。 ＮＭＤ计划受到欧洲国家的反对，并不是因为什么正义和公理，而是美国这一次玩过火了，希望把自己的绝地安全建立在盟友的绝对不安全基础之上，使盟友遭遇无妄的核毁灭的风险。在战略安全问题上，这是美国现实力量缺乏足够的协调和交换的筹码，因此分化日本虽然难以在外交和政治层面上设法，但是战略生存问题将是日美离异的焦点。 中国需要坚定不移地告诉日本，如果在战争中日本追随美国，中国将集中主要力量打击日本。必须让日本承担的打击风险和战争成本足够大，超过美国所能够给予和确保的利益范围，日本才有可能发生中立或者转向。这个转变的前提是可能发生的，因为美国早已不是在战后执行“马歇尔计划”时期的美国了，日本经济从八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受到美国的压制和破坏，实际上日本所依赖美国的主要要点就是石油秩序和市场作用，这一点是无法与美国将要发动的毁灭性的战略战争对抗作成本比较的。 三、俄罗斯采取彻底的韬光养晦政策 解体后的俄罗斯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国内的阶层矛盾加剧，社会整合程度下降，难以在世界上有所作为，在科索沃事件上的表现就是选择彻底的“韬光养晦”政策的结果。由于苏联解体和削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愿意把俄罗斯先放在一边，科索沃战争就是美国同意把俄罗斯放在中国后面的结果。俄罗斯的奋起，需要以中国承担美国的大部分战略压力为条件，这是在北约侵南战争期间，俄罗斯以行动语言所表述的意见——决不当头，同时中国也已经无法避免这样的局面了，美国已经结束欧洲优先的战略。 侵南战争就是美国正式结束战略欧亚摇摆的局面，确立了美国战略东移和亚洲第一的原则，中国将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的第一位的战略对手。俄罗斯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全面配合了美国的行动，并较为积极地促成了美国战略的顺利转移，侵南战争中若俄罗斯态度坚决，北约根本无法把战争进行下去。如俄罗斯运入两百枚Ｃ－３００ＰＵＭ这样的防空导弹，北约将无法把空战进行到底，地面战争米氏不怕。 而普里马科夫在印度访问时不恰当地呼吁中俄印结盟，几乎断送了叶利钦总统的良苦用心，从情感而不是从理智出发在国家重大战略上犯错，因而遭到解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西方媒体所说的“科索沃战争是最后的一场欧洲战争”。俄罗斯已失去与西方对抗的意志，战线将会东移，下一场战争将会在亚洲爆发。中国大使馆被“误炸”事件就是这一涵义最好最形象的体现，同时也是提前发给中国政府和民众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值得让人回味的是，在五、六十年代苏联与中国争着当老大，而现在则避之惟恐不及，对中国拱手相让。然而，理智的选择并不能平衡感情的伤害，侵南战争不辄是在打在俄罗斯脸上的一记耳光。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一股强烈的复仇情绪：要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美国作战。在战略态势上，美国没有任何筹码可以拉拢俄罗斯，俄罗斯企业界也没有能力参与世界垄断利益同盟并分取一杯羹，而且俄罗斯目前连开发利用自己地下的资源都力有未能，因此也没有加强自身资源分配地位的现实需要。 俄罗斯是中国可以借重的盟友，不是美国能够彻底收买和笼络的。 但是在战略安全上对俄罗斯的任何依赖心理都是错误的，从中国在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外交表现看，俄罗斯进行短期的战略摇摆的可能性极大，那种认为可以依托俄罗斯的核武库，来维持今天世界的战略力量平衡的想法是极其危险的。中国必须自己建立足够的远程核打击力量，来保障自己的战略安全。 四、中国的战略态势十分突出与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 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团结丧失，俄罗斯不出头，欧美日处于同一个利益同盟之内的情况下，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印度还没有能够成长起来，中国的战略态势非常突出，无疑已经成为美国的首要压服对象。无论中国采用何种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上是否出头都不会有根本区别。与中国的关系如何是美国建立绝对优势地位的基石，美国破坏中美关系就是因为把中美关系放在全球首要关系和战略核心的地位上。 美国主导和追求的中美关系定位，不是追求合作关系，甚至不是追求中国作为附庸的关系，而是追求一种消灭效果。美国对中国的妖魔化不是因为缺乏对中国的了解，而是要中国失去正常乃至必要的影响力，美国每每对中国政府在武器扩散上进行无端的指责，恰恰是美国对于中国微薄的军事力量和技术也感到难以接受和放心的结果，美国需要毫无危险和最顺服意义上的中国和世界以供驱策。这样的中国和世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单极世界。因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已经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分歧，也不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是中国的庞大人口对世界资源份额的潜在需要。这个潜在的资源需要，在中国越是向西方价值观靠拢，就越是容易与西方的富裕发达的核心利益相矛盾。 应该说在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在任领导人对美国是越来越温和和恭顺。但是这没有妨碍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没有妨碍美国在中美关系上变本加厉地制造麻烦和事端，没有减少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这些问题都不是“增加信任”所能够解决的。实际上，即便是即便是中国政府签署一份投降书给美国，都没有用。 因为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一旦有毛泽东那样的领导人出现，美国终究是鞭长莫及，难以如愿。所以最为理想的状态是李登辉主张的那样，分成七块，各自为政相互攻杀，那样让美国称心如意的亚洲秩序，就可以永远高枕无忧了。 西方的策士亨庭顿宣称“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的过去旧例是种族灭绝与殖民。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历史的重建》一书中暗示，文明冲突的手段是核战争，而美国需要防范的风险是核反击，而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就是为防范核反击做准备的。 这是真正的有限资源与生存权的战争，而不是优先权的战争，所以没有任何回避、让步和妥协余地。因为优先权可以放弃，而生存权不能放弃，除非中国自动分成七块，相互攻战不休，否则美国也决不会相信中国任何“投降书”式的保证和承诺。 美国人非常清楚坚定，而中国一些所谓智囊则充满了侥幸心理，甚至希望实现美国式的制度安排，来规避中美关系中的困难。 而一些高明的智囊，和所谓的“民主斗士”一样（当然在说法上更委婉更精致），声称问题的结症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这些人大概忘记了毛泽东所发现的“先生总是打学生”的道理，竟然不知道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在最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是更接近于美国模式还是差距更大？为什么中美关系中的人为事端越来越多？ 中国需要追求的不是平等，不是什么多极世界，而是代表世界四分之三的穷人的生存权问题，需要挺身而出。而且中国也没有躲藏和“韬光养晦”的余地，因为如果美国不彻底压服中国，将无法扩大优势直到完全主导世界的地步，压服中国就是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所以中国不是要试图避免和减少什么麻烦，而是要理直气壮地振奋起来，为世界进入总体协调发展之路努力，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就寄托在这里。 因为俄罗斯在科索沃事件之后，实施彻底的“韬光养晦”战略，欧盟和日本是美国军事霸权保护下国际垄断利益同盟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中美关系就是决定未来国际关系走向的关系，也是决定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构架的进行式关系。美国必须通过压服中国来建立起自己的绝对优势地位，对于这一点中国人必须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所以自从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对中美关系一直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维护中美关系成了中国政府的单方面义务。这不仅为中国政府在多次“事件”处理中的行为所证明，并且被美国政府的各种出手所反复验证。对于美国人而言，中美关系是决定全球构架的关系，所以可以作出任何牺牲毫不在乎。对于中国精英主义者和智囊来说，中美关系不过是中美关系，甚至是中国少数既得利益集团与美国的贸易和利益关系，所以任何牺牲都是不能付出的。 不管中国政府采用何种对策和如何应对，美国将视中国政府的意志和反应能力，为未来国际构架划定轮廓。实际上美国没有主导世界的能力，因为它的手已经伸得太长，早已经超出它能力范围，但是如果没有人反对那又当别论。目前中美关系实际上已经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之所以还有断绝外交关系，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的“不出头”。中美关系是一种在美国主导下的长期冷战加上偶尔热战的关系。 五、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关系的特点 （一）大国核心利益直接对撞 因为后冷战时代的战争目标在于追求不可再生资源的排他性独占地位，根据美国的准备行为推测，这种地位的建立最彻底的方式是大量人口消灭。后冷战时代的战争将更加残酷，更缺乏道义和说服力，更没有前方后方。对核战争与种族灭绝战争的重视已经逐渐浮出水面，“文明冲突论”正是因此应运而生。 由于中间地带的消失，大国利益开始直接对撞，科索沃问题最后演变为直接战争，就是美国消灭中间地带的大国核心利益进行前出部署的一个战略演示结果。台湾问题步步升级，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都急剧增加，以及在美国政客中间武力保台的叫嚣，都是美国直接推进其战略和军事前线的结果。 （二）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可协调性下降 在核心生存利益上没有妥协和投降的可能，外交和政治协调作用下降，战争手段可能性增加。由于世界军备力量失去平衡，美国和西方所承担的战争风险和战争成本都急剧下降，因此选择战争手段的倾向迅速增长，联合国的空心化过程与此密切相关。今天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已经不是什么政治和外交手段所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美国典型的战争倾向，与遏制这种战争倾向的力量对比问题。 在常规军事力量的平衡上已经没有可以设想的必要，一九九三年俄罗斯宣布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发誓要用核武器来反制对俄罗斯的侵略，就是承认常规军事力量失衡的结果，承认美国的常规军事优势是无法追赶的现实，因此战略力量的威慑作用和核武器作为常规力量不足的“平衡器”（美国前副防长阿莱·阿斯平语）作用又空前突出，追求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威慑美国的种族灭绝冲动。 单边主义的两大支柱是信息革命和资源有限，没有信息革命带来的智能机器替代人工复杂劳动的可能，富人与穷人的和平共处还有可能继续下去；没有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为富不仁的心态也不会迅速极端化为种族主义下的文明冲突喧嚣。单边主义的产生和恶性膨胀就是跟着所谓的信息革命而深入的，西方的种族主义情绪又急剧上升。妖魔化中国和中国人本身，就是这种白人种族主义的又一次恶性发作。 实现世界长远和平的关键，在于彻底在社会上抛弃丛林法则，扫除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才能真正抛弃在国际关系构架中，建立政治、经济利益金字塔结构的努力。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的金字塔结构就是西方国家在地理大发现之后，通过几百年的努力结果建立起来的。世界持久和平的前提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时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这是一次真正的“最后的斗争”，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和西方的丛林法则的竞争，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比赛。文明从本质上讲是不冲突的，制造冲突的是美国在丛林法则主导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世界长久和平的争取关键就是在人类社会中抛弃丛林法则，在文化和思想资源上，对西方基于丛林法则的精英主义思想，将不再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三）后冷战时代战争风险和残酷性急剧上升 由于整个世界思潮整体向右转，美国知识精英和政权的结合过程已经完成，使得美国具有了一种在军事力量之外的所谓的“道义优势”，使得美国不仅能够在军事方面完成对外战争准备，而且在舆论上也容易完成战争动员，战争的风险将因此在军力失衡的现实下加剧。军力失衡使得战争的成本和风险很小，而且道义成本也将不再，对南联盟的战争就是这样上演也是这样完成的。 战争的道义和规则不再，战略性的战争可能主要目的服务于人口消灭。除了象对南联盟这样的试验性战争之外，真正的战争都将会是战略战争和总体战争，而非局部战争。弱势民族面临的将是生存威胁，而不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因为全球人地关系紧张的现实，加上智能技术的发展可以替代人的复杂劳动，美国富人认为与穷人和平共处的必要性不再存在。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是无法更改的，美国在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行动中所表现的是“不富贵、毋宁死”的决心，因此减少资源消费与自然共处的前景也是不乐观的，人地矛盾除了人口消灭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出路了。从这个意义上去解读美国的“生物圈二号计划”，ＴＭＤ、ＮＭＤ计划背后的涵义和决心，就容易多了——就是要为毁灭性的核战争做准备。 （四）民主喧嚣的背后是垄断利润对国家政权的排斥 在中国民族企业的市场利益被跨国公司边缘化之后，垄断企业的经济权利已经派生了对政治权利的强烈要求，再以政治权力确保垄断利益的长期稳定。中国的企业的边缘化过程，无疑使得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具有了一项新的利益——为保障垄断利润必须使政治和军事势力范围的跟进。这就是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相应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格局相匹配的结果，政治确实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垄断利润越出了国家的边界，因此政治和军事保障也产生了同样的要求，“人权高于主权”不是因为人的需要，不是真的关心第三世界人民的生存状态，而是因为资本和利益的需要，因为垄断资本的最后一个对手就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政治权力。 是因为资本利益越出了国界，所以政治权力和军事影响也要求越出国界。六、中国和美国各自进行战略展开的困难和优势 （一）冷战对今天的部分启示意义 在冷战时期苏联曾经奉陪进行军备竞赛，结果以苏联的优势资源仍然不敌西方主导的世界。今天中国将不可能在常规军备竞赛方面进行奉陪。 苏联的思想资源是大有破绽的西方异端意识形态，来对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没有能够认识到其中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后门。中国将可以使用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与整体协调，来对照西方的丛林法则和个人至上。 西方冷战的胜利依赖的是人性中自私和丑恶的部分，利用的是精英阶层忠于精英主义的形势；中国将不得不呼唤人们的良知，利用人们对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真诚关注。 在冷战早期西方的精英主义制度岌岌可危，丘吉尔、杜鲁门这样的白人民兵底线反弹，有一点点哀兵奋起的味道，连马歇尔的计划都使出来了；中国将依赖人人都需要一份基本的生存机会和条件，以平等和正义为道义力量和号召，能够实现真正的哀兵奋起，一定能够争取世界人口的大多数。 （二）中国的对策和策略 中国需要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采取守势，在经济方面采取守势可以破解工业和技术边缘化的处境，尽可能整合国内的精英阶层。中国在开放过程中引进外资的政策结果，是以长期的资源流出为代价引进短期资金。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分工，是紧张的环境容量也同时被廉价甚至是无支付转让，结果是中国的环境代价先于发展水平提前到来。 伴随外资在中国撮取的垄断利益，强烈需要政治和军事保障，结果是美国感到需要增加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祸福无门唯人所招，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本身就具有重大战略安全意义。因此中国的经济独立地位，降低外贸依存度，本身就是中国安全政策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所谓的双赢和两利，利益加信任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个不仅已经严重破坏了经济上的防御态势，而且外资的过度引进的长期恶果将更加严重，实际上就是在短期资金流入和加快当前开发速度为目标，以长期的不间断的资源流出为代价（资本需要支付利息或者利润），而中国本来的人均资源就极为短缺。 在军事方面，需要在国内造就上下同欲、众志成城的态势，以提高对方试图用局部战争或者常规战争获利的风险与成本，化减常规战争的威胁和局部战争的威胁，集中力量于保证核威慑的有效性，争取和平与生存的关键在于威慑美国的种族灭绝愿望。国土防御的有效性就在于以人民战争为基础。 在舆论和政治方面必须采取攻势，对西方基于丛林法则的思想文化采取全面揭露和批判，化解中国主流精英中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边缘化的现实，同时以道义的无形力量来弥补有形力量的不足，在全球范围内争取朋友，孤立美国。 （三）对联合国和ＷＴＯ舞台要进行充分利用 作为舆论和政治采取攻势战略的一部分，需要在联合国和ＷＴＯ联合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以追求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与追求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 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关键，在于减少个人基本需要以外的奢侈消费，作为这种和谐关系追求的经济杠杆，应该以联合国为舞台，推动开征资源消耗税和环境容量税。资源消耗税以人均能源消耗量为计税依据，从量计征；环境容量税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计税依据，也作为从量税。起征点为世界人均水平，征税所得用于联合国开支和对最贫困的国家和人民进行援助救济。中国可以声明不要这种援助。这样的行动从宣传到落实，都是对西方垄断利益同盟的富裕发达的正当性，提出深刻的质疑。 由于中国已经加入ＷＴＯ，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中国应该联合发展中国家，争取“公平交易条款”，把垄断价格列为非法；同时把技术转让的限制性行为规则列为非法，并授予主权国家在ＷＴＯ裁定生效后的自救济权利。如针对跨国公司的垄断价格部分可以发布止付令（对货款回笼或者利润汇回进行强制执行），对其垄断利润实施国家没收。垄断价格的合法裁定依据，要以世界平均工资、平均利润和平均地租水平为基准。这个过程的舆论准备过程与实际成效都是同等重要的。 （四）中国外交需要根本调整去结交真正的朋友 中国的外交困难在于一相情愿地希望挤入富国俱乐部，而西方一看到中国的巨大人口就一致反对，因为有了中国的富裕和发达就没有他们的富裕和发达。所以中国把外交工作重点放在富国身上，是在错误的地方停留几近二十年；中国的真正朋友是和我们一样的穷哥们，但是他们被我国冷落了二十年之久；中国在外交上形成一种非常典型的“富人不爱、穷人不理”奇特景观。 和战略基础与我们完全相反的国家交往，甚至希望用经济利益收买，政治让步手段，来解决今天这样的根本战略利益分歧是极其幼稚的想法。希望用战术手段解决战略问题，在国际关系上从来就没有成功过。西方许多人觉得中国外交辞令太好听，所以越发感到难以相信，这是有道理的，他们已经是在为战略展开做准备，中国的智囊精英们还在梦里，要跟他们搞战术合作。 （五）在国内的关键是遏制精英主义的恶性膨胀 中国的战略安全的困境在于：精英主义者已经破坏了毛泽东时代的“上下同欲”态势，因此国土防御战略的威慑作用消失。因为在军备竞赛上又没有出路，所以朱镕基总理在清华的讲话中提到“你没有实力就硬不起来，硬人家也知道你是假硬”，这种“假硬说”就是这一后果的真实写照。由于美国在中国政府对一些关键事件的处理中（特别是撞机事件），解读出一种缺乏坚定战略意志的心态；中国在撞机事件上的巨大让步，不仅没有在中美关系中减少麻烦增加信任，反而助长了美国战略前出部署和压力延伸的冲动，迅速出现对台支持和售武的升级。 在中国主流知识精英阶层中，形成了一种“蒋氏意愿”——当亡国奴也不坏（如刘晓波），或者是寄希望于外国力量，甚至是把国家安全寄托在所谓的道德和舆论的制约上，这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时殷弘博士身上。“蒋氏意愿”可以被战术战争所威胁，能够被常规战争所威胁，甚至在根本国家利益上，还能够被“新闻战”和“经济战”所威胁。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对“友邦惊诧”也非常敏感，在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帮助之下，美国妖魔化中国人的行动，已经和正在取得成效。 中国需要采取适度发展战略，需要适度产品与适度技术战略匹配，即在消费领域采用向绝大多数人需要水平靠近的技术和产品结构，这样能够有利于国家节约部分资源进行机动安排，而不是象目前这样仅仅为了提高消费品的层次而罄尽国家资源，同时民众受益的范围又非常小，破坏了国内阶层的整合和上下同欲的态势。因为中国技术和经济资源有限，所以中国不能参与常规军备竞赛，不能进行“前出压迫”的安全部署，需要继续实施“国土防御战略”。而国土防御战略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都是人民战争，没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没有全民心防的建设，国土防御就是一纸空文。其效力甚至远远不如“御敌于国门之外”，再加上老蒋的“以空间换时间”。 中国需要准动员状态，以达到孙子所说的“以有虞备不虞”的境界，用民间谚语来说就是“笨鸟先飞”。从经济角度来讲，就是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规避常规军备竞赛。对美国战略东移和军事挑衅，要准备和他们比一比“谁更不怕死”。呼应俄罗斯的局部核战争战略，采用“等效核威慑”战略以备不虞。“等效核威慑”就是宣布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对于针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无论是常规战争还是核战争，只要是敌方杀伤中国人口达到十万，中国就使用核武器取得同样的杀伤效果。这个等效核威慑战略必须以全面核威慑力量为基础，如果敌人蓄意升级战争，就要跟他们战斗到底。等效核威慑的战略实质是以冒全面核战争的风险为代价，来解决一个永远也无法拉平的常规力量差距，在规避常规军备竞赛的前提之下，解决国家面临的战略压力日益加大的问题。 （六）在最坏的情况下——预测中美战争的前景 只要是在国内实现了上下同欲，美国的常规战争和局部战争就无法达成他们的战略目标；在战略战争（核战争）上，ＮＭＤ即使技术成熟也是不可能取得真正实战效果的，中国与美国各有优势，在一定意义上核战争对美国反而更加不能接受。因此争取和平和国家安全的关键在于国内协调。 只要是中国国内实现了上下同欲的态势，晚清和民国政府产生的可能性消失，常规战争和局部战争就无法实现美国的任何战争目标，所以中国争取和平的关键，只在于威慑美国的种族灭绝冲动。 估计一下中美战略战争的可能演变结果是有益的，中美如果发生核战争的结果，对美国可能造成三种层次的打击：最低目标是可以实现把美国赶出亚洲，中等目标是美国雄居世界第一的地位消失，最高目标是美国不再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美国而是拉丁美国。而中国的人口损失在美国发动的核战争中必将极其巨大，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来早已经实现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只要是中国人还有相当部分能够生存下去，在五十或者一百年之后，必定能够重建中国，以中国人的勤劳睿智，按照已经死了的西方的战略家西尔的说法，又要建成一个中等的“二流的”强国。 由于美国的民族整合过程没有完成，中国不需要追求“确保相互摧毁”这样的最高效果。对于美国的种族灭绝冲动，中国需要确保的是，中等杀伤目标：使用核打击把美国赶出当今“世界分赃团伙”（美国不再能够从世界市场撮取垄断利润），这样美国由于没有完成民族和文化认同过程，就存在国家解体的严重危险；或者高度杀伤目标：把美国修理成“拉丁美国”（不再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美国）即可。对于美国城市人口占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密集居住在“五大湖城市带”“波士华城市带”和“太平洋沿岸城市带”（这三个地区面积仅仅占美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八），而且美国难以抵受核打击还在于几乎百分之百的人口都依赖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体系而生存，而中国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还大体上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下，因此大规模核战争带来的附带杀伤也是美国的巨大风险。因此对核战争杀伤效果而言，中国也许只需要美国十分之一的核弹头，即可达成同等的破坏效果。 而美国在失败之后，其种族主义的维系作用必定破产，因为垄断利润和物质富裕的地位不再，将失去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可能，即使遭到中等程度的损失，美国也将面临解体和分裂的危险；在遭到最高目标的打击之后，盎格鲁白人的美国将消失。所以美国承担重大战略打击的能力是不容乐观的。实际上，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国度，核战争的杀伤效果和持续影响，将远远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换言之，中国抗打击能力将大大高于美国。所以中国实现战略威慑争取和平共存的道路，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即使美国核力量具有压倒优势也仍然如此。 无论美国核力量多么巨大，中国只需要保持覆盖美国的核弹头（包括陆基和海基核力量）达到三千枚，就足以有效达成对美国进行低中高三个层次的打击目标。 附一、中国的优势 中国的优势是为求生存没有退路，必定能够实现哀兵奋起，而美国的优势是现有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优势，以及欧美日作为垄断价格同盟和军事同盟的力量。但是中国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是美国所无法比拟的，那就是地球资源有限，人们必须最终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为对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口来说，并没有实现富裕发达的机会，所以最终的现实道路只有协调发展之路，所以中国有许多潜在的同盟军，而美国没有。毕竟美国不能再创造几个地球，甚至在获得完全主导地位之前，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也不由美国决定，而是经由国际市场通过垄断利润实现，所以欧洲国家能够群起反对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中国的胜利希望很大，但是绝对没有速胜的机会。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垒，很可能需要几百年之久。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不是外部因素，而是内部精英主义者需要主动放弃特权和追求优势地位，主动实现阶层利益的协调最后实现民族的整合和协调，在经济发展战略上需要走“适度发展”之路，在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需要放弃着眼于精英阶层利益的赶超战略和无法实现的现代化目标，这个目标已经被证明只会导致两极分化，而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破坏万众一心的全民心防，破坏“上下同欲”的准动员态势。 此外以下各项无疑是美国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中国很早就实现了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民族凝聚力强；中国可以使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中国由于处在一个被压迫的地位，会逐步地养成上下同欲和哀兵奋起的态势；中国没有进攻性的战略要求，可以实现力量集中部署；中国经济上比较落后，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对市场体系依赖程度低，在抗战略打击上比较具有挨打能力。 附二、美国的优势 美国决不是什么“多极世界”的拥护者，甚至不是“一超多强”的拥护者，美国需要的地位是完全彻底的主导地位。在世界资源短缺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美国追求的是完全的不受节制和协商的资源分配权，而不是目前在资源占有和利用上的优势地位，这就是美国单边主义的真实涵义。也正是因为如此，欧洲和日本只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分赃者，不是绝对可靠的同盟军，而且日本和欧洲在帮助美国实现其第一步目标之后，必将成为下一步美国的战略对手和敌人。换言之，美国的核心利益最终与所有人的利益，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美国人与自己的子孙后代的利益，也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由美国基于丛林法则的文化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决定的。美国没有完成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在战略打击之下的重建没有可能，一旦被打败存在着民族解体或者国家无法恢复的风险，在战略战争上美国的风险和成本是美国完全无法接受的。 此外美国具有以下优势：美国具有经济技术优势，可利用的有形资源多；美国具有比较多的盟友，但是在战略战争中这些盟友的可靠性，将由他们所受到的战略压力决定，可靠性受到疑问；美国的黑社会效应具有利益流入供分赃，因此种族主义成熟，战争开始阶段本土被打击风险小，具备迅速动员的性质；美国采用前出型军事部署，常规战争的战争损失和风险均小，而且具有战争选择上的主动权——选择战争开始时间和战争形式。 附三、战略的争夺要点 中美军事力量对比，一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在精英主义者智囊那里，好象只要美国跺一跺脚，中国就要不行了，事实远非如此。今天预言一下中美的战争不算是为时过早，因为美国早已实现战略东移，早已宣称中国时主要对手，美国舆论已经对中国进行了多年的妖魔化（相当于古人的“讨敌檄文”），妖魔化就是一种战争舆论准备行为，而且这一次战争不会是常规战争和局部战争，因为对于常规战争和局部战争而言，美国不仅没有优势而且也无法实现任何层次的战略利益。相反对中国构成真正威胁的，在于国内精英主义，在于美国以常规和局部战争撮取全局利益的可能性，在于精英阶层组成晚清和民国政权的可能，这种政权将成为美国政策的驯服工具，这种可能性将是美国进行常规战争和局部战争冒险的最大诱因，所以国内的阶层整合不良才是中国的最大的常规战争风险所在。 以台湾问题为例，如果中国痛下决心予以解决，美国是不是就一定能够保卫台湾，并取得成功呢？实际上即便是美国罄尽全力，也无法在这样的地域占到常规军事优势，更何谈成功。台湾问题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美国所主导，台湾之于美国有两大战略意义：一是作为日本反华的屏障，是美日反华同盟的免费保险；二是台湾可以把中国拖入常规军备竞赛。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争取战略主动权的要点，因此对美国的军事介入要做充分准备和下战略决心。 台湾问题是战略主动权易手的关键，如果中国解决了台湾问题，美国的亚洲算盘不能不破产。不管中国愿意不愿意，这就已经质疑到旧金山单独和约的合法性问题了。无论此后美国是放手武装日本，还是拼凑新的反华同盟，都无法恢复今天的亚洲地位。 在台湾问题解决以后，日本的反华风险会急剧上升，而且如果日本加入ＴＭＤ计划，则日本就等于在第一线成为美国的盾牌。按照美国一贯作风，追求最大利益和优势地位是其死也不会放弃的目标，如果ＴＭＤ技术真的成熟并部署，美国不可能不用来谋取利益，使用核讹诈和核打击的可能性急剧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所承受的战略风险已经上升到亡国灭种的地步。 虽然小布什声称ＴＭＤ和ＮＭＤ计划“保护所有盟友”，但是欧洲盟友一点也不比他更傻，无论是谁参与这个计划，处在第一线的盾牌国家都是没有好果子吃。何况这个计划本身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除非美国能够生产“刀枪不入”的预警卫星，要不然的话，就要在全球部署预警飞机进行二十四小时值勤，而且至少要按照一千公里为节点距离部署，估计只需要几千架就够了。 因此就ＮＭＤ计划本身而言，即使在技术上能够成功也并不可怕。就中国所采取防御态势而言，美国能够发挥出来的常规优势并不十分有效，在战略安全方面美国承受打击的能力和毁灭性风险的能力并不比中国更大，中国的安全态势将能够大大改善，只要是国内措置得当。 从长期而言，中美的互动是一个美国日益孤立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和整体协调的积极政治理念逐步被全世界认同的过程。因为在有限的地球资源制约之下，人类如果要避免全部成为生态难民，或者要避免在核战争中同归于尽，就必须走整体协调和适度发展之路，只有这一条路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出路，而精英主义制度只能给处于金字塔顶尖的那些国家和少数人口以现代化和富裕发达。 后冷战是一场人类理智和良知对丛林法则的较量，是人类进入长久和平或者共同毁灭的关键。争取这个过程向有利的方向发展，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使命和目标，这个过程需要全世界人民在争取生存权利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建立绝对单边主义的努力，遏制美国的种族灭绝愿望，只要是人们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实质涵义，这个努力过程就一定回成功，但是没有迅速成功的可能，这个最后的胜利一定是需要数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努力来争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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