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個 不 屈 的 英 魂-----憶林昭

劉發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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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了，一張笑臉化成一個帶血痕的影子，總在我腦屏中閃現、旋轉、縈繫着。它沒有因為歲月的流逝而稍有減色，反而被時代的激流沖刷得更加鮮明。最近她仿佛變成一個鉛球，沉重地壓在我胸口，使我煩躁不安，甚至喘不過氣來，逼迫我非寫出來不可。倘寫不出，好像無以報答地府的英靈，也無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她叫林昭，是我的大學同學。她長得身材適中，文雅莊重，有一對像燃燒着的火焰般閃亮的大眼睛。她經常在北大校刊和學生會主辦的《紅樓》上發表清新活潑的散文和頗有才氣的詩歌。我記得當年伏羅希洛夫訪華時，《中國青年報》接連發表的兩首歡迎詩歌，就出自她之手。她學習刻苦勤奮，成績優秀，是同學中的佼佼者。但她才多身弱，性格倔強，曲高和寡，有點像林黛玉，同時她又姓“林”（其實她的真實姓名叫彭令昭），因而不知從何時起，她獲得了褒貶參半的“林姑娘”（黛玉）的稱號。因為我和她同級不同班，而我這個來自粵東北山區的放牛娃，在她這位喜歡穿花裙子的上海姑娘面前，未免有些自漸形穢之感；加上我又聽見別人說她“驕傲自大”、“不關心政治”、“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極濃”等等，所以最先接觸不多，交談更少。到了三年級，我們幾位同學組織了一個寫作組，她是組長，我是組員，要商量寫作問題，說話自然多了。她文思之敏捷，知識之廣博，口才之犀利，以及善於思考，是我頗為欽佩的。

五七年“反右”運動在北大開始以後，像她這樣有獨立見解的人，理所當然地最先“加冕”為右派分子。隨着運動深入擴大，即使平庸如我者，只因直言多說了一些與潮流相悖的話，亦未能倖免。命運就這樣把我們變成了“同路人”。

我當了“右派”以後，仿佛從雲端掉入地獄的無底深淵裡，沉浸在憂愁與仟悔之中，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每天除勞動、寫檢查和上課以外，幾乎剝奪了開會、散步，乃至說話等一切自由，而且時時刻刻被監視着。

1958年7月某日， 我們畢業分配的方案已經公布。我明白：只有遙遠的邊疆，才是適合我去的地方，與其被迫，不如爭取主動，報名到陌生的大西北去。但此去前途未卜，自然是凶多吉少，心中忐忑不安。當時我正在談戀愛，女朋友雖然表示願意等待我到“摘帽”以後；但我預感到自己永遠難忘的初戀恐怕不會有好結果……因此，我傷心，我惆悵，我悔恨，我嚎啕大哭，我咬過自己的手指，揪過自己的頭髮， 陷入無窮痛苦中而不能自拔。一天下午5時左右，我低頭走着，校門邊突然有人低聲喝道：“右派分子劉發清到哪裡去？”我吃了一驚，抬頭一看，原來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

“別開玩笑了，我想回校去。”我愁眉苦臉地回答。

“嘿，”林昭突然提高聲調，“回去做什麼？去吃晚飯？”

“不，……我近來幾乎吃不下飯。何況現在時間還早，飯廳沒有開門呢。”我望見她明亮的眼睛裡含着幾分諷刺的表情，茫然和尷尬地回答。

“走！我們到外面吃頓飯去。我請客。”她的聲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不餓，不想吃。”

“哼！飯要吃，而且要吃飽。你不餓？也罷，那你也得陪我去。”她好像有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量。我環顧四周，沒有發現“狼一樣的眼睛”，便轉身跟着她走去。

飯館顧客不多。林昭找了個角落坐下，我沒精打采坐在她對面。當我再次表示沒有胃口時，她向服務員要了一碗肉絲麵，舉起筷子哈哈地笑：“你不吃，我可要吃。”她一邊吃，一邊告訴我：她當“右派”之初，不吃，也不睡；人們說她在流淚，其實她心裡在流血；她甚至曾經自殺（我知道她自殺而被搶救過來，但我沒有勇氣去看她，此時也沒有勇氣追問關於她自殺的細節），可是現在她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北大劃了××多個右派，全國有多少？”她停下筷子，清瘦蒼白的臉上沒有一絲笑容，“反右鬥爭還在全國進行，它的性質、它的意義、它的後果、它對我們國家、對歷史有什麼影響？對我們自己有什麼教訓？我現在還搞不清楚。但我要認真思考，找尋答案……”

我是不容易服輸的人，從前我雖然欽佩林昭的才氣，可是我心裡沒有怎麼服她，況且她的年紀跟我差不多。可現在她卻像一面鏡子照亮了我，我覺得她好像變得高大起來，像個哲學家靜靜地睜着眼睛審視着一切……

我們從飯館出來，已日薄黃昏。夕陽的餘輝染起了北大校園，玫瑰色的彩霞在西山上熾烈地燃燒着，遠處暮靄蒼茫，微風輕輕吹拂，白楊樹葉沙沙作響。北京夏日炎熱開始退去，夜晚特有的令人心曠神怡的清爽涼決開始降臨。林昭忽然停下腳步，說：“喂，我們逛逛頤和園去吧。”這裡去頤和園只有兩站路，乘公共汽車只需5分錢。 傍晚時分，頤和園遊人很少，昆明湖的萬頃碧波，萬壽山的曲徑的清幽靜寂，奇花異木的濃郁芳香棗啊，多麼富有詩情畫意！這正是遊園休憩的好時光。

我猶豫了一會兒，卻說：“算了，時間不早，我們還是回校吧！”我之所以不去頤和園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滅了，也不僅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閒言碎語，而是害怕被懷疑在一塊搞什麼秘密“陰謀活動”，從而在即將分離之前招來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難以逆料的後果。

“……”林昭望了我一眼，似乎想說什麼，但什麼也沒有說。進入校門以後，我們各自分開走了。

不久，我被“分配”到大西北。林昭“罪行嚴重，態度十分惡劣”，本應送去“勞動察看”，但因病留下在北京做資料工作。我離開北京時沒有向她辭行。沒有料到，此行竟成永訣！

1960年春天，我在黃土高原一個小縣一所中學農場勞動。這個所謂“農場”，就是全校師生用钁頭、 鐵銑在貧瘠荒原上開出的幾畝荒地。路邊蓋了一間寬不到3平方米的低矮小土屋，房門用幾塊木板拼成。除了我和一個“作伴”的學生住在小屋內以外，“農場”一無所有。這是一個漫長而可怕的春天。河邊草叢剛剛露出淡淡的綠色，天空常常瀰漫着灰黯的雲霧，寒風襲人，冷侵骨髓。附近農村里不斷傳來餓死人的消息。我雖屬於“幹部”，但根據規定，該縣幹部每人每月口糧從27斤“節約”到25斤，接着“節約”到22斤、20斤，每人每天平均食糧6．666……兩，好在這裡時興一天吃兩頓，每頓供應3．333……兩玉米麵。除鹽巴外，沒有菜，沒有油，沒有任何肉、副食品。縣城裡惟一一間熟食店早已歇業。街上冷冷清清，看不見任何食品出售。只有一所縣醫院門庭若市。我所在學校，除了少數幾個脖頸壯如公牛的食堂管理員和領導人以外，老師和學生有的得了肝炎，有的水腫病，有的肚子疼……我在“農場”雖無事可做，但頭暈眼花，每日翹首兩次開飯時間，而每一次可以領到一塊手巴掌大小、 約2寸厚的玉米麵“花糕”棗這是當地手藝高超的大師傅發明的“增量法”所製造出來的傑作棗和一碗也是玉米麵燒成的湯。幾乎用不着牙齒幫忙，兩種美味食品剛到手便自動滾進我的腸胃裡去了。然而我總覺得“花糕”太少了，倘有一籮，我也可以一次把它吃個精光……一天，我突然覺得兩條隨沉重得灌了鉛似的，腳和小腿腫起來。我一步一步慢慢地挨到校醫室，剛從衛校畢業的年輕校醫，只把我從頭到腳掃了一眼，什麼話也沒有問，就在藥櫃裡找來找去，最後找到一盒中成藥--“銀翹九”，把它塞到我手裡。“這是治感冒的呀？ ”我不勝驚訝地問。他搖搖頭，說：“‘瓜菜代’嘛！但不許多吃，一天只准吃兩顆……”

我的水腫病越來越嚴重，整日昏昏沉沉，但校醫室連“銀翹丸”也沒有了。我知道自己病情嚴重，甚至作好了思想準備：我不能偷，不能搶，也不能逃跑。因為我是……可憐我才27歲！ 最可憐的還是我千里迢迢之外的老母親，因為她在我8歲時失去了我父親，只有我一個獨生子……

正當陷於絕望之時，我突然接到一封來信。那柔中帶剛的娟秀字體，一看便知是林昭的手跡（我到西北後一直和她保持通信）。我撕開信函，掏出、攤開信箋準備讀下去時，忽然一個小紙包跌落地上。我俯身拾起，打開一看：啊，全國通用糧票： 5斤、10斤、15斤……一共30多斤！我急着看信，信中說：知我處境十分困難，她的日子雖然也不好過，可是她飯量不大，吃得少，因而有點節餘，湊了這麼一些，略表寸心，幸勿見外……我把信反覆讀了三四遍，用手帕擦了幾回濕潤的眼眶，心潮起伏久久難平：世界上最崇高的美德，莫過於“捨己為人”；世界上最完美的情操，莫過於“雪中送炭”。在這困難時刻，有的親人為爭奪一點食物而反目為仇，有的夫妻為幾斤糧食而分手離異。而我和她只是一般同學而已，她送我的豈止是幾十斤糧票，而是世間愛人與人愛的無私的情操和偉大的美德。她不僅向我伸出救命之手，而且展示了她那水晶般透明高潔的靈魂。這區區30餘斤糧票，在當時仿佛勝過800斤、 3000斤……難於計量的友情，使我感到渺小的身軀難以承受它的重量。 我趕快回信， 表示萬分感激，信中還真誠敦促她“認真改造”，祝願她“早日回到人民懷抱……”不久，我接到她覆信，大意說此乃小事一樁，不足掛齒，至於足下所說“認真改造”云云，則“你我都是共坐在一條船上的‘旅人”，船若靠岸，我亦可登……”

我對這30餘斤糧票，倍加珍惜，每天限定加買半斤糧票的“花糕”或“黃團長”（黃玉米麵饃饃），決不多加一兩。直到這年夏收以後，我的每月口糧供應恢復到27斤，還有了一點蘿蔔之類的蔬菜。奇怪，我沒有吃藥，水腫病卻不知不覺痊癒了。

可是同年10月以後，我與林昭的聯繫突然中斷了。我給她寫了一封又一封信，都仿佛石投大海。我多方猜測，四處打聽，但都一直未曾聽到有關林昭的半點消息。

1979年，我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即將調回家鄉之前，去看望一個多年不見的老同學。我問她：林昭今在何方？她出人意外地滿懷悲憤告訴我：林昭在文革中被“四人幫”槍殺了！

天哪！這簡直是晴天霹雷，我仿佛觸電一般，說不出半句話來，眼睛頓時掉下簌簌淚水。半天，我才吃力地想起魯迅先生的“忍看朋輩成新鬼”詩句……我要了紙和筆，透過朦朧的淚花，急急草就《哭林昭》詩一首，現摘抄如下：

此世難忘弭難糧，高倩厚藉翰華長。

減君瘦體盤中粒，飽我孤寒病餓腸。

飄零淪落更慘死，噩訊遲聞淚沾裳。

黃土家中眠做骨，驚水長啕怨浦江？

芳魂杳杳難入夢，春草幽幽一樓香。

船靠岸邊君不見，空留遺恨泣同窗……

可是林昭為何而死？怎樣死？死在什麼時間，什麼地方？那位同學也和我一樣，腦子裡全是大“？”。直到“四人幫”被拉上歷史審判台，報上發表了新華社記者穆青、郭超人、陸拂為寫的報告文學《歷史的審判》，才痛悉：“在我們熟悉的朋友中就有這樣一位同志。這是勇敢純真的南國女性，名叫林昭。由於她不願意向風靡一時的現代迷信活動屈服，被關進上海的監牢。但是，她堅持用記日記、寫血書等種種形式，表達自己對真理的堅強信念，心甘情願地戴上‘頑固不化’的枷鎖，過早地結束了自己的年輕的生命。她就義的詳細經過至今無從查考，我們只知道這樣一個消息：1968年5月1日清晨，幾個‘有關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邁的母親，宣告林昭已於4月29日被槍決。 由於‘反革命分子’耗費了一發子彈，她的家屬必須交納5分錢的子彈費。 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聞！……”後來，我又讀到上海《民主與法制》 雜誌1981年第3期《林昭之死》一文，對林昭罹難過程才有較為詳細的了解： 林昭的舅舅許金元曾是中共江蘇省委青年部長，“4．12”事變中犧牲的烈士。林昭的母親早年追隨其兄參加革命，為人民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林昭受其舅和母親的影響，17歲參加工作，參加過“土改”，當過新聞者，在工作中成績出色。1954年她以江蘇省文科“狀元”的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1960年林昭因病回上海以後，與幾個朋友編印了《星火》，她在這個刊物上發表了長詩《海鷗之歌》、《普羅米修斯受難之日》和一些針砭時弊的文章。林昭等因看了“南共綱領”，認為南斯拉夫情況和中國很相似，不妨將自己的意見寫成書面材料寄給有關領導人作參考借鑑。她因而於1960年10月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獄。因為她在獄中堅持真理，從不低頭“認罪”，甚至變本加厲地直接有力地抨擊“四人幫”大搞現代造神運動和愚民政策，終於從有期徒刑改判為死刑，立即執行。林昭的妹妹談到她最後一次探監見到林昭的情景：“一見她，我大吃一驚，她的打扮正與外面一片紅色海洋截然相反。她穿了一件淡色上衣，用白被單當裙子，長長地拖曳在地上。手臂上套着一塊黑布，上面用白線繡了一個‘冤’字。她的頭髮留得很長，齊根扎了一條白手帕，宛如過去戲台上的竇娥……我隔着鐵絲網發呆了。當然，我想我是理解她這樣打扮的含義，這是另一種反抗……”林昭最後一份血寫的遺書是：《歷史將宣告我無罪》。

1979年1月， 北大發出了關於林昭錯劃右派的改正通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複查了林昭案件，於1980年8月22日以滬高刑復字435號判決宣告林昭無罪，冤案終於平反昭雪。1980年12月11日，林昭生前部分老師、同學、友好和親屬在北京舉行悼念會。參加者有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前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聶真，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羅青，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許覺民，前北京大學中文系副主任、人大新聞系主任羅列，北大中文系主任楊晦，楊伯峻教授，樂黛雲教授，作家林斤瀾， 作家、 北大同學劉紹棠、陸拂為等80多人。我未能參加追悼會，發去唁電：“千秋豈短，浦江尚淌顰卿血；四載何長，粵海無平難友心，”以寄悲憤與哀思。

林昭的悲慘命運，令我想起張志新，想起我們這一代不幸的知識分子。林昭的悲劇，難道不是時代的悲劇麼？然而，決定暫時勝負的也許是力量，決定歷史勝負的卻只有真理。被殘暴的“四人幫”所戕害的林昭，雖然倒下了，但歷史已經證明，她是真理的殉道者。她只活了35歲，正當開花結果的盛年，沒有結婚，無兒無女，“質本潔來還潔去”。她宛如夜晚一顆一閃即逝的流星，生命雖短，但那划過天際的璀璨光芒，會點燃人世間許多追求真理的心！

1985年夏天，我遊覽了古城蘇州，參觀了名揚中外的拙政園，駐足虎丘勝景，飽餐了中國的“威尼斯”--蘇州水域的美容秀色。回到廣州以後，有同學問我：去看了林昭的墳墓沒有？“什麼？林昭有墓？”因為我僅僅知道林昭身後只留下一束頭髮。他說：有。那是幾個同學湊錢在林昭的故鄉蘇州給她修了一個墓，----淨土掩風流”。不過，是“衣冠冢”？還是骨灰墓？也許只是一個紀念碑。但即使是紀念碑也罷，我到蘇州沒有去看她，真說不過去，令人黯然。可是我又想，倘見了她，我能說些什麼呢？就說“安息吧，林昭”嗎？對此廢話，林昭的英魂，即使在天堂上抑或在地獄裡，她樂意聽麼？想來想去，我似乎找不到一句適當可說的話，我只默默地對自己說：

“慚愧吧，後死的苟且偷安的‘鬚眉濁物’！”


這裡有林昭的網上靈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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