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着名國際關係學家時殷弘、馬立誠相繼在《戰略與管理》雜誌發表論文，鼓吹親日外交。他們具體提出：（1）不把歷史問題作為兩國間關係改善的障礙；（2）擴大日本對中國投資；（3）不擔憂日本走向軍事大國化的問題；（4）強化日中兩國在東亞政治、經濟上的合作；（5）積極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他們的理由是，如果再放任日中兩國國民間日益深化的敵對情緒的話，很可能導致日本的排外主義與反華情緒高漲，並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的狀態，這是“很危險”的。中國應該全力對付的是宣揚霸權主義與中國威脅論的美國，如果日中關係得到改善的話，中國在對美外交問題上可以獲得使戰略地位進一步提高的“副產品”。日中合作將是牽制美國根深蒂固的警惕中國論調的中長期戰略。

在歷史問題上他們提議：基於日本政府對過去侵略一事的反省與謝罪，“今後應將歷史問題排除在中日外交議題之外”。並就日本擴大對華投資一事，主張“中國領導人應該對日本對華的援助表示出謝意。”

此論當然深得日人之心。日本媒體評論說，論文內容是對中國的歷史認識以及傳統的對日警戒論的重大轉變，具有劃時代意義。然而站在中國的立場，筆者對這一親日論的評價是：在道德和文化上墮落，在世界時局上無知，在國際政治上投機。

為什麼說是道德文化上的墮落？因為他們準備用人的尊嚴和生命的價值作買賣。在任何偉大的文化中，人的生命和尊嚴是高於一切的。任何一個有出息的民族，都不會用這種最寶貴的東西作買賣。看看猶太人。以色列在剛剛建國時，弱小不堪，經濟困頓，西德在關鍵時刻伸出援助之手，要投入重金幫助以色列重建。但以色列國內為此發生大規模抗議，認為不能接此錢。因為死去的人的生命，用錢是買不回來的。當時西德政府反覆表示援助是無條件的，絕無贖罪的意思。最後才被以色列政府接受。筆者剛到美國時，驚異地發現，每到猶太人的受難日，當地的猶太人就開始紀念死難的同胞。在大屠殺中死去的每一個猶太人的名字，都被神聖地朗讀一遍，所有名字要念一天一夜。在我的學校念這些名字的，都是一些二十上下的本科生。大屠殺時，他們的父母大部份還沒出生。可是他們那種虔敬，讓你覺得他們自己親身經歷了那個時代。

美國怎麼樣呢？筆者對美國的社會有過種種批評。但是，你一看美國人的葬禮，一看他們陣亡將士紀念日的儀式，你就會對美國折服。在這裡，過去死難的同胞是最神聖的。誰要敢以此作交易，就等於向全體美國人民宣戰。筆者第一次看了陣亡將士紀念日的儀式後，寫信給國內的朋友：看看美國人是怎麼死的，你就會本能地希望變成她的公民！

日本如何？筆者其實並不是盲目的反日派。日本人對過去死去的同胞，是打死也不會忘記的。日本人若有我們那些親日派百分之一的“理性”，就早把靖國神社拆了。他們參拜的行為，不僅得罪了亞洲人，也得罪了美國人，歐洲人，等於把自己隔絕在世界之外，成為日本走向國際社會、作一個正常的大國的最大障礙。可是人家日本人覺得我們不能因為自己的利益而對不起死去的人。所以，你就是把日本封鎖，人家還是要拜的。

當今的中國，實際上還處於一個民族國家的建設時期。一個民族國家，是建立在其所屬公民的認同感之上的：如果一個人受到別人的侵害，等於所有人都受到了侵害。大家會幫你討回公道。這一點，你看看幾個美國人死在國外，在他們國內會引起多大震動就會明白。他們那種為了幾個人的生命而把國家利益置之度外的勁頭，在我們看來也許也是非理性的。其實這正是他們的力量所在。一個民族國家的精神，其實就是一種公民之間同生死共患難的道德契約。

只有當你意識到如果你有難，其他中國人全會來相助時，你才會懂得做一個中國人意味着是什麼。如果你覺得一旦自己死了，沒有人會關心，甚至其他的中國人包括你的後代會用你的生命作交易的話，這種道德契約就瓦解了。在這樣的社會，人與人之間就會變得爾虞我詐，無端內耗。這樣一個沒有彼此之間的承諾的民族，是毫無前途的。其實孫中山當年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指的就是這樣的局面。

孔子講：“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以色列、美國、日本，其實都懂得這番教誨。反而是我們中國人常常不懂。過去被日本人殺掉的同胞已經死了。他們的利益只有我們才能捍衛。如果我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出賣了他們的利益，我們的後代也會同樣出賣我們。於是社會中人人都會有一種“我死了以後管他洪水滔天”的玩世不恭的心態。應該說，這種心態，在目前的世風之下，正如同“非典”一樣蔓延。中國人一天不懂得捍衛死去的同胞，中國就一天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民族國家。歷史，歸根結底就是記憶。出賣了這種記憶，就是出賣自己的歷史。

　　（原題《我們要做什麼樣的國民──論親日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