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奧巴馬政府上台以來，與一些亞太國家舉行高密集度的聯合軍演，引起了很多關於美國東亞戰略意圖的討論，如沸沸揚揚的圍堵中國論。然而，如果結合奧巴馬亞洲政策的其他面向來看，包括加強與亞細安(ASEAN)的關係、參與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成為東亞峰會(EAS)會員，等等，除了防範中國崛起之外，其政策中影響東亞經濟一體化發展方向的意圖也不容忽略，在服務這個意圖方面，聯合軍演有其特殊的作用。

　　東亞經濟一體化的特點與美國的基本態度

　　東亞經濟一體化，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東亞各國在經濟上形成相互依賴的關係、並開始把彼此看作一個命運共同體，試圖通過某種方式的合作，應對跨國金融資本給亞洲和世界經濟體系製造的動盪，培育該地區相對於其他地區集團的整體競爭力。由於一體化是在東亞各國處於不同的發展水平、存在主權爭端和缺乏戰略互信的環境下進行的，因此採取了在有共識的領域率先開展合作的做法，呈現出以亞細安為紐帶、多種合作模式並存的發展特點(如”10+3”、三個”10+1”、”10+6”、”10+8”等)。目前，相關各國圍繞一體化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三點：一、一體化的範圍是限制在東亞地區，還是環太平洋區域?二、一體化的層次是限於構建自由貿易區，還是朝着超國家行為體的方向發展?三、一體化進程應當由誰來主導?這些分歧的存在，是一體化對區域外國家採取開放態度的一個原因。

　　美國政府認為包括東亞在內的整個亞太地區與其利益存在密切聯繫，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對於該區域的一體化形成了三個基本態度：

　　一體化應當在環太平洋範圍開展，而不應局限於東亞;

　　一體化應當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的框架內開展，而無需另創機制，如果新創機制，美國必須參加進去;

　　需要將APEC改造成一個對其成員更具約束力的組織。

　　這三個基本態度實際上反映了華盛頓的一個關切：亞太地區的一體化不能以削弱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為代價。

　　東亞經濟一體化對美國的主要挑戰

　　但是自上世紀末以來，東亞一體化呈現了一些令華盛頓擔憂的發展趨向：一是出現了未將美國包括在內的一體化主張，例如韓國金大中時期東亞展望小組提出的東亞共同體設想、中國致力於構建的東亞自由貿易區等。2009年日本民主黨提出的東亞共同體藍圖，原本也沒有明確美國在其中的地位，後來迫於美國壓力，才澄清“不排除美國”。二是形成了亞細安與中日韓的“10+3”合作模式以及中日韓關於東北亞經濟一體化的探索，引起了華盛頓對於一體化進程可能被東亞地區大國主導的擔心。三是自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引擎後，在一體化進程中的主導作用日益凸顯，作為對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的反應，中國在東亞外匯儲備庫建設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已啟動了同亞細安的自由貿易區，又將與五個鄰國共同興建湄公河流域鐵路網。中國積極參與東亞經濟合作，被美國某些人看作是其營造地區霸權的一個步驟。

　　奧巴馬政府之前的小布什政府，企圖通過建立APEC框架下的亞太自由貿易區以及和東亞國家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來預防美國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被邊緣化，但是由於主要精力被反恐戰爭牽扯，這兩方面的努力都成效不大，只完成了和新加坡的自由貿易協定。奧巴馬上台後，雖然調整了戰略側重，有心在上述方面取得突破，但在國內高漲的貿易保護主義制約下進展遲緩。在這個背景下，奧巴馬政府在東亞地區舉行的高密度聯合軍演，就具有了超越應對該地區一些具體衝突的涵義。

　　聯合軍演的特殊作用

　　軍演必然要有假想敵，而假想敵的設定又是基於真實存在的矛盾，例如朝核危機、海洋爭端等。作為針對特定假想敵而開展的聯合軍演，演練的就是同盟者如何通過最有效的分工與協同行動來解決共同面對的矛盾，參與者之間在演練過程中容易形成一種命運共同體的認同感。不難看出，通過在亞太地區的一系列聯合軍演，奧巴馬政府無異在提醒盟國和需要爭取的國家：不要忘記你們在該地區還有這樣那樣的矛盾、還有這樣那樣的敵人，而美國有決心也有能力維護你們的權益，何去何從你們要想清楚。

　　在奧巴馬政府受制於金融危機的消極影響以及國內利益集團的壓力，對東亞一體化進程影響乏力的情況下，聯合軍演通過突出亞太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和互信缺失，對於分化10+3模式，衝散圍繞中日韓、特別是圍繞中國可能形成的地區向心力，無疑具有某種作用。

　　但是需要看到，在很大程度上，東亞一體化是東亞各國對西方跨國金融資本損人利己擾亂世界經濟秩序的一種回應，一體化採取什麼發展模式，有其內在的邏輯。只要奧巴馬政府不能從國際金融危機中吸取教訓，不能有效約束跨國金融資本不負責任的行為，不能為建設更為公平合理的世界經濟秩序做出實質貢獻，就難以從根本上阻止東亞一體化向脫離美國影響的方向發展，聯合軍演雖然喧囂一時，也終不免流於虛聲恫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