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準備好了嗎’ 續十：台灣‘出埃及記’
作者：際人

根據歷史記載和考古的發現，台灣與大陸的聯繫有幾千年了。即使是絕對現代意義上的一個國家內的主從關係，從康熙時代的1683年算起，至今也有320年了，比美國獨立的1776年還要早了近100年。今天的大陸與台灣，是處於小分裂時期的關係。

台灣本來並不存在太大的獨統問題，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主要是李登輝處心積慮攪出來的，李曾在1994年同日本右翼名作家司馬遼太郎講過台灣人的‘出埃及記’，他說：“已經出發了，摩西以及人民今後都有得拼的……總而言之，已經出發了。”

‘出埃及記’是《聖經》裡《舊約全書》裡的故事，說的是3000年前猶太人在埃及生活時，因其人口和經濟力量的增長與埃及人發生利益上的衝突，因而備受埃及人的欺壓。於是，先知摩西決定出走埃及，並最後成功地擺脫埃及人的追殺。

言談中，李登輝自喻是台灣的‘摩西’，正在帶領台灣人走出中國。與摩西不同之處是，摩西帶領猶太人走出了埃及，走得光明磊落，而李摩西卻不然，他要將‘埃及’領土拉出‘埃及’。

如果李摩西先生的路最後成功了，雖付出重大犧牲代價，稱他為‘台灣之父’倒也理所當然。但如果他的路走失敗了，為台灣人民造成了本來毫無必要的犧牲和損失，那麼稱他為‘台灣之賊’也並無不可。

繼這位‘台灣之父’後的是‘台灣之子’陳水扁先生。台灣才選了2屆‘總統’，直系的‘父’‘子’抬頭已被這2位台灣領導人搶着用完，以後的台灣摩西們如要再搶‘台灣之X’抬頭的，筆者想只能用‘台灣之孫’、‘台灣之叔’、‘台灣之舅’ 、‘台灣之嫂’、‘台灣之姨’之類的抬頭了，這些抬頭與‘台灣之父’和‘台灣之子’的稱呼差不多嘛，也是很文雅的。

1).回顧台灣的歷史

考古發現已經證明，早在新石器時代，台灣與大陸之間就有了交往，所以與東南沿海地區的早期文化有不少相同的特徵。根據史載，三國時孫權曾派將領衛溫、諸葛直率領萬名將士去台灣，得壯丁數千充作軍士。隋朝時也派兵去台灣擄掠了幾千人口的壯丁。不過在現代意義上，這些做法並沒有說明當時的台灣已在中國的管轄之內。恰恰相反，因為台灣在三國和隋朝時不受當時中國的嚴格管轄，所以東吳帝國和隋帝國才必須要派大軍去台灣掠奪人口。

明朝時曾在福建同安縣設立澎湖巡檢司，但尚無發現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這個機構的管轄範圍是包括台灣島在內的。明代後期的海盜顏思齊、鄭芝龍（鄭成功之父）曾經以台灣為活動的基地，建立過有政權性質的組織。儘管鄭芝龍一度投降明朝，卻沒有把他在台灣北港基地交給明朝。在鄭芝龍轉移到大陸活動後，北港被荷蘭人占據。1661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侵略者，收復台灣，建立了地方政權，奉明朝永曆年號。但那時大陸上已是清朝統治，南明永曆政權已經滅亡了，所以鄭氏實際上是一個獨立政權，與大陸上也沒有主從關係。直到1683年鄭成功之孫鄭克爽投降康熙，台灣才成為清朝的一個府，從此與大陸政權確立了歸屬關係。雖然在1683年以前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它主要是由當地民族自治的，是作為中國內部的一個自治或自立的邊遠政權而存在的。

1683年，清軍進攻台灣，鄭成功之孫鄭克爽投降後的次年，清朝在台灣設府、縣、總兵等官，隸屬於福建省。從此，長期由當地人民自治的台灣島由大陸政權設置了正式政區。

到17世紀末中國的人口恢復了明朝的最高水平，18世紀已經突破三億，19世紀中期達到了四億三千萬的高峰。在南方，與鄰國的疆界已經固定。而在中國版圖內的開墾已深入山區，開墾率已近極限，有的地區已經開墾過度，大量剩餘人口不得不流向兩塊最大的處女地：東北和台灣。經過初期的禁止後，清政府鑑於巨大的人口壓力和鞏固邊疆的需要，終於變默許為開放和鼓勵。數以百萬計和移民使東北和台灣在短期內完成了初步開墾和設置行政機構的過程，在清末先後建立了台灣省，黑龍江、吉林和奉天數省。與此同時，大批移民從內地進入河套、河西走廊、新疆和內蒙古，而在台灣對面的福建、廣東等地的移民則進入台灣。這些都加快了邊遠地區的開發和政區的設置，增強了邊區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甲午戰爭失敗後，根據中日《馬關條約》，台灣和澎湖在1895年被日本占據，到抗日戰爭勝利後才由中國收回，台灣曾經為日本殖民地50年。不過這與日本統治台灣前清朝統治的212年比起來，不算長。

儘管由於列強的侵略和掠奪，這一過程沒有來得及全部完成，但清朝在台灣的移民和開墾最終確立了中國的版圖，為統一的中國提供了人力、物力基礎，一定程度上阻遏了列強對中國邊疆瓜分。台灣省雖一度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但數百萬大陸移民奠定的基礎和與祖國大陸的血肉關係卻不是任何外力所能輕易破壞的，這是台灣從日本奴役下回歸祖國的內在因素。

（參考《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葛劍雄著）

2).國民黨經略台灣和開放黨禁

1945年代表當時中國合法政府的國民黨從日本人手中接受台灣。1947年因國民黨對台灣的不當處理，如金融經濟問題、壟斷權位、經濟獨占、公務員質量低劣，軍警作威作福等原因，因一偶然事件而發生了‘228’暴動。暴動的參與者，不乏有台灣的各種社會精英，但占主要的卻是對日本人更有好感的很多本地台灣民眾，包括大量二戰時為日本皇軍戰鬥和效命的台灣僱傭兵。

國民黨統治台灣後，借日本人在台灣的比較良好的工業基礎，加上它搜刮和掠奪來的幾乎全中國的黃金，共計運往台灣黃金390萬盎司（以今天的黃金價計14億美金）、白銀1520萬兩、美鈔7000萬元，開始了在台灣的經濟建設。經過近30年的專心經濟建設，台灣的經濟已成中高級發達地區，它在60年代的的半導體工業和後來90年代的電子工業，都擠入世界先進行列。

這種經濟成就是以政治穩定的前提下發展的。當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一般人認為政治上的改革為必然趨勢。這種說法當然有一定道理，但趨勢到了何種程度才進行政治上的大手術，則各有不同說法和爭論。民主當然是一件重要的事，但集中也不可或缺，否則很容易變成台灣式的‘民粹’式民主。我們知道現今新加坡政治上的民主程度不如台灣、南韓，但人均收入卻是亞洲第2，甚至超過7大工業國的一些國家。香港的政治在英國統治下亦不民主，但人均收入上亦高過台灣、南韓。我們都知道這個事實，即至少這亞州的4小龍在經濟起飛時，都不民主，都沒有自由選舉。經濟的起飛與民主的發展也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繫。就發展中的大國國情而言，比如說印度與中國類似，幾乎在同一起跑線上開始，但印度的民主比中國的要健全不少，但經濟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卻落後中國不少。舉最客觀的自然現象之一，就海外投資而言，我們知道，海外投資大都來源於發達的民主國家，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民主國家的資本家卻不相信民主與經濟發展的必然聯繫，因為他們更願意將資金投到他們認為民主程度較低，但卻政策靈活和更有創造力的中國，而不是民主化的印度。至少在過去的20多年是如此。

國民黨在80年代末開放黨禁。不過主要倒不是因為它開明，而是因為它沒有辦法或辦法不多。在70年代以前，國民黨對於任何政治上的反對運動都是毫不手軟的，但70年代中台灣有一次示威運動讓國民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兆。當時國民黨和以前一樣派軍隊鎮壓，但這時軍隊裡的士兵已多為台灣人，示威者用閩南語一招呼，這些新兵就下車與示威者站在一起。1975年蔣介石離去，子蔣經國繼位。從那次事件以後，國民黨的蔣經國一則意識到退讓必然是最終的無奈選擇，二則他也不似其父親那樣以不變應萬變，於是開始退讓，最後一退而不可收，被迫開放黨禁。

這種台灣兵不願鎮壓本地人的做法並非只有台灣才有，在大陸同樣存在。在1989年‘民運’期間，北京的武警就同樣因比較同情遊行的北京學生們，而不願太過強硬，導致局面失控。最後，解放軍被調進京平定失控了的局面。不過，與台灣不同的是，以大陸的地大物博，和解放軍部隊裡的軍人都來自五湖四海原因，大陸卻不用太耽心這種問題。

3). 國民黨的分裂

在蔣經國13年間作出一些的退讓中，包括讓台灣人充當政府的各級官員。李登輝即是這樣的一個幸運者，李登輝表面上的惟惟喏喏，掩蓋了他骨子裡的台獨和日本殖民文化因子。但如果說李搞台獨主要是受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筆者倒不一定同意。筆者認為，李要搞台獨，也與大陸在50年代末後的20年混亂有關，因為他和他的同夥們看不出大陸會有出人頭地的一天，即使有這一天他們也不在乎。在這種情況下，極想在歷史上留名的李登輝就很想有所作為了。從歷史的角度看，這種情況在古今中外都有過，在古中國弱時尤其明顯。在中國歷史上的大分裂和小分裂出現得最頻繁，要知道，那些搞分裂的人可都是地地道道當時的中國人。這種離心力的產生與國家的富強與否有較大的關聯性，但與政治人物的野心卻有更大的關係。所謂兄弟打架，父子相殘的事雖然不多，我們卻都聽說過。何況是李這樣的野心家。

在蔣經國死前，他已將自己最信任的人都安插在了適當的位置上：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控制着黨務系統，行政院長俞國華掌管政務系統，參謀總長郝柏村在軍中的權威更無人可撼。1988年蔣經國死後，‘副總統’ 李登輝名正言順地繼了位。接着，李登輝用了5年多的時間，徹底擊敗了被稱為“非主流”的反對勢力的一次次進攻，確立了唯我獨尊的個人威權統治。要知道這‘非主流’派在開始時都是‘主流’派，其勢力的日趨式微，也是李在數年中用本土化排擠外省人後產生的。從這個結果來看，李登輝的隱忍待機直到掌握全局的過程，不能不讓人折服。
李登輝雖然是蔣經國‘欽點’的接班人，但就位之初，由於資歷淺，缺乏班底，一些在國民黨內有實權的勢力並不買他的帳。‘總統’只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按國民黨的體制，國民黨主席才是實際的頭號人物。因此，李登輝首先面臨的就是爭奪黨主席一職。
李登輝的策略主要通過對政治敵手的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借力發勁等手段達到他的目的。這些策略或許一般人在高中時就聽說了或者背過書了，被借力的政客也不會笨到不知道，被分化瓦解的對手心裡更清楚，但不幸卻各自因為利益上的關係而讓李登輝從容地各個擊破。比如，曾為蔣經國秘書的中生代代表宋楚瑜在中常會上，‘臨門一腳’護送李登輝登基黨主席。又比如，蔣緯國代表“官邸派”要挑戰李登輝，卻莫明其妙地受到統獨等理念相同的非主流陣營其他大老的勸退。郝柏村和李登輝曾互相譽為‘肝膽相照’的同志，但不久郝柏村卻受盡侮辱而‘肝膽俱裂’。這些有大陸背景的國民黨資深大佬被李登輝接二連三地排擠出決策居。到了1996年台灣的大選，反李勢力又有林洋港/郝柏村、陳履安/王清峰兩對候選人出馬，各自明知力量不夠不可為，卻各自寧為雞首不為牛尾。

李登輝在執政之初也喊了不少類似‘中國必須統一’的口號，但不久，在台灣的國民黨人和本地人都看出了他的口是心非，都知道李登輝心裡是向着台獨勢力的。李登輝自己也解嘲說：‘我說反對台獨說了100多遍都沒人相信’。

4). 台灣的民主選舉

2001年大選前，大陸的不少關心台灣問題的學者也看出了李登輝的策略，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閻學通教授就撰文分析。閻學通一針見血地指出，李登輝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徹底分裂國民黨，埋葬他所認為的‘外來政權’，他已逐步通過不斷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等手段逐步達到了他的目的。

如果說在早年被李登輝利用的各台灣政客不覺悟，或許可以原諒。但到了連台灣老少，眾多媒體和大陸學者都已經看出問題了的2000年前後，李登輝的政治對手還互相拆台，就有點不可思議了。連戰、宋楚瑜就扮演了這樣不可思議的政治人物。

在2001年的台灣‘總統’大選中，李登輝故伎重演，故意壓制民望和能力都較高的宋楚瑜，而力推民望較低的連戰為總統候選人，同時堅決拒絕完全可以成功擊敗民進黨的‘連宋配’或‘宋連配’。李登輝的目的只有一個，以此為導火線引起宋楚瑜和其它國民黨人的不滿而分裂。李登輝的這種謀略，已經試過多次，其實當時有相當多的媒體政治評論員都已經看出端倪，認為只要國民黨分裂，民進黨就有很大的機會勝出。

不幸的是，國民黨真的再次分裂，李登輝真的再次獲得成功。因為宋楚瑜和他的夥伴們錯誤地估計形勢，認為即使分裂了也可以贏，因此宋楚瑜不惜分裂了國民黨，在2001年大選前成立‘親民黨’，在一段時間中，宋楚瑜的隊伍的確也領先了。但一次誣陷的‘興票案’ 競讓宋楚瑜的團隊從此失去了領先的機會，也讓民進黨從容地一躍成為執政黨。

面對2004年的大選，國民黨和親民黨都意識到不合作只能永遠做在野黨。為此，國民黨連戰和親民黨宋楚瑜為主的泛藍軍，一起商討如何應對民進黨的泛祿軍，國親2黨甚至商量‘連宋配’或‘宋連配’。

但這種合作是否真的成功，人們仍要拭目以待，如果這二位2001年選舉的當事人，在當時都頭腦那麼清晰和審時度勢，恐怕民進黨當時根本上不了台。比如，如果當時宋楚瑜不拉走相當部分的國民黨隊伍，連戰仍可以從容當選。如今宋楚瑜繞着地球走了一圈，從終點又回到了起點。儘管如此，筆者仍認為，如真能面對現實的無奈，爭取團結起來不但是一種進步，而且也是一種智者所為。但要成功，路仍蔓長。

5). 民選政府和台灣的將來

在李登輝開始進行的台灣本土化15年後，在台灣的大中國意識已經全面退化，取而代之的是台灣意識。在民進黨執政後，更進一步推動漸進式的台獨，進一步進行了各種‘去中國化’的活動。

從正常的邏輯來看，如果‘連宋配’能夠擊敗民進黨，固然兩岸能夠有不少趨向緩和的趨勢。但筆者認為不要有過高的期待，因為在野黨變成執政黨後，以前的話是要重新評估和解釋的。就此而言，世界上任何的民選政府都有類似的特徵，這也是政治現實的一種。

即使是大陸最樂見的連宋配獲勝，在未來被迫與大陸進行談判，而為自己政府爭取權益這個角度看問題，也不會與民進黨相去太遠。以筆者之見，這三個不同的政黨只有口號上的不同，就利益而言，並無太多的不同。因為這一切，都受政客們自身的利益、台灣的政治大環境和選民所制約。如果讀者不信，只要去翻一翻世界上眾多的、被同文同種獨立出來的國家的歷史，就大概知道政治的現實和冷酷了。

3200年前，摩西帶領他的猶太人民出埃及時，埃及法老曾派兵追殺，猶太人進入西奈半島之前曾順利渡過紅海，而法老的追兵卻盡被海水所淹。信基督教的李摩西當然對這一聖經故事深信不疑，並祈禱神在未來再次顯靈。

不過不同的是，當年的摩西和子民們沒有帶走任何不屬於他們的東西，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走出埃及，走得坦然而且光明正大，為此神寬容了他們。如今的摩西們卻要帶走本不屬於自己的土地，卻要靠‘台灣之叔’的庇護走出‘埃及’，又走得左顧右盼且神色慌張，神是否還會寬容他們，那是大有疑問的。

於2003。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