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金門》讀後及思考
汪洋

金門，這一福建沿海的彈丸小島，1949年10月我解放軍9千多將士登島，與配備坦克、飛機和軍艦的優勢敵軍作殊死搏鬥。因渡船被毀，後援不繼，乃至全軍覆沒，（陣亡5千多，被俘4千多），成為進軍全中國勝利交響曲中的一個不和諧音。
筆者手頭有三本關於金門之戰的書，一本是徐焰的《金門之戰》（1992年版），一本是叢樂天等編的《回顧金門登陸戰》（1994年版），另一本是洪小夏的《血祭金門》（2001年版）。近來金門之戰的研究已為世人所矚目，對這場悲壯的登陸作戰的描述在各種回憶錄、戰史、論文和紀實文學中屢見不鮮，據筆者拙見，這三本應屬其中佼佼者。
這三本同述金門之戰的書，角度卻各有千秋。徐焰的《金門之戰》囊括了金門之戰到炮擊金門近十年的歷史沿革，對金門之戰的歷史影響作了系統的探討和研究，而對金門之戰本身的研究卻顯得信息量不足；叢樂天等編的《回顧金門登陸戰》因為是當事人的回憶，雖然時隔50多年，理應更具權威性和可信度，但因當事人的回憶角度各異，難以給人以總體上的把握。而洪小夏的《血祭金門》這一經歷了13年，又“難產”的書（作者自語）卻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作者查證了我軍有關的原始檔案，採訪了大量當年參加金門之戰的指揮員、戰鬥員和相關人員，查閱了國共雙方數百萬字的文獻資料，甚至逐日翻閱了1949年10月到1959年近10年的台灣《中央日報》，尤其是對被台灣集體釋放的歸俘所寫的200多份“交代材料”的梳理和調研，為這部近30萬字的著作搜集了100多萬字的資料，使之成為一部史實更為詳實的戰史著作。此外，作者還從參戰人員的個人角度，描述了金門之戰從登陸、作戰、犧牲、被俘、回歸、審查、處理直至落實政策的全過程，寫出了他們的悲歡離合，他們的命運之搏，揭示了“這個只打了3天的敗仗，給那麼多的家庭帶來了痛苦，40年，50年，或許更長更久。”（參戰烈士224團團長邢永生之女邢光生語）。毫無疑問，這部書從正視歷史、反思戰爭的角度都具有催人淚下的震撼力。

金門之戰的歷史價值

“勝負乃兵家常事”，從這個角度來說金門之戰的失敗並無怪異之感，諱言失敗，鼓譟勝利也不是歷史唯物主義。對金門之戰，大陸的沉默和台灣的鼓譟，自有深沉的歷史淵源。由於種種原因，大陸各傳媒諱敗不諱勝。因此，獲悉我軍失敗的消息時，都有一種“怎麼可能”的奇怪的好奇心。筆者本人在“文革”中首次讀到60年代內部發行的《三野戰史》中“漳廈金戰役”一章時的感覺就是如此。
在摧枯拉朽，勝利進軍，解放全中國之際，產生這樣一個失敗是偶然的嗎？無獨有偶：三野有一個“金門”，四野有一個“青樹坪”，時間比金門還早兩個月。南線大追殲，四野49軍145師、146師輕敵冒進，在湖南青樹坪陷入白崇禧部預設的伏擊圈，“蒙受了不應有的損失”（參見《四野戰史》505頁），那也是一場慘烈的戰鬥，只不過損失比“金門”少，“146師損失800餘人，145師亦傷亡470餘人”。事後，曾任東北野戰軍“頭等主力師”2縱5師師長，當時的49軍軍長鍾偉作檢討說：“對桂系 主力的戰鬥力估計不足，認為白崇禧沒什麼了不起。犯了麻痹輕敵的錯誤。”——這似乎又是必然的：大勝之後必輕敵。
縱觀歷史，歷經磨難和失誤，從失敗的經歷中學會原來不會的東西，從這一意義上說：沒有錯誤，只有教訓。金門之戰雖然失敗，但是為我軍的渡海登陸作戰提供了全新的經驗。在四野解放海南島作戰方針制定的過程中，毛澤東多次指示林彪要研究金門戰鬥失利的教訓，切不可輕敵。並指示林彪“向粟裕調查渡海作戰的全部經驗，以免重蹈金門覆轍。”
根據金門登陸三個團分屬兩個軍，無統一作戰指揮的教訓，海南島登陸作戰由四野15兵團統一指揮；
根據金門之戰不熟悉海情、潮汐等變化的教訓，15兵團各部隊十分重視渡海作戰特點的研究。仔細搜集研究風向、潮汐和水流等海情知識；
根據金門之戰登陸點選擇單一敵軍防禦重點古寧頭的教訓，15兵團選擇多登陸點，分割圍殲的作戰計劃；
根據金門之戰渡船不足的教訓，15兵團寧願推遲渡海作戰的時間，千方百計地徵集渡船，並將帆船全部改裝成機帆船；
根據金門之戰兵力不足的教訓，毛澤東指示林彪和15兵團“必須集中能一次運載至少一個軍（四、五萬人）的全部兵力，攜帶三天以上的糧食，於敵前登陸，建立穩固的灘頭陣地，隨即獨力攻進而不要依靠後援。”15兵團遂遵照黨中央和四野指示，集中40軍、43軍強渡瓊州海峽，一舉成功登陸；
根據金門之戰無內應的教訓，在兵團主力登陸作戰之前，15兵團多次組織加強營直至兩個團的規模進行小部隊偷渡，加強島上力量，共8000人偷渡成功，為大規模強渡作有力的策應。（參見《四野戰史》590頁至595頁）；
根據金門之戰我軍船隊無軍艦護航的教訓，15兵團將反坦克炮等大口徑兵器裝上大機帆船，成為護航的“土炮艦”，等等，等等。
海南島登陸戰自1950年3月5日40軍43軍主力成功登陸始，至5月1日海南島解放，歷時58天，共殲敵5個師9個團，計3.3萬人，其中俘敵2. 5萬人。我渡海作戰兵團傷亡、失散僅4500餘人。
金門之戰的失敗成為海南島全勝的前車之鑑，也為解放台灣提供了全新的作戰經驗。如若不是朝鮮戰爭的爆發，台灣早已是我軍囊中之物。
歷史沒有如果，筆者不敢斷言如果沒有金門之戰的失敗，就沒有海南島的勝利。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正因為黨中央、四野司令部、15兵團前指和40軍、43軍領導及全體參戰指戰員的高度重視，認真汲取金門之戰的教訓，海南島登陸戰才打得那麼順利，才能以較小的代價取得全島解放的大勝。

戰俘和歸俘

恕筆者孤陋寡聞，竊以為“歸俘”一詞首次出現，且出現頻率之高，當非《血祭金門》莫屬。
歸俘與戰俘有何區別？戰俘即戰爭中被捕獲的對方軍事人員，而歸俘則是戰時或戰後由於種種原因（逃脫戰俘營或敵方釋放等等），回歸原本軍事集團的被捕獲的我方軍事人員。顯而易見，戰俘包括歸俘和不歸俘。
金門之戰我軍四千多戰俘，歸俘僅九百餘人。除戰俘營死亡和少數脫逃之外，不知有多少不歸之俘。五十多年過去，他們中有多少已成永不歸鄉之孤魂。歸俘又怎樣呢？《血祭金門》用詳實的筆觸描述了他們從求戰的士兵到被俘，戰俘營中歷經肉體和心靈的煉獄，回歸後接受審查和處理，歷次運動的磨難，直至落實政策的漫長曆程，向人們提出一個又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問題：為什麼對敵方戰俘，士兵寬大、優待，願留歡迎，原走發錢；軍官乃至高級軍官，乃至雙手沾滿鮮血的戰犯，進管教所，生活上優待，思想上教育，將其改造成為新人；而對我們的戰友，被敵俘虜後回歸，不僅不優待，反要“劣待”，入“另冊”？為什麼西方國家的戰俘能成為國會議員甚至總統，受到社會的尊重；而我們卻視戰俘為恥辱，待之如叛逆？
戰俘是戰爭的必然產物，戰爭既要達到某種政治或軍事目的，就必須付出一定的軍事代價，除了兵器裝備之外，代價中最重要的是有生力量，是人。現在一些描寫戰爭的影視作品中常有“不惜一切代價”，“某某野戰軍拼光了，照樣如何如何”的台詞，在尊重生命、珍視生命的今天聽起來，真有點毛骨聳然、不寒而慄。
部隊有句老話，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衛幹事來談話”。歸俘由保衛部門審查，這是否意謂：不論他們在戰俘營中的表現如何，均入“另冊”；這是否意謂：在審查之前，他們的“審查”就已結束，“結論”就已做出，只不過在遣詞造句方面各有不同罷了。
志願軍戰俘原60軍180師政治部主任吳德成回歸後受審查時，他的戰友，也是他的審查者原60軍179師政治部主任郭鐵對他說：“除非你在朝鮮死了，才能證明你不是叛徒。”結果吳德成被開除黨籍軍籍，罪名是“叛黨叛國”。（參見《厄運》459頁）
在像郭鐵一些未曾被俘、未經戰俘營煉獄考驗的“幸運者”看來：戰爭沒有戰俘，只有戰士、烈士和叛徒，戰俘一詞應當抹去，歸俘應當自裁，這類對死亡的崇尚是盡忠的表現，是老祖宗留下的千古遺風。反之，如果崇尚生命、珍惜生命，則應承認以下的事實：在彈盡糧絕、重兵圍困、救援不至的情況下，士兵有權做出放下武器，保存生命的選擇；指揮員有權下達停止抵抗，雖然難聽但是現實的投降的命令。除了少數出賣良心，為虎作倀，殘害戰友的戰俘敗類之外，在歷經戰俘營的死亡之旅得以生還的歸俘，理應受到人們的禮遇，受到社會的尊重。
金門歸俘的苦難以及社會對他們的冷遇，使他們背負着常人難以承受的壓力。“幾乎所有的金門歸俘，哪怕是在台灣表現不好、犯有嚴重錯誤甚至罪行，至今仍未平反的人，幾十年來表現都出奇的好。”（見《血祭金門》256頁）這是作者有關歸俘的又一困惑，為了證實這一點，作者在書中列舉了近二十例說明“這些人實在是表現太好了，即便是用優秀共產黨員的標準來衡量也不遜色。” （見《血祭金門》256頁）
說實話，讓歸俘們背負四、五十年沉重十字架的原因，絕大多數不應由他們本人承擔。金門之戰許多歸俘在回首往事時，幾乎都異口同聲說“這三天的敗仗影響了我的一生”。他們至所以成為戰俘，如果追查責任，是不是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是那些輕敵的指揮員，那些“只要一上島敵人准跑”的吹牛家。據說金門之戰的指揮員28軍副軍長肖鋒戰後收養了一些金門之戰的烈士子弟。這能說不是一種懺悔，一種自責，一種求得自我心靈慰籍的補償？在歸俘們背上十字架的同時，他們也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就我軍的歸俘政策，作者曾問過許多有關人員，還對比了美國陸軍條例中的相關條文，還是擺脫不了揮之不去的困擾，說寫這本書“難度之大，幾乎超過我的承受能力”。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值得欣慰的是很多人（包括筆者）都認為，對歸俘政策的探討是全書最為精彩的。
“一將功成萬骨枯”一句只說對了一半，還應加上一句“一將兵敗千俘哭”。因此，在將帥們制定作戰計劃時，是不是應當將減少傷亡作為首要的考慮因素，是不是應當將救援被圍困將士作為應急方案的首要因素？
歸俘政策關繫到軍隊的士氣，關繫到士兵的戰鬥力，也關繫到千千萬萬士兵家庭的幸福。該政策的修改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作者和廣大讀者的企盼。自我國進入WTO以來，“與國際接軌”一詞已成為時尚，那麼我軍的歸俘政策是否也能與國際接軌呢？

金門之戰的現實意義

今天，台灣問題仍然是中華民族必須認真面對的政治問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放棄政治解決台灣問題的努力，也從來沒有放棄當台獨勢力分裂祖國統一之際，動用武力解放台灣的承諾。
筆者愚見，台灣問題有如下解決方案：
（1）政治解決：在中國政府的不懈努力下，在世界輿論的政治壓力下，在大陸沿海武裝威懾的軍事壓力下，台灣當局放棄台獨政策，坐到談判桌前，與中國政府共商和平統一大計，實現祖國的統一，這是最佳方案，也是兩岸華夏子民的共同願望。
（2）武力解決：在台灣當局妄圖使台灣獨立，將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的時候，動用軍事力量，武裝登陸作戰，攻擊並占領台灣，一舉解放台灣。
筆者愚見，即便是在武力解決方案的實施過程中，也不應放棄政治解決的努力，即：
（1）在航空兵器和制導兵器的打擊下，摧毀敵方指揮系統和通訊系統，將敵軍戰鬥力削減30%的時候，給台灣當局一個適當的機會，停戰以政治解決台灣問題；
（2）在奪取制空、制海權之後，我軍成功登陸並建立穩固的灘頭陣地，形成向縱深發展的態勢，並將敵軍戰鬥力削減50%的時候，再給台灣當局一個適當的機會，停戰以政治解決台灣問題。
這種考慮是基於台灣人口稠密，儘量減少雙方軍人的傷亡和平民百姓的傷亡，將各種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如果採取這種軍事和政治交替的方案，能較少或最少損失地解決台灣問題，何樂而不為？
我軍長期在大陸內部作戰，缺乏渡海登陸作戰的經驗，應最大限度地借鑑有限的幾次登陸作戰的經驗，如金門、海南島，以及後來的舟山群島和一江山島的經驗（當然也應汲取外軍登陸作戰的經驗）。金門之戰因是一場失敗的戰鬥，教訓必然刻骨銘心，對於我軍制定台灣登陸作戰計劃的借鑑作用就更為重要。鑑於金門之戰，筆者認為在制定攻台計劃時應注意：
（1）必須熟悉戰場地理狀態，動用一切科技手段和裝備，儘可能詳盡地占有戰場的地形、地貌、海情、氣象等信息資料，以作為選擇最佳攻台航路、登陸方案和縱深攻擊方案的依據；
（2）最大限度地掌握敵情資料，採取一切可能使用的偵察手段和措施，了解敵軍指揮和通訊系統、兵力部署和態勢、兵器分布及性能、部隊戰鬥力及士氣等等；
（3）登陸點選擇，台灣為一多山之島，東部多為山崖，西部為小縱深（最大50公里）沖積平原；台灣本島南北長380公里，寬20至150公里，為一大正面、小縱深戰場，因此多處登陸點和多方向登陸點應是登陸作戰計劃的最佳選擇；
（4）奪取制空權和制海權，應在軍事行動發起日之後，登陸作戰行動日之前，最大限度地掌握制空權和制海權，以空中、陸地和海上武器平台的遠程、超視距打擊力量，摧毀敵軍防空系統、海防系統以及地面部隊的指揮和通訊系統，打擊敵軍戰略兵力集結地，儘可能地消滅敵方有生力量；
（5）集中極強大的優勢兵力和強大的陸海空炮火支援，壓制敵軍防登陸兵器的火力，掩護陸軍第一梯隊登陸成功並鞏固灘頭陣地，向縱深發展；配之以縱深的傘降和機降兵力，掩護陸軍第二梯隊上島，保持有力的縱深戰鬥力；
（6）統一陸海空指揮，明確各軍兵種各級軍事首長的指揮權限和機動範圍，加強陸海空多軍兵種的戰略戰術協調和協同。根據戰鬥發展狀況和敵情變化，加強戰略戰術的評估和檢測，依據評估和檢測信息不斷修正作戰的指揮；注意作戰中瞬息萬變的不可預測因素對戰鬥的干擾，機動靈活地處理戰況。加強通訊系統的可靠性和穩定性，保證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達；
（7）加強裝甲兵在攻島戰鬥中的作用，加強步兵和裝甲兵的協同，裝備足夠數量的水陸兩棲坦克和裝甲車，增強登陸沖灘時的攻擊力；灘頭陣地鞏固後應掩護足夠數量的主戰坦克上島，加強縱深發展的戰鬥力；
（8）加強救援兵力的建設，建立系統的救援方案，加強救援信息的管理，提高搜救部隊的快速反應能力，迅速、可靠、準確和安全地搜救我軍深入敵後或被俘的軍事人員；
（9）加強軍事民主，尊重下級尤其是第一線指戰員的不同意見，不蠻幹，不打莽撞仗，儘可能地減少傷亡。
以上雖然是筆者平時讀書和思考的扯亂談，純屬紙上談兵。但是一旦想到將戰神從魔瓶中放出，筆者立即兩股顫顫，生怕這場兄弟鬩牆的內戰得以發生，而引發無數生靈塗炭的慘劇。願中華不再戰，是海峽兩岸人民的共同心聲。願筆者的這一通胡亂談會付之一炬，則是筆者最大的心願。

2002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