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0月鬧起的朝鮮核武問題越鬧越僵，至今絲毫沒有緩解的跡象。不僅如此，朝鮮半島局勢目前已陷入令人揪心的“危急時刻”。從各方面的反應和許多跡象來看，對朝鮮局勢陷入“危急時刻”這一判斷並不是杞人憂天，更不是危言聳聽。

　　首先指明朝鮮核問題陷入“危急時刻”的不是別人，而是朝鮮的近鄰和有着傳統友好關係的中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7月17日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會上，明白地表露出中國對當前朝鮮局勢的深切擔憂。孔泉說：朝鮮問題正處於“危急時刻”，中國正在想方設法使這一危急局勢降溫，努力勸說朝鮮和美國回到談判桌旁來。

　　中國的自由撰稿人.批評家劉曉波認為金家政權的耍無賴，國際社會已經見怪不怪。就在六方會談的餘音猶在之時，中國副外長王毅在記者會上高調肯定本次會談的成果，而朝鮮人卻在上飛機前發表否定會談的宣示，稱“會談毫無意義”，朝鮮表示，8月27到29日在中國北京舉行的六方會談是“百害無益的會談”，並主張稱，除了繼續加強核扼制力之外，別無選擇,向世界發出核訛詐。讓作為東道主的中共政權極為難堪，只能強化中共高層內部對金正日的厭惡。最近，中共關於中朝關係的一份內參指出：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如果金家政權在發展核武器上一意孤行，中國最終將犧牲朝鮮.而早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以來，中朝關係已經每況愈下。

　　早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中韓建交被金家政權視為“背叛”，曾一度使中朝關係陷於冰點，以至於，１９９３年北京角逐奧運主辦權時，被拯救者朝鮮為了報復其恩人中國，而投下了“壓倒駱駝的稻草”的一票，致使北京申奧失敗。西方的自由國家無法起到的制裁中共政權的作用，卻由另一個極權國家做到了，讓中共政權有苦說不出。

　　北京出於政治考慮，在國內宣傳上，把申奧失敗的責任全推倒西方國家身上，以便淡化朝鮮背後下絆子的政治影響，但是，中國百姓通過其他渠道了解到事實真相，９３申奧失敗是中國民間思潮的轉折點，由八十年代的親西方轉向反西方，民族主義情緒由此濫觴。但是，在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潮高漲的同時，也使中朝友誼在中國人心中的大幅度貶值。

　　因為，朝鮮的下作行為，喚醒了國人對社會主義陣營相互爭鬥的痛苦記憶──中蘇決裂和中越反目，特別是對中越關係的痛苦記憶仍然歷歷在目：曾經幫助北越政權打敗美國的中國和前蘇聯，在北越政權心中的地位卻截然相反，前蘇聯仍然是背後撐腰的老大哥，而中國卻成了兵戎相見的敵人，鄧小平決定對越宣戰時，卻要尋求資本主義美國的支持。我還清楚地記得，１９７９年的中越邊境之戰，在我這代正在讀大學的年輕人心中激起的波瀾。朝鮮的下作行為，因為，西方杯葛中國，畢竟還有制度對立的理由，而且是公開進行的杯葛；而朝鮮背後下手，沒有任何道義上的理由，只能解釋為極端無賴行為。這樣的中朝關係，似乎也到了反目成仇的邊緣。

　　換言之，昔日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兄弟國家，幾乎全部變成了不共戴天的敵人，而西方的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卻變成了可以交往的經貿夥伴。這不能不令中國人重新思索國際關係中的敵與友。這件事，是國人改變對朝鮮的態度的開端，也促使學術界對中朝歷史的重新檢討，相信也會令中共官方重新考慮中朝關係。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改善，中國人的權利意識和民主意識的覺醒，赴朝旅遊的中國人逐漸增多，大陸媒體上披露朝鮮現實和還原中朝關係真相的文章也逐漸增加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已經徹底改變了中國人對朝鮮的看法。當年支持“抗美援朝” 的萬眾一心，已經被金家政權的忘恩負義所代替；當年對朝鮮電影《賣花姑娘》的美好記憶，已經被大量饑寒交迫的朝鮮難民所代替；對矗立在平壤市中心的千里馬形象，已經被大饑荒中的餓孚遍野所代替；朝鮮人現在所經歷的地獄般的生活，甚至比中國的大躍進時期和文革時期更為令人恐怖。

　　我讀過十幾篇的中國遊客的旅朝觀感，無一篇褒揚，哪怕是稍有好感的文字都沒見過。最突出的印象是朝鮮的貧困、封閉、愚昧之駭人聽聞，而在這種表面現象的背後，是絕對極權的國家恐怖主義。

　　朝鮮之生活貧困，可謂是赤地千里，比之大躍進時代的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饑民們為挖野菜而爭奪，為活下去而人相食、而千方百計地逃出故鄉。中國，這個一向以輸出非法難民著稱的國家，卻成為朝鮮難民的避難所。朝鮮難民中的大多數人，並非為了逃避政治迫害，而僅僅是為了不被餓死。“瘦小呆板”，幾乎成為中國遊客對朝鮮人印象的標誌性描述。

　　在動輒上百萬人的盛大遊行集會中，在炫耀武力的閱兵式上，金家政權的濫權、自私、腐敗、殘酷與朝鮮人的畏縮、封閉、愚昧、狂熱相結合，形成了當今世界罕見的極權政治景觀和深重的人權災難，對金家父子的個人崇拜，遠甚於“一句頂一萬句”的毛澤東時代；非自然死亡者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超過１０％，遠遠超過毛澤東時代的最極端時期；就連充當導遊的朝鮮人都負有秘密警察的責任：隨時監視遊客和每天向組織匯報。

　　朝鮮人之饑寒交迫，連充飢的野菜都是稀有食品；朝鮮之政治黑暗，可謂連夢都不敢做錯。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關於朝鮮戰爭的真實史料逐漸進入國人的視野，特別是大量翻譯進來的美國人和俄國人的有關著作，對中朝關係的歷史還原，起到了無法替代的啟蒙作用。

　　現在的中國人已經知道了，即便在毛澤東時代，基於冷戰時期的東西對峙，基於韓戰中的並肩作戰，更基於政制上、意識形態上和地緣上的密切關係，中朝之間號稱是“朋友加兄弟的唇齒相依”、“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然而，金日成和毛澤東的實質關係卻是貌合神離：韓戰的挑起者是金日成，脅迫中國參戰的是斯大林，韓戰使百廢待興的中國付出了超長的代價：生命、財產、國內政治和國際關係的綜合代價。而在被中國人的鮮血代價扶上台的金日成看來，他個人才是保住朝鮮政權的頭號英雄。

　　中國人知道了，在朝鮮，有關韓戰的宣傳，極力抹煞志願軍而抬高人民軍；在勞動黨內的人事安排上，金日成推行“非中化”，清洗掉政權高層的所有親中人物；在前蘇聯和中國之間，儘管中國為朝鮮付出過巨大的人力物力的代價，但金日成顯然更聽命於前蘇聯，而對中國卻三心二意、翻雲覆雨，特別在中蘇決裂之後，金日成基本倒向前蘇聯。只是在前蘇聯解體之後，經濟上無所依靠的金家政權，才又基於經援的需要而使中朝關係升溫。

　　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巨大反差，使國人在西方面前具有強烈的自卑感，移民西方已經成為中國的大多數權貴和大學生的選擇；而朝鮮與中國的巨大反差，又使國人透過極端貧困、封閉、愚昧、好鬥的朝鮮人，經歷一次憶苦思甜般的教育，不僅看到了不堪回首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影像，更珍惜現在改革開放的局面，而且找到了中國人的自傲自尊，並把金家政權視為中國的最大包袱。在國人對朝鮮的蔑視中，也不乏暴發戶式的張狂，正如大陸富豪在香港在西方的揮金如土一樣。

　　同時，在人權意識覺醒的國人的心中，金家政權甚至比薩達姆政權更為邪惡，對朝鮮的鄙視和厭惡已經成為中國民意的主流。如此邪惡無賴的金家政權，誰也不敢保證它不狗急跳牆，做出令周邊國家目瞪口呆的暴行。所以，中國的網上出現“中國樂見金家政權的更替”、“北京對平壤忍無可忍”等新聞標題，網民發出“別管窮鄰居男盜女娼，何苦用十三億百姓的血汗去替他交費！”、“胡錦濤站在美、韓、日、俄一方，絕對英明！五對一，不由小金繼續耍無賴”、“中國應該支持美國的倒金之戰”、“倒金比倒薩更為緊迫”、“讓罪惡累累的金正日接受世界公審”、“如果美韓日進攻平壤，我們中國人再不能發傻去為金流氓流血了”、“建議志願軍再次入朝，不是幫助金家政權，而是解放朝鮮人民”“支持美國滅亡朝鮮，就是支持中央復興東北”、“對付政治流氓，不能用胡蘿蔔，而只能用國際警察的大棒”……的呼聲，就一點也不奇怪。

　　甚至，中國的官方智囊們也樂見金家政權的崩潰，開始鄭重其事地談論：朝鮮政權的改變，實際上不會損害中國的長遠利益。因主張對日關係新思維的著名國際問題專家時殷弘教授認為：從長遠來看，中國可以從朝鮮的崩潰中獲利。將接管朝鮮的韓國自然會偏離日本和美國，傾向於北京。而且，美國軍隊將會撤離朝鮮半島，中國在東北亞的影響力將上升。

　　儘管，北京在朝核問題上的轉變立場與民意之間的關係，還無法用可靠的證據來加以量化的說明，然而，近年來，大陸民意通過互聯網和比較開放的其他媒體來主動參與時事討論的勢頭，正在以迅猛的態勢在民間發酵。起碼有一點可以確定：中共智囊們給權力高層的奏摺中，肯定吸收了大量民間意見，智囊們會利用民意來加強奏摺的說服力，正如胡溫體制要靠親民路線來立腕樹威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