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以來的中日關係，是在風雨中前進的19年。一方面矛盾時有發生，阻礙兩國關係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經貿關係發展迅速，政治、安全等領域的合作也日益加深，雙邊關係在磨合中不斷前進。隨着中國國力的日益增強，中日關係的份量和意義無論在本地區還是世界都具有越來越重要意義。

　　難忘的蜜月——

　　回顧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中日關係，在時間上不得不追溯到在中日關係中具有重要意義的1983年11月的胡耀邦訪日。早在1982年9月日本首相鈴木善幸訪華時，就曾當面邀請胡耀邦總書記訪日。1982年11月中曾根上台後，先後派自民黨幹事長二階堂進、前外相櫻內義雄等訪華，再次向胡耀邦發出訪日請求。在日本政府盛情邀請下，1983年11月，胡耀邦對日本進行了為期8天的友好訪問，這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第一次訪問日本，也是第一次訪問西方國家。在會談中，中曾根建議在“和平友好、平等互惠、長期穩定”的“中日友好三原則”中，加上“相互信賴”，並提議成立日中友好21世紀委員會。胡耀邦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在日本國會發表演講，並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於次年訪華。

　　中曾根到胡耀邦家中做客

　　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首次訪華，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受到19響禮炮的歡迎，這是文革以來中國首次為外國政府首腦鳴響禮炮。中曾根還作為外國領導人首次率家人進入胡耀邦家中做客，首次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同年9月，由兩國學界、政界、經濟界人士組成的“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在日本舉行首次會議，此後基本上每年一次輪流在中日召開，對兩國關係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9月下旬到10月初，3000名應邀前來的日本各地青年，分別在上海、杭州、南京、北京、西安、武漢6個城市與中國青年舉行了為期15天的規模宏大、盛況空前的友好聯歡活動。應該說這段時期中日兩國政府的各種努力不僅將中日友好氣氛推向一個高潮，而且通過“中日友好四原則”的確定、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的成立、青年交流的展開等，為兩國建立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關係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陽光中的陰影

　　在中曾根執政的後期，日本出現一些對中日關係發展非常不利的事情，隨着日本經濟大國地位的增強，日本的民族主義思潮開始抬頭，中曾根更是明確提出“戰後政治總清算”的口號，其核心是擺脫戰敗帶來的“負遺產”，爭做政治大國。1985年8月15日，即日本戰敗40周年紀念日，中曾根首相率內閣18名閣僚正式參拜靖國神社。1985、1986年，日本文部省正式批準的教科書出現修改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記述、否認侵略等內容。日本司法當局在光華寮的產權判定中違背了“一個中國”原則，日本政府卻以國內法的“三權分立”、“行政不得干預司法”為由，遲遲不進行處理。……這些事情的發生為中日關係的發展投下了陰影。

　　1987年11月竹下登任日本首相後，中日關係進入修復階段。竹下登表示：“維持和發展同中國的良好關係，是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1988年8月，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10周年之際，竹下登對中國進行了他就任首相後的首次訪問。除修復政治關係外，竹下將擴大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促進兩國文化交流作為發展雙邊的重要手段。訪問期間，中日簽訂了《鼓勵和相互保護投資協定》，竹下還發表題為《尋求新的飛躍》的演講。直至1989年上半年前，中日關係總體上健康發展的。

　　日本是1989後

　　第一個解除對華制裁的西方國家

　　1989年“六四”風波後，日本與西方各國協同步調，對中國進行制裁，中止了第三次日元貸款的有關工作，嚴格限制對華技術設備出口，政府官員互訪停止，民間友好往來也受到影響。中日關係再次出現停滯。在中國政府的積極工作、日本財界的推動、日本國內友好人士的積極努力下，1989年8月上台的海部俊樹內閣開始設法在西方國家中率先解除對華制裁。1989年11月，日本政府恢復了對華無償援助，1990年11月，正式決定恢復第三次日元貸款。海部首相還在1990年和1991年的發達國家首腦會議上呼籲“不要孤立中國”，強調孤立中國不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1991年1月，大藏大臣橋本龍太郎作為“六四”後的首位內閣大臣訪華。經中日間外長互訪後，同年8月，海部首相訪華，宣布解除對華制裁併恢復日元貸款，將恢復兩國正常交往的過程推向完成階段。這次訪問全面恢復了中日政治關係，使經濟合作得到全面恢復和加強，輿論認為中日關係“迎來了新的蜜月時代”。不僅如此，海部是“六四”後訪華的第一個西方國家首腦，日中關係的解凍對中國當時外交環境的改善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風雨飄搖——

　　1992年4月，在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訪問日本，與日本首相宮澤喜一會談，確認進一步加強中日友好，構築面向21世紀的新的中日合作關係。同年10月，日本天皇和皇后首次訪問中國。江澤民總書記訪日和日本天皇訪華將中日關係推上一個新的階段。

　　用“台灣牌”牽制中國

　　但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受國際環境變化等因素影響，日本國內政界及輿論出現明顯的右傾化，民族優越論再度抬頭，“新國家主義”膨脹，反映在外交上，就是在領土、防衛、歷史、台灣等問題不斷發難，使中日關係出現嚴重的磨擦。1994年，日本政府不顧中國反對，邀請台灣“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訪日，日台實質性關係得到提升，同時日本國內親台勢力膨脹，企圖以“台灣牌”牽制中國，積極推動邀請李登輝訪日。日本首相助理岡本行夫公然表示，“台灣海峽在日本附近，日本是（海峽兩岸）糾紛的准當事國”，“台灣海峽的安全是日本安全條約的對象”。

　　靖國神社·釣魚島·中國威脅論

　　在1995年迎來二戰結束50周年之際，日本右翼再次颳起歷史翻案風，否認侵略歷史，反對國會通過《不戰決議》。1996年，“日本青年社”等日本右翼團體多次登上釣魚島，從事設置燈塔等活動，企圖使釣魚島“作為日本固有領土得到國際承認”。同年7月，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此外，中國威脅論在日本日益得到宣傳，政府的《防衛白皮書》明確提出“有必要關注中國軍隊的動向”。

　　高層保持接觸

　　1996年年末起，在雙方各界的努力下，中日關係的下滑勢頭基本上得到遏制。1997年3月，日本外相池田行彥訪華，與中國外長錢其琛會談，一致同意借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機推動首腦互訪，從而為“正式改善關係”邁出了第一步。9月，橋本首相訪問中國，使中日關係經過全面磨擦後出現改善的轉機。11月，中國的李鵬總理訪問日本，提出指導中日關係發展的五原則：一是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政；二是求同存異，妥善處理分歧；三是加強對話，相互了解；四是互利互惠，發展經濟合作；是面向未來，實現世代友好。這五項原則是對中日建交25年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發展兩國關係的經驗總結，對緩和雙方磨擦、推動中日關係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1998年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20周年之際，遲浩田作為中國國防部長首次訪問日本，使中日安全對話進入一個新層次。接着胡錦濤副主席訪日，受到日本朝野的高度重視，年底國家主席江澤民首次作為中國元首訪問日本，雙方為發展新時期的中日關係簽署了繼《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後又一個歷史性文件——《中日聯合宣言》，還確定了33項合作項目。此後，1999年日本首相小淵惠三訪華，在落實33項合作項目上邁出重要一步。2000年朱鎔基總理訪問日本。至此，中日關係雖然時有磨擦，但總體上還是保持着良好的發展勢頭。

　　艱難前行——

　　進入新世紀後，中日關係進入了新的摸索期。小泉純一郎於2001年4月就任首相後，多次表示“日中關係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並否定中國經濟威脅論，表示中國的發展對日本不是威脅，而是機遇。遺憾的是，小泉出於政治需要和錯誤的歷史認識，分別於2001年8月、2002年4月、2003年1月三次參拜靖國神社，並在最近表示還會繼續堅持一年參拜一次的做法。雖然小泉多次表示參拜靖國神社並非美化戰爭，而是為了不再發生戰爭，參拜不會成為發展中日關係的障礙，但這種解釋根本無法得到中國國民的認同。小泉參拜使得歷史問題再次成為中日關係發展的瓶頸。一方面，中日間經濟合作不斷得到深化，雙方不僅在2002年簽署了貨幣互換協定，而且確立了“經濟夥伴關係磋商機制”，雙邊貿易總額超過1000億美元，其他合作也在穩步發展，但另一方面，政治上的首腦互訪卻事實上處於停頓狀態。

　　當前中日關係中出現困難也是多方面的因素所致，既有小泉個人因素，也有日本國內大環境的變化，如經濟低迷導致的自信心下降、民族主義情緒的急劇膨脹、對中國國力強大的心理不適應等等。

　　在中日關係近20年的歷史中，儘管出現了一些曲折和困難，但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雙邊關係基本保持了不斷發展的狀態，特別是經濟領域的合作成果喜人。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中日兩國合則兩利，分則兩傷。只要中日雙方繼續重視這對雙邊關係，從大局出發，不斷努力，就能在不斷克服困難的過程中使兩國關係不斷得到發展。

青年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