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美之间的矛盾是由于两国的政治制度之争，美国讲“西方”的民主和人权，而中国则讲另一种“民主”和“人权”，由此而使两国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状态。俺认为不是这样。

　　中美之间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而政治制度之争只是矛盾的一个侧面。即使中国实行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中美之间的矛盾将仍然存在，并且仍然存在着进一步激化的可能。

　　还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美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台湾问题引起的，只有解决了台湾问题，才能彻底解决中美之间的矛盾。俺认为不是这样。

　　中美之间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而台湾问题也只是矛盾的一个方面。即使不存在台湾问题，中美之间也仍然不可能建立所谓“战略伙伴”关系。

　　马克思在《**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在他看来，阶级的对立大于一切矛盾，可以把世界看做是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个观点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人类可以按多种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类群，按阶级划分只是其中一种，更重要的是按种族和民族来划分。相比之下，阶级的划分远不如种族和民族的划分那样稳定。绝大多数人都明确地认可自己属于某一种族某一民族，而绝大多数人都不认可自己属于某一阶级，都在拼命地努力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远比阶级矛盾更深刻、更持久。由阶级矛盾而引起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也就远不如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盾更重要、更难以解决。国家民族矛盾重于阶级矛盾，工人和资本家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国的。

　　有趣的是，在当代中美关系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不少认同民主政治制度的朋友，却跟马克思一样，竭力淡化“国家”概念，片面强调意识形态的认同性，这显然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眼下的世界格局，显而易见的是：同为“民主阵营”中的美国和欧盟之间，也是矛盾重重，而一些君主政体的国家，也照样可以成为美国的忠实盟友。由此可见，意识形态问题、民主政治制度问题，显然不是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中美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说，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对于处于强势的美国而言，它是想维护它在世界的霸主地位。对于处于弱势的中国而言，我们是想摆脱霸权主义的控制企图，并且（假如可能的话），也想当一回平起平坐的老大。冷战时期，中国在老毛同志的领导下，敢于从美苏两国的争斗中抽身出来作壁上观，不惜大大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就是因为老人家看到了：美苏之间的斗争，意识形态之争只是表面现象，而实际上是两个大国在争夺世界霸主的地位。在冷战激烈的时候，中国成为两个超级大国拉拢的对象，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纵横捭阖，自然是游刃有余。那个时候，中国的政治制度比现在专制得多，美国也照样假装没看见，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得以加入联合国、促使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并发展外交关系等，这些外交成就都离不开冷战这个大环境。

　　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使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变得显眼了，自然会招致美国警察的关注。尽管我们制定了韬光养晦不出头的战略，但由于我们自身存在的某些问题，例如台湾问题、政治制度问题等，使美国可以拿着这些筹码来一心一意地对付中国了。尽管中国已经开步走向市场经济，尽管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有所进展，尽管中国政府也再三再四地向美国政府表达了进一步改善关系的良好愿望，但是，美国警察依然是不依不饶步步紧逼，使中美关系经常处在随时可能恶化的边缘。是9.11恐怖事件的发生，把美国警察的注意力最终转向了中东地区，通过中美之间反对恐怖主义的共识，中美关系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和合作的契机，不至于走向进一步恶化。

　　眼下，美国这个“世界警察”在中东地区显然是越陷越深了，反恐已经成为美国国际事务的主旋律，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这个主旋律还得唱下去。这对于中国，倒是一个机会。中国需要同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搞好关系，中国需要和平的发展环境。抓住这个时机，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例如认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和平统一，努力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等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有了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到了那个时候，咱们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外交关系中总是抗议和交涉、投弃权票，说不定有一天，咱们也可以当一把世界警察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