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仔细观察分析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对外关系，人们可以发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常态”不但在经济领域里来临，而且几乎全方位地迫近中国的方方面面。只不过在现阶段，中国比较多地认识“新常态”仅仅是在经济领域，而没有意识到在其他一系列领域里的相同趋势。
首先，从时间上也许是个巧合：2014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35周年;再过35周年，恰好是2049年，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
过去35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也带来了许多因成就而带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无论是国内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抑或是对外关系中的许多矛盾，都在过去35年里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时至今日，这些问题都到了需要转型的临界点。
经济领域的转型来得比较快，比较直观，“经济增速的换档期，调整改革的阵痛期，前期经济刺激措施的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效应”，是对这一状态的比较合适的描述。
其他领域中，对中国内外的人们冲击比较大的，是中国的对外关系。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中国对外关系也在面临微妙的转型。只不过，现阶段中国的人们似乎还无法准确定位这一转型的走向和尺度，中国外部的人们对此也就更为莫衷一是。
未来的35年，也就是从2014年到2049年的这35年，将是中国在“新常态”中，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寻求发展的阶段。但究竟如何定义已经或即将来临的“新常态”？如何准确区分“旧常态”与“新常态”之间的差异？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衔接？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握新旧转型之间的“度”，并避免出现其间的思维和行为盲点？这是今天和未来中国面临的挑战。
如前所述，经济领域从“旧常态”到“新常态”的过渡，相对比较容易把握，其研判指标都是相对硬性的：原有的廉价生产要素的消失，本身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凸显，经济下行的重大压力，在在都提示人们，“旧常态”已经过去，“新常态”已经来临，人们必须迅速调整思路，应对“新常态”下的挑战，即便这些挑战本身也是难度极高。
然而，更难的却是在其他领域里对“新常态”的认知和界定，对外关系尤其如此。毋庸置疑，中国对外关系近年发生了几近质变的变化，其特征是：一、外部压力上升(包括领土领海、资源、国际责任和大国定位调整等);二、中国自身战略从“韬光养晦”向“更有作为”过渡，同时伴随以民间情绪的纷扰和激荡。
这些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是30年前，甚至15年前都不存在的。西方世界对中国，不再像30年前，甚至15年前那样愿意施以援手，因为那样做无异于更快地培养一个未来的对手;而中国对西方，似乎也不再像30年甚至15年前那样谦逊，因为中国不但在短短时间内走过了西方一、两百年的路程，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过程中感受到了来自西方世界残留的傲慢，但却同时忽略了中国自身尚存的历史悲情。
当西方残留的傲慢遇到中国尚存的悲情，当中国的崛起极大地冲击了原本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并冲击到世界(包括中国自身)的心理秩序的时候，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原本可以帮助的对象，现在成为对手了;原本可以虚心请教的老师，现在几乎怒目相视;原来可以搁置的话题，现在不再搁置;原来并不是威胁的邻居，现在成了最大的敌人……
在这种背景下，不管各方的人们如何表达善良的愿望，编织美丽的措词，实际情况却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这几年正向着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其间的直接或间接对抗也许只是表面的，而对抗背后的各自心态的变化才是更主要的。
这种心态的变化表现在西方世界就是：中国已成为一个矛盾体，各方在经济上都少不了中国，但在战略利益上又视中国为“瓷器店里的大象”，在接触中处处设防，由此可能更为激怒“大象”。
这种心态的变化表现在中国方面就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被激怒;再加上由于国力上升，中国觉得有能力处理一些以前不能处理的问题，在对外姿态上也就更为进取。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复杂背景下，中国已不再信任西方世界，甚至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愿意虚心学习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
这种复杂心态导致的各种矛盾表现，将成为未来相当长时间里，中国与国际社会心结的主要形态。这种形态是中国改革开放早年所完全没有的，也是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在本世纪头十年都没有的。
这种新型的形态，可称之为未来中国的“新常态”。由于中国在经济体量上正迈向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国际影响力方面势必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因此这一“新常态”可能将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甚至我们可以预言，如果说1979年至2014年的这35年，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旧常态”，那么2014年至2049年的这35年，将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新常态”。
虽然“对外关系新常态”的概念现在尚未普及，但从中国精英到民间，大致在两大问题上存有分歧：一、未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究竟是和平为主，还是以对抗为主？二、即便以和平发展为主基调，在这一框架下，究竟如何处理或把握不回避冲突的“度”的问题？
但跨越这些战略和策略层面，对进入“新常态”的中国而言，下列问题也许更为深刻和重要：一、中国如何处理自己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当一个仰视国际社会的中国消失后，是否就必然代之以一个俯视的中国？中国能否在“新常态”下真正做到与国际社会心理上的平视？二、中国如何处理自身与西方价值观的关系？将西方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是认识上的误区和不自信;中国能否或如何将来自东方的智慧、经验和做法融入“普世价值”？
无论是战略、策略还是其他更加深层的问题，都需要中国的人们在进入“对外关系新常态”时，有一个更加沉稳的心态，以及对世界和对自己的成熟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