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官们先读读下面这段文字：

　　“谁知到得园外，已经人车喧腾，勉强挤进园内，只见石径已被踩得乱石峥嵘，黄土翻身，草坪剃了光头，地皮被千万皮鞋磨得晶亮，小树东倒西歪，大树被美人斜倚着、手攀着、脚踏着，男士则伏在假石上为她摄影留念。人造山涧流出来的水，浓度可比极稀的稀饭;几位身强体健的退伍战士，手持长竿渔网，不是捞鱼，而是捞取池内的废纸、空瓶和吸管。随丢随捞，随捞又随丢。”

　　应该很多人会以为这一段是在形容大陆游客的吧？很遗憾，并不是。这段文字摘自台湾著名散文家、已故的前台大外文系主任颜元叔教授的文章《假日庭院》，记叙了台北士林双溪公园开放之初，他与家人前往参观的场景。很难想象吧，这些对小树、草坪、假石、溪流“上下其手”，又对环境非常不友善的行为，不是陆客所为，而出自于地道台湾人之手。

　　台湾人拿“不文明”行为当成嘲讽大陆人的笑柄，但台湾人的行为就一定“文明”吗？

　　过去台湾小学有“生活与伦理”这一科，老师通过这个教材不断对小朋友耳提面命：“不得当街便溺，随地吐痰，乱丢果皮纸屑”、“不得摇折花木，践踏草地”、“乘坐公交车，不得争先恐后”……等等。这些现在被当成基本生活常识的“规矩”，过去必须经由学校教育内化于下一代，说明了吐痰、折花木、搭公交车争先恐后……这些被我们视为“不文明”的行为，曾经在台湾岛上相当普遍，从而政府以教育的形式“规训”民众什么才是“文明”。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社会还处于“台湾钱淹脚目”财富快速累积的阶段，台湾民众开始有能力出国旅游，世界各地几乎都能看到台湾旅行团的足迹。新闻经常报道台湾旅客在饭店房间抽烟、在走廊大声喧哗而影响到其它住客，因此屡有台湾旅行团被日本或欧洲的饭店列为“拒绝往来户”。我记得当时这些报道还被学校老师当成教材，要我们当个“文明人”、“不要丢台湾人的脸”。

　　今天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却被台湾人拿来当成嘲讽大陆人的笑柄，台湾人总把“阿陆仔”三个字挂在嘴边，以突显自己比对岸同胞来得更“文明”。问题在于，“阿陆仔”这个词是极富敌意的歧视用语，就像现在还是有不少人用“番仔”一词来称呼原住民，或者以“番”、“青番”来形容难以沟通之人。这些强调自我优越与贬抑他人的词在台湾大行其道，台湾还能自诩为“文明”吗？

　　“文明”不过是资本主义体系垄断世界之后的产物，人们只有在维持基本生活之外有所剩余之后，才会追求生活舒适或是文明素质。当人们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谁还会夸谈所谓的“文明素质”？应该理解的是，中国大陆虽然经济快速增长，但整体资源与建设仍无法满足庞大的人口需求，而中国大陆已经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台湾自己在“文明”的道路上这样走过来，我们有什么资格来嘲笑、指责大陆的“不文明”呢？

　　更何况，“文明”与否、“素质”高低这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如同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书中，如此描述他这么一位来自英国的人对中国的感受：

　　我们所有的人都往往会以熟悉的事物来衡量不熟悉的，这或许是一项铁则：我们都是地道的相对论者。当我们看到我们所习惯的行为目的和模式，视之与我们的目的和模式相同。当我们察知到现代化和进步的迹象，我们看成是这个社会或文化正朝向我们的方向发展的证据，只是仍落后在我们后面。

　　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正是拿着“文明”这把剑向外扩张，打着“白种人的负担”大旗，将“文明”传递给“野蛮人”，“文明”不过就是“征服”的遮羞布。就像日本学习了西方的“文明”之后，也学习西方将铁蹄踏入中国，提升“野蛮”中国的“文明”程度。“文明”这档事，伴随着“现代性”把世界区分成三六九等，跟着西方走的就是文明，其余的就是野蛮，日本人看不起殖民地下的台湾人，台湾人看不起战乱下的大陆人。

　　我并不是要说台湾比大陆更“文明”，也不是要说大陆有朝一日会像台湾一样“文明”，我想说的是，两岸之间的“文明”之争完全没有意义。据说现在大陆某些城市的地铁也开始推广台湾人发明的手扶梯“右立左行”，其实学者早已指出“右立左行”会对手扶梯造成伤害，所以台北捷运公司早已取消了这项规定，但搭捷运的民众仍自发“文明”的“右立左行”。“文明”代表什么？我想至少并不等于高人一等。

　　台湾社会现在习以为常把不如意的地方就往大陆身上推，房价高怪大陆，我也听过有人说台湾离婚率世界第一是因为大陆配偶过多所导致的，这些不明就理的怪罪，是集体焦虑的廉价解药，但也是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的障碍。别再把难听的“阿陆仔”挂在嘴边，损人不利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