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截图

　　【环球军事综合报道】10月15日，距离第十届珠海航开幕不到1个月，中航工业飞机设计专家、曾同时担任歼10双座和枭龙飞机总设计师的杨伟做客央视《大家》栏目，畅谈飞机设计。现根据《杨伟：驭龙腾飞》节目梳理文字内容，以飨读者。

　　主持人1：2013年5月2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巴基斯坦进行了正式访问。在李克强总理的专机进入巴基斯坦领空时，该国空军派出了六架“枭龙”战斗机，全程护航。熟悉这型飞机的人都知道，“枭龙”正是由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如此隆重的礼遇，不仅体现了中巴两国的深厚友谊，也体现了对“枭龙”飞机的极大认可，而它的总设计师杨伟却告诉我们，当时在现场执行任务的“枭龙”，不止六架。

　　访谈：

　　杨伟：当时实际上的话呢，是派了七架，李总理坐的这个波音747，然后左边三架，右边三架，那么第七架是，第一个是作为备用机，那同时的话呢，它在天上，在整个机队的后面，它倒飞，然后给我们拍摄了这张照片。后来我拿到这张照片了以后，还是感到非常地自豪，因为我们是自己研制的飞机，在别的国家为我们自己的总理护航。我后来让这个进行护航的六名飞行员在我这张照片上签了字，作为一种珍藏。

　　解说：在杨伟的这间办公室里，很容易找到许多与“枭龙”和歼十系列飞机有关的模型或者纪念品。2001年，38岁的他被任命为“枭龙”的总设计师，而当时，他还在主持着歼十飞机的设计定型试飞，和歼十双座飞机的研制工作。那时候的他，脸上的表情或许没有现在这么淡定。

　　访谈：

　　杨伟：因为在我当总师之前，枭龙飞机干了很长时间。但是呢，很艰难推进。因为毕竟我们和巴基斯坦合作的这一型飞机，你是没有飞机的，你只有思想，你只有草图，然后让两家一块来投钱，特别是以对方来投资经费，一块来研制这个飞机，那人家都说你能给我搞出来不，你给我搞出来是个啥样子，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解说：“枭龙”飞机的研发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巴基斯坦装备的飞机急需更新换代，通过多方比较和权衡，巴方决定在中国生产的二代战斗机歼-7的基础上，与中方合作研制出一款物美价廉的升级版飞机“超-7”。然而，这个合作项目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却经历了许多次沉浮起落和峰回路转，前期一直进行得不太顺利。

　　访谈：

　　杨伟：所以在前期的，无论是谈判还是技术论证工作，还是很艰难的。我觉得至少我的前任两任总师都是很难地把它熬过来的。但是我当总师的时候正好我觉得赶上个好机会，双方决定加速枭龙飞机的研制，一定赶快把这个飞机搞出来，那时候还没飞机呢，也没样子呢。

　　三次考试，三个一分，影响了杨伟的人生轨迹，从“神童”到“天才总师”，他能否改变“枭龙”的命运？

　　解说：一次机遇，或许就是一次人生转折，和刚刚接手的这架飞机一样，杨伟从小到大，经历过命运许多次的拨弄，才有了今天的这一番因缘聚会。按照杨伟自己的总结，他是一个比较会考试的学生，尽管如此，在整个求学过程中，却有三次差了一分的考试，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而其中的第一次，就是他的初中毕业考试。

　　访谈：

　　杨伟：当时这个招生的老师看了这个小孩的成绩，说这个小孩的成绩不错，但是呢不符合，就是按照身体条件，西北工业大学的录取的条件，因为你搞航空，色弱不行，他呢就专门打电话请示了他的系主任，而系主任的话呢是谁呢，系主任是钱学森的学生，我们罗世俊老先生。罗老先生接到这个电话了以后，听说小孩成绩很好，罗老先生当时说，把他招进来，为啥呢？因为我也是色盲。所以他说我在写粉笔，就是板书的时候，我经常红色的和绿色的粉笔，我也拿错。

　　解说：在高中读了一个月之后，杨伟终于接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为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在他的大学时代，班上同学之间的学习竞争十分激烈，也出了不少人才。多年后，杨伟住的那间宿舍，被网上的军迷们戏称为“史上最牛宿舍”，在同宿舍七个男生里，至少出了三位著名的飞机总设计师。而在大学毕业的一次考试中，又一个一分影响了杨伟的人生方向。

　　访谈：

　　杨伟：1982年国家那时候开始，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公派出国留学生了，我们系有一个名额，所以我们大家都在争取。我考成第二，和第一名差一分。所以说，虽说其它科门挺好，但是你差一分，最后这个公派出国的这个留学生是我们另一个同学，那么我呢是在国内学习。我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一分也帮了我的忙，你真正是在国外学习也不会回过头来，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子，能够从事现在的事业和一直做到现在的事情。

　　主持人2：挫折，逆转，磨难，机遇，巧合，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或许杨伟和“枭龙”根本就没可能相遇，而当这位总师和这架飞机的命运之河终于交汇在一起的时候，又会在彼此的激荡与融汇中，给对方的前途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解说：在杨伟和巴基斯坦军方第一次会面之前，有人悄悄放出了风声，这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是个天才总师。这样的说法，给杨伟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访谈：

　　杨伟：人家都说我是天才总师了，我至少得给用户表现出我还是有点天才的，那怎么整呢？实际上在那之前对枭龙飞机知道，但是不熟悉，因为我主要在搞双座和在搞歼十啊。正好他们在谈一个技术问题，挂架的一些问题，我提前两天把这个问题好好消化了一下，那次我见老巴的相当于空军副司令，谈了俩小时，下来了以后，后来他们自己说好呀，很棒，我们来了一个好总师，这是我自己吹牛皮用的。

　　解说：杨伟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对方的信任，不久后他被邀请到巴基斯坦做技术交流，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受到了巴方的高规格接待，从中深深感受到了该国对于这架飞机的殷切期盼。

　　访谈：

　　杨伟：专门给我拉到他们的拉哈尔，有士兵的这种仪式，把这个士兵仪式，这些对大家，对整个公众的仪式搞完了以后，他让所有的士兵“啪”站一排，然后说，杨总你检阅，老百姓哪检阅过部队啊，你说对不对？我后来就问他们，我说是我咋打招呼呢？没法敬礼呀。后来他们底下跟我说，你就把头直着，往前走，如果愿意，看看他们。那一次就把它走过去了，然后到这个，包括到他的比较大的清真寺那儿，它是很高的一个坡，去完了以后，他说待着别动，干啥？从上头两个人啪啪啪啪啪，把红地毯从上面卷下来，让你从红地毯走上去。我是想，这些事实际上他是想表达一种他们国家对这个飞机的这种渴望，实际上另一方面，我觉得确实也起到了效果了，就是当我们研制枭龙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不是在研制一个出口产品，我们真是在研制一型装备，而这型装备真正是要以后能够派上用场，或者起到更好的用场的。

　　解说：杨伟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完成对外合作、出口军机的任务，他更看重的，是在研制“枭龙”的过程中，尝试许多当时的新技术，这样不仅能提高飞机的作战效能，更能为我军战斗机研制的后续发展积累经验。当然，做出这样的选择需要承担相当的风险，对杨伟和“枭龙”而言，机会与挑战并存。

　　访谈：

　　杨伟：实际上任何一型飞机也好、任何一型装备也好，它是个有生命体，它这个生命的最终的体现，是体现在你这个设计团队赋予它的这种精神和最终的意识，这是最重要的。那么你在设计一个装备的时候，除了你要满足指标以外，你实际上是，你有你突出的东西，你有你想削弱的东西，这就是你想让它体现的这种品质和精神。

　　一次次主动选择，让杨伟进步神速，

　　面对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的巨大难题，他能否创造奇迹？

　　解说：做出主动选择，是改变命运的一种有效方式，青年时代的杨伟正是通过一次次的主动选择，不断修正着事业和人生的方向。1985年，22岁的杨伟硕士毕业，他并没有服从学校的分配，而是坚持要到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工作。当时，中国的军工行业并不景气，为了恢复国民经济，“五十年不打仗”、“部队要忍耐”的既定方针限制了很多武器型号的发展，但绰号“猛龙”的歼-10却是战斗机中难得的国家重点型号，对于杨伟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参与这个项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他的抱负还不止于此。进所没多久，杨伟就闯进了总设计师宋文骢的办公室。

　　访谈：

　　杨伟：那时候总师和几个副总师在一个办公室，我还不太认得他，所以我进去了以后，到了以后我就问，请问宋总在哪里？人家说那不就是宋总，我就去了，我就跟宋总说我是谁谁谁，我是哪儿毕业的，他说好，欢迎你。那行，那我说，我来这儿我干啥呢？按理说人家总师管你干啥的吗，他说你有啥想法，我说我能不能跟着你，当你的助手？老头这点比较好，他没说不行，他坐着，他告诉你，我们单位是这样那样的情况，你这个工作的话呢，具体的话呢，到人力资源部，还是人事处，他们具体按照程序会给你办的。

　　解说：对于杨伟提出的“当助手”的要求，宋文骢不置可否。而杨伟也没灰心，他被安排到了一个全新的课题组，面对的是当时在国内尚属空白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的攻关。该系统是第三代歼击机的典型标志，是歼-10飞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技术，难度大，风险高。而在不到半年的工作时间里，杨伟就逐渐展示出他良好的专业素质和组织管理能力，这也为他带来了新的机会。

　　访谈：

　　杨伟：我们的研究室主任就找到我，就说是第一个看你小孩儿，小伙子素质不错，我们打算再新成立一个专业组，你愿不愿意去？我说，可以啊，我觉得挺有挑战，而且也是个新专业。他说，我让你呢去做副组长，主要是带领大家往前冲。那我说，那组长呢？他说我们安排一个老同志在你这儿当组长。我当时心想不对啊，你让我带着大家往前冲，你又给我安排了一个老同志当组长。我另外的几个朋友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呀，他们说你跟主任再说。我正儿八经，我就到主任那儿去了，我就把大家跟我说的事，我就跟他说了，当时我们谢主任。谢主任说对呀，你说得有道理，是这样的，我们重新调整，你就当组长，给你四个人，你们把这个新专业搞起来。

　　解说：杨伟负责的这个新专业要解决的是飞行控制系统的结构问题，装上了这套系统，飞机就改由计算机通过传感器来控制，便捷灵敏，但同时，飞行员和飞机的命运也就完全寄托在了计算机的程序设计上，一旦出了问题，飞行员也无力回天。有些外国专家说，中国人在这方面还是小学生水平。事实上，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即便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连鼎鼎大名的F-16，当年研制和试飞时也曾在这个问题上栽了很多次跟头。

　　访谈：

　　杨伟：所谓电传飞控就是把以前飞行员操纵飞机，他用驾驶杆，但真正飞机的运行是要靠飞机的舵面偏转，那怎么控制呢？飞行员就是一拉杆，舵面一偏，以前这个连接就是靠这个硬杆把它连上。那么现在呢，硬杆给它切断，放一台计算机，这样子的话用计算机来控制。但是如果计算机坏了，你不是飞行员对飞机就失去操纵了吗？所以说这个计算机不能坏，那计算机肯定要坏的，那怎么办呢？你多搞几台计算机，然后呢，让它自己都能知道谁好谁坏。一旦谁坏了以后，不让它干活了，好的再干;再坏一个，再不让它干活了，再好的来干，它是干这个事情的。那这里面的逻辑和研究工作，我觉得是很有挑战的，国内以前没干过。

　　解说：几年之后，杨伟和他的小团队在电传飞控项目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而就在此时，由于研究室发展的需要，这个优秀团队里的很多成员被分配到别的专业当带头人，杨伟有些沮丧，萌生了去日本留学进修的想法，而一次跟总师宋文骢面对面的工作汇报，却打消了他这个念头。

　　访谈：

　　杨伟：汇报完了，我们的主任跟老头说，这个小伙子不错吧，但是很遗憾，他要走了，而且我也同意了。宋总听到了以后，我觉得对我还是影响很大的，就是到了会下，把我叫到边上就说，说了仨字，他确实只说了仨字，别走了。然后宋总就说，我派你作为我的代表在外面执行任务，这个砝码重了，对不对，除了原来那个专业以外，作为总设计师代表，那就是相当于是全飞机的事情，在外面执行任务。那个想都不用想，就没再出去了。

　　解说：而在给宋文骢担任总师代表的过程中，年轻的杨伟也通过与老一辈总师的密切交流，获得了快速的进步。

　　访谈：

　　杨伟：因为作为总师代表啊，我就可以经常把我学的和我看到的，和我想的东西，我就可以直接报告给老头了，那老头看完了以后，他把他的看法也能够直接告诉我。在那个过程里头，我觉得还是老头给予了很多的帮助和指导，还有一个，给了很多的机会。实际上我是感觉，一个人的成长，真是告诉你怎么成长是次要的，给你创造机会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3：在杨伟看来，“枭龙”的研制就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当时巴基斯坦从国外进口了多款飞机，其中就包括美国的三代机F-16，而如何在国产二代机基础上，凭借一系列技术革新，研制出能够挑战F-16，同时满足巴基斯坦军方需求的战斗机，则是杨伟给自己和“枭龙”找的新课题。

　　解说：当时的杨伟肩负着歼十双座和“枭龙”飞机的双重设计重任，一个是急需装备部队的国家重点型号，军令如山;一个是签订了协议的国际合作项目，信誉至上。两个型号的研制节点几乎同步，都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实现首飞。若不能按时交付，不但前功尽弃，还直接影响到国防利益和国家的信誉。为了抓紧研制时间，为技术提升打好基础，杨伟在“枭龙”项目上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

　　访谈：

　　杨伟：我们先赶快把这个(技术)状态冻结下来，先把飞机，先把它飞起来，同时我们开一条线改这个飞机。所以枭龙飞机你可以看得出来，前两架飞机和后面的所有的飞机相比，两个从外观上、从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当时我们是这样确定的。先飞起来的目的在于哪儿呢，第一个要建立信心。要我当时说，哪怕飞得不好，我也要把它飞起来。飞起来，建立信心，给我们留出两年的时间把这个飞机搞好，建立能力。实际上我觉得这种决策到最后对枭龙整个项目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解说：边做边改，为了提高“枭龙”的技术水平，杨伟使出了拿手的绝活儿，那就是他多年来主持研制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对于飞机的作战效能来说，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访谈：

　　杨伟：因为你这个飞机要想充分发挥你的作战能力，那么呢，这个飞机最好设计成我们叫做静不稳定飞机。举个例子，就是我在一个篮球上头，要想放个乒乓球，这个乒乓球你放不上，你只要一放，一偏，它这乒乓球就掉下来了。但是如果要是在碗里头放个乒乓球，这个乒乓球总是在碗底下，所以碗里头放乒乓球就是静稳定的，篮球上头放乒乓球就是静不稳定的。而要把这个飞机设计成这个乒乓球放在篮球上的这种静不稳定，但是靠我这个控制系统要让它稳定。就相当于是耍杂技的，鼻子上顶个筷子，它是静不稳定的，像我们一般人不行，但是你头在这儿摇着，它这个筷子能一直支着。但是你这个系统一坏，那这个飞机不是像石头一样就掉下来了。

　　解说：静稳定的飞机反应慢，动作不灵敏，打仗时往往陷入被动;静不稳定的飞机反应迅速，但是单靠飞行员几乎无法操作，只能依赖计算机控制的电传系统来完成飞机的各项动作，而计算机程序的设计不容许出任何差错，否则就会机毁人亡。为了做好相关试验，杨伟主持研制了地面综合动态试验设施——铁鸟台。

　　访谈：

　　杨伟：这个铁鸟当时在地面在飞的时候，相当于是在天上飞一样。很多专家就跟我们说，你们这个不一定行，不一定能够稳定，不一定飞机飞得像天上飞的一样。我们后来经过了三四年的努力，我们把这个台子建起来了，把这个系统搭起来了，把它研制出来了。那一下子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地激动。从来没见过，虽说以前数学公式上也写的有，计算机上也写的有，但是真正在台子上，能够把它飞起来，而且按照自己的意愿能操控起来，我记得当时在场的几个我们年轻人都是有点眼泪哗哗的。

　　解说：杨伟他们的铁鸟台，是我国首次研制成功的飞控综合仿真试验模拟设施，得到了评审专家的高度评价，但是对他来说，真正的考验还是歼-10飞机的首飞。

　　访谈：

　　杨伟：我们歼-10是1998年3月23号首飞的，作为这型飞机的首飞，考验的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因为这个飞机是不稳定的。国外一般像这种不稳定的飞机，他一般怎么做呢？他先把这个飞机调出个重心，先把它调成稳定的，就先让这个飞机变成碗里装乒乓球。然后的话呢，等飞得比较成熟了，逐步地逐步地再调整这个重心，再把它变成是篮球上放乒乓球。但是我们周期紧哪，我们部队需求紧哪，如果按照那个过程的话呢，那个周期很长，所以当时我们提出建议，后来宋总拍板，我们这型飞机首飞就是静不稳定的，这个是国际上在我们之前没有过的。

　　解说：静稳定状态的飞机一旦失控，还能在飞行员操纵下回到正确轨道，而静不稳定的飞机万一出了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一头栽到地上，所以此时，这架歼10的命运完全取决于飞控系统的设计是否正确。

　　访谈：

　　杨伟：首飞飞行员是雷强，以前我们每一次在他滑行之前，我们都要在飞机边上，拿着我们的小电脑都要检查好。最后的话呢，那时候我们和飞行员通话是没有耳麦的，就靠手势，所以一般我们ready了以后，就准备好了以后，那我们就举个大拇指头，他就知道我们这检查好了。那一次因为要首飞，那我们，他很紧张，我们实际上更紧张，对不对。任何一点错，遭在我们手上，那这个事情就太大太大了。所以我们那次检查了两轮，就计算机自动检查，他在座舱里头，发动机就开着的。等到检查完了以后，我那一次给他看了两个，双拇指头，他到现在都记得，这实际上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信心的传达，就告诉你绝对没问题。

　　解说：由于杨伟他们设计正确，试验充分，使得极具风险、技术难度巨大，最令人放心不下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成了最让试飞员放心的系统，而这也保证了歼-10飞机首飞、试飞和设计定型的成功。直到今天，歼-10飞机从未在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方面出过故障，这无疑是世界军机史上的一个奇迹。

　　主持人4：数字电传飞控系统研制方面的成功，不仅大大提高了歼-10系列飞机的作战效能，也证明了杨伟出类拔萃的设计和管理能力，让他在主持“枭龙”等机型的设计时，更为大胆地尝试新技术和新制度，让它们得以在原有基础上脱胎换骨。

　　解说：出色的数字电传飞控系统，让“枭龙”如虎添翼，再加上先进的航空电子系统和独特的气动布局，使这一款飞机的设计水准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隐然有了足以挑战三代战斗机的风范。特别是蚌式进气道和边条翼，更提高了它的作战能力。

　　访谈：

　　杨伟：这个就是咱们枭龙飞机的边条，它的主要作用是在这个飞机进行大迎角飞行的时候，气流在这一块卷两个大涡，这两个大涡卷到这个飞机后边的机翼的表面上，把这个飞机抬起来。我们这个大边条的话呢，是国际上比较少用的。另外的话呢，这个是飞机的进气道，发动机靠这个地方进气产生推力。咱们这个进气道，采用的我们叫无隔道进气道。相当于是这个气流进去了以后，靠这个鼓包合理地把气流压缩，把这个能量提起来，使得这个进去的能量很大，这样子呢，飞机的推力很大。我们在这里呢还有一些，打了这些小孔，这些小孔的话呢，主要目的就是把这个低能量的气流把它吸走，这个进气道也是非常创新的。而且你这样设计好了，它设计很复杂，但是生产、制造、使用非常方便。整个这种类型的进气道，全世界实际上除了美国人在F35，就是第四代战斗机上使用了以后，我们相当于是第二个使用的。我们比这个F35服役还早，大的原理相当，但是实际内容不一样。我们这个是有附面层吸附孔的，很多其它飞机是没有的。

　　解说：除了采用多项新技术之外，从设计的源头开始，杨伟就建立了“枭龙”飞机研制质量成本控制制度，从而使它有了很高的性价比。2003年8月25日，“枭龙”飞机迎来了首飞的时刻。而此时，身处指挥台的杨伟，倍感压力。

　　访谈：

　　杨伟：那么在歼-10成功完成首飞的这个基础上，五年后你年轻人接班，承载的不光是中国人还有外国人的这种，以及还有历程很长，有很多老专家的心血在你手上，你要有一点闪失，你对不起呀，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没理由啊，你说我有很多探索的东西我没搞到，人家这五年前都飞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是，但是认真来讲管你什么飞机，只要是新飞机它都有风险。

　　解说：“枭龙”从冻结技术状态到实现首飞，历时仅仅23个月，创造了我国飞机研制历史上的奇迹。而杨伟和他的团队在这一过程中，也和“枭龙”一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众人瞩目之下，“枭龙”在空中稳稳当当地飞行了十七分钟，当飞机安全落地的那一刹那，杨伟心中百感交集。通过后续研发，“枭龙”的状态不断提升，其表现和潜力令人惊叹，不仅达到了巴基斯坦用户提出的综合作战效能，也为我国未来新机研制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访谈：

　　杨伟：所以在枭龙的研制里头，更进一步我觉得是让我们、包括我们这个团队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一种转化。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先搞两架飞机，同时我们就改飞机。实际上我们这个飞机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已经把它内涵变化得很多了，认真来讲也是作战的能力提升了很多。我觉得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讲，实际上不光是总设计师，是整个一个设计师团队来讲，有了这么一个历练的过程，认真来讲，傻子他都得能够把它变得好。所以这个过程的话呢，我觉得确确实实在我成长里头，我觉得事业的基础给了我非常肥沃的土壤，剩下的就是小苗苗自己长。

　　解说：2006年4月，装配了国内最先进的完整航电系统的枭龙飞机又成功实现了首飞，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这款身形小巧、脱胎于二代飞机的出口型战机，在杨伟他们的努力下，其综合能力超过了F16的基本型。2007年3月，“枭龙”飞机成功定型交付，受到了巴基斯坦军方的热烈欢迎。而身为总设计师的杨伟，也体会到了极大的喜悦和自豪感。

　　访谈：

　　杨伟：他们的国庆日是3月23号，我们就是3月十几号交的，他们希望这两架交付了以后，一个星期就参加国庆阅兵。所以我们把这个飞机交过去了，他们赶快把这个飞机上头涂上他们国家的国旗，你看那个飞机上涂的那个国旗。我们就在他们的首都伊斯兰堡，在现场活动的时候，天上就飞着飞机，当时有人说这飞机就是明天要展览的飞机，那有的人就说这是谁的飞机，我这一看，就是咱枭龙。所以第二天国庆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是摆的是最高位的，首排的就是我们两架枭龙飞机，进行相当于国庆阅兵的这种展示，那时候在底下看着咱们的飞机在天上，还是觉得比较自豪的。

　　解说：目前，“枭龙”飞机还在不断推出改进型号，形成系列化发展，很快将具备空中加油能力，“枭龙”双座机也列入了研发计划。而就在“枭龙”首飞的同一年，杨伟担任总师的歼十双座飞机也成功首飞。此后，他还担任了几个新型号的总设计师，把猛龙歼-10和枭龙飞机研制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消化融合，发扬光大。在这个过程中，杨伟和他的飞机设计团队也加快了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脚步。

　　访谈：

　　杨伟：你作为军工行业也好，它是个博弈的行业。在我以前，我和对手差距比较大的时候，我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我是要进行追赶的。而我追赶的目标，我可以坚韧不拔，快速往前跑。但是当我比较平行的时候，我不敢说我现在很平行，但是我基本上在一个大的水平线上的时候，再往前发展的时候，认真来讲，方向就是最重要的。

　　解说：杨伟现在特别忙，在办公室、专用会议室和试飞现场，他几乎每天保持着三点一线的状态。中午在办公室吃盒饭，晚上加班不一定到几点，最多的时候一天连开八个会，可尽管如此，他却有着强烈的充实感和幸福感。

　　访谈：

　　杨伟：我觉得我是个幸运儿，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没有踏上点，而且还跑得还快。我自己有的时候把自己形容成叫惯性比较大，也就说穿了，爱上这一行了，干了这一行了，这一辈子也打算就交待在这一行了。在这之前，你说还有些，在年轻的时候还有一些蹦蹦跳跳，还有些这个东想法，那个西想法的，现在我觉得是很浓缩的，就是要干这个事儿，认真来说也爱上了。还有一个，我自己评价，其它的也不会干了，也只会干这个了。

　　主持人5：从一个天才少年，到一位杰出的总师，杨伟和他主持设计的“枭龙”等飞机一样，在飞速成长的过程中，给人们带来许多新鲜感和意外的喜悦。如今，杨伟肩负重任，却依然年轻，我们期待他和他的团队能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和更安宁的一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