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逐渐发觉世界上表达感情最多快好省也最为激动人心的办法就是唱情歌。情歌跟小说不一样，都很短小精悍，几分钟就把心事说完了，小说，尤其是长篇的，罗哩罗嗦的，要好长时间才能搞清楚到底在说什么。而且情歌一般都开宗明义，一上来就敞开心扉，让人对歌者的用意一目了然，不会似是而非地把人搞糊涂。比如著名的情歌天后邓丽君唱的一首歌开头就是：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这一辈子有那么多情人，像有名的成龙，秦汉等，过得丰富多彩，得归功于她情歌唱得出神入化，老少咸宜。而我们才华横溢的夏济安――夏志清的哥哥，白先勇在台北大学外文系的老师，搞了一辈子英美文学，读尽了天下小说，可以说诗书满腹，可是在西南联大追求一个女学生却没成功，并因此单身了一辈子。夏志清后来将哥哥的日记整理，出版了《夏济安日记》，看了他追女学生的描写，真替他窝囊，要是有条好嗓子，再唱一段“教我如何不想她”，哪至于这样啊。

情歌与诗歌相比一大优势是歌是由人来唱的――人的喉咙是天然的乐器，比那些人造的什么钢琴，小提琴，二胡和笛子等，音色都更加复杂，表现力更丰富，因而感染力也更强。人的五官，嘴巴和眼睛都有开关，只有耳朵没有，所以情歌一唱，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很霸气。而诗歌写到纸上，读的人也许看了，也许没看，也许看了一部分，效果就大打折扣，难怪像叶芝那么有名的诗人追求女朋友都受挫，写了那么感人的《当你老了》(When you were old),  直到他老了，女朋友也没追到手。

我家有一盘猫王的录像带，我的老天爷，他开音乐会的时候，Love me tender, love true, 一句歌还没唱完，台下观众就又尖叫，又跳跃，又哭天抹泪的，全都跟疯了似的。虽然有人曾蔑视猫王的歌，说it is junk food for the brain(是头脑的垃圾食品)，但他这辈子（跟邓丽君一样短命，也是40多岁就去世了），收到的情书论麻袋装，走到哪里都有无数女人追随着他，对异性好比强磁铁一样有吸引力，不正说明两性关系其实是很肤浅的吗？如果把它人为地搞复杂，结果就是叶芝和夏济安的下场。

我的少年时代是没有情歌的。那时候，我们唱的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让我们荡起双桨”，特别的天真烂漫。而且，不像有些人家很有小资情调，我父母都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革命得不行，家里绝不趁留声机之类的腐朽的东西，因而我也无从听到广播里没有的靡靡之音。所以说起唱情歌，我不仅后天失调，先天也是不足的。

后来，就恢复高考了，大家突然一门心思搞起了学习，别说情歌了，连双桨也顾不上荡了。

我十六岁考上了大学，很不幸地进了工学院，而且赶时髦学的跟情歌最不沾边的电气工程。同班的30个人里有26个是不解风情的理工男，特别不风花雪月，像弹着吉他给女生唱情歌之类的事绝没有在我们系发生过（最后发现有个别男生跟别的班的女生去风花雪月了，虽然并没有成功）。

我小时候悄悄跟我与父母单位管图书的阿姨搞好了关系，借那些新出的小说比如《闪闪的红星》，《镰刀弯弯》等革命小说之余，阿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我拿几本当时被划为“毒草”之列的书，比如莫泊桑的《她的一生》和司汤达的《红与黑》之类的，深受这些弯弯绕绕的文艺小说的毒害，不自觉地扭扭捏捏地端着个架子，根本没学会情歌那种直接了当地表达感情的方法。结果，我在大学就没谈过恋爱，成为心中永远的痛――当然，我们那时谈恋爱也是遭到禁止的，系团总支经常开会告诫我们，国家出钱让我们读大学，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唧唧我我上（学理工出身的团总支老师不认识“卿卿我我”），闲着没事要多学习，不要听那些非非之音（老师也不会念“靡靡之音”）。

一转眼到了网络时代，现在唧唧我我和非非之音都成了主流了，人们不仅唱情歌，都能在网上谈恋爱了。弯弯绕绕说到现在，切入主题：老地雷组织这个情歌会是非常好的，非常有意义的。对于年轻网友来说，练好了情歌，就会跟猫王似的，谈恋爱所向披靡；对于不那么年轻的网友来说呢，一可以补上没唱过情歌这一课，二可以教自己的孩子唱，这一代赶不上了不是还有下一代和下下一代呢吗？总之，唱情歌让人轻松愉快，又能更成功地恋爱，百无一害。

对于我自己来说，回想当年不会唱情歌，这只是半句话，后半句是：放眼今天依然不会唱，大概基因里缺乏柔软细胞，多么温柔的歌都能让我唱得硬邦邦的。想想自己缺乏独唱的能力，特意绑来了一只美声大碗无所谓网友，跟我合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来凑地雷情歌会的热闹。这首歌是中国六十年代的一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的主题歌，由雷振邦根据塔吉克民歌改编的词曲，流传很广，可以说家喻户晓，因此就不贴歌词了。我唱得毛病不少，气息有问题，后边的合唱不齐，显然是我的问题，请大家多包涵。

感谢你们。I love you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