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这个周末，我驾着车漫无目的地在上下城穿梭。朋友在电话里与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我们的话题关于老歌，从二十年代一路数来，每一首老歌都是故事。

　　傍晚回到家里，从古朴的木柜翻出几张黑胶唱片，当唱机臂轻轻放下的时候，那些老歌老故事，柔着咖啡的香味，在房间里弥漫。此情此景，令我萌生写下这些故事，这就是我开设“老歌老故事”栏目的由来。

　　　　　　　　　　　　　　　心上的人儿
　　　　　　　　　　　　　　　有笑的脸庞
　　　　　　　　　　　　　　　她曾在深秋，给我春光
　　　　　　　　　　　　　　　心上的人儿
　　　　　　　　　　　　　　　有多少宝藏
　　　　　　　　　　　　　　　她能在黑夜，给我太阳
　　　　　　　　　　　　　　　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
　　　　　　　　　　　　　　　我不能够让谁吹熄胸中的太阳
　　　　　　　　　　　　　　　心上的人儿
　　　　　　　　　　　　　　　你不要悲伤
　　　　　　　　　　　　　　　愿你的笑容，永远那样
　　　　　　　　　　　　　　　　　　　　――陈歌辛：《永远的微笑》

　　很久就想写这首歌。

　　第一次听《永远的微笑》是初中，那时根本不知道陈歌辛。记得那个暑假里，我们兄姐几个翻来覆去地听着同一首歌。所着迷的，是周璇那把轻轻袅袅的嗓音，明丽而干净。

　　上高中那年，同座的女孩送我一张蔡琴的唱片，才知道周璇之外，还有这样完全不同风格的演绎。说实话，我更喜欢蔡琴声韵里那份成熟，那种直达心灵的表述。躲无法躲，直至如今。

　　曾有好几位歌手唱过这首歌。像李心洁、潘迪华、柯以敏、还有罗大佑。

　　如果要一一评价，李心洁唱得很单纯。她的声音毫无装饰，让你想起在街的某个拐弯的地方，一袭白衣的女孩从阳光里盈盈走来，让你很舒心，毫无负担，就是那种感觉。

　　我的朋友告诉我，她更喜欢潘迪华的演唱。这些天我找岀潘迪华的CD，反复听了几次，感觉一如从前。或许她唱得太过沉静，太过刻求完美，完美到连气音都无法找出一丁点儿可挑剔的地方，所缺少的，是令听者失去了那种一下子“愣”住的窒息，这是她不如蔡琴的地方。

　　对潘迪华的歌，历来的感觉是，没有特别的好或不好，本来“缺少大气”这几个字是不能用在歌手身上的，但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相反，柯以敏就可用“大气”两字来概括。

　　在我印象中，柯以敏没有唱过《永远的微笑》，但原在上海990电台当过主持的朋友很肯定地告诉我，她说柯以敏把这首歌演绎得很好很好，配器部分更趋完美，既然这么肯定，我想《永远的微笑》有柯以敏版应该是错不了的，可惜我没有听过。

　　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风飞飞版，据说还有李纹版，我想这些都不是我所关心的，因为不值得。

　　但是，《永远的微笑》应该有罗大佑版。今年春节我在广州天河书城买到罗大佑“北京－香港演唱会”的DVD，同样是这首歌，却让我伤感让我感慨让我恍恍惚惚。好像就是眨眼间，那个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的光阴故事，就这样远远的走了。然后，我们开始老了，大佑的歌声，更加孤独悲怆充满使命。

　　其实何止是我，以及我们，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呢？

　　半个世纪后，台湾作家龙应台在上海问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者陈钢：“你晓得三十年代一首老歌叫《永远的微笑》？那是我母亲爱唱的歌。当我只有两个酱油瓶那么高，拉着她裙角跟她上菜场时，她唱这支歌；到现在她白发苍苍我得牵着她的手带她过马路了，她仍旧唱这支歌，唱的时候眼睛闪着我所熟悉的年轻的光芒。这样的一支歌，随时随地可以勾出我的眼泪来，它使我想起母亲的垂垂老矣，更想起那留不住的栀子花香少年时。”

　　龙应台说完这番话，陈钢将两手搭上琴键，音乐像雨点打进池塘一样淌开。他告诉龙应台，“当然知道，这首歌是我父亲当年写给我母亲的曲子。”

　　龙应台在《上海的一日》里这样写道：“他低着头弹琴。我难以知道他心情的流动，但是钢琴声使我晕眩，如立深渊边缘：一支歌，像一条河，也有它的流域。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越海峡，穿过半个世纪的冉冉光阴、穿过深不可测的历史漩涡，我竟然来到这支歌涌动的源头，在上海一架钢琴边。”

　《永远的微笑》不只是一首歌，也是陈钢父母坚贞爱情的凝结。

　　陈钢说，这首歌是他的父亲陈歌辛为母亲勾画的一幅音乐素描。“爸爸说，妈妈像蒙娜丽莎。她有圆圆的、蒙娜丽莎式的‘笑的脸庞’；她，有那望不到底的、蒙娜丽莎式的‘心的宝藏’。她是爸爸‘深秋的春光’和‘黑夜的太阳’……”

　　1934年，年仅17岁的上海吴宫饭店大经理的干金小姐金娇丽，嫁给了比他大三岁的音乐老师，一位风流倜傥、目空一切的穷书生。

　　金娇丽认识陈歌辛时只有十六岁，她是学校的校花，且在新新公司楼上的玻璃电台担任播音员，还频频在话剧舞台上出演。她在家书中这样写道：“我们是师生恋。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好的是，他在上课时穿了一件熨得很平整的淡蓝竹布长衫，而且半件已洗刷得发白了。我喜欢上了这英俊青年，认为他‘穷’就是好!”

　　新婚的生活满足而甜蜜。在那华格臬路(现宁海西路)的老屋里，幽雅动听的天籁之音不绝于耳。陈歌辛或用他低沉浑厚的男中音演唱《伏尔加船夫曲》，或端坐于琴前，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那飘忽的钢琴声飘落在远远的街头，深远而情长。

　　这筑爱情之窝，温馨而安逸，不但令陈歌辛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而且还与金娇丽创造了四个小生命。

　　至今我们听到的《恭喜恭喜》、《梦中人 》、《玫瑰玫瑰我爱你》、《花样的年华》、《苏州河边》、《凤凰于飞》、《永远的微笑》、《蔷薇处处开》、《夜上海 》、《三轮车上的小姐》，以及《不变的心》、《初恋女》、《渔家女》、《小小洞房》等等，无一不是出自陈歌辛的手。可以说，他是中国流行歌曲之父。

　　　　　　　　　　　　　　“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
　　　　　　　　　　　　　　　我不能够让谁吹熄心中的太阳……”

　　这组优美对称的歌词，于陈歌辛来说是那样苍白无力。他好像已预感到生命的短暂，春光的仅有。他似乎预感到生命中的太阳，会被飓风吹熄。

　　这种预感不幸言中，这不只是陈歌辛一架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1957年在中国发生的那场“反右”运动，终于殃及陈歌辛。他被发配到安徽白茅岭，其时四十出头的金娇丽，在上海带着四个孩子，用微薄的抄谱收入，肩负起支撑整个家庭的重任。

　　为了让陈歌辛感受他的太阳，金娇丽用频传的家书，遥递妻子的温暖。到了每年的春节，她会孤身在铺盖着漫天大雪的山路上跌跌撞撞，跟着一辆独轮牛车步行八十里，为的只是能见到她朝思暮想的丈夫。

　　金娇丽说“盼见亲人心切，面对面相见却不相识。他竟然瘦削得只剩下了一个高鼻梁。见此情，我的泪水直往肚里吞……相聚一夜，诉不尽的情。我们没条件像在家里时那样对饮红茶，谈天说地；只能苦中作乐，用刚洗过套鞋的泥水放在小铅桶里煮滚而饮，也就够满足了。茶未喝完，队里的哨子吹响了，让家属们搭乘他们的汽车去赶火车。此时此刻难分难离，但必须走呀! 我，一路哭到家……”

　　1961年初的一个冬夜里，金娇丽正准备带上最小的孩子去安徽探望丈夫，岂知行前被突然告知：陈歌辛在1月25日因“心力衰竭”而身亡。这一声晴天霹雳，令金娇丽魂魄顿失。“那是个风雨交加、寒风凛冽的冬夜。凄风急雨拍打着门窗，那惨淡的拍打声，犹如丧钟般地敲着我的心。我拖着疲惫的身心下班回家，见到桌上放着一封从安徽白茅岭寄来的信，兴奋之极，希望送来佳音。快快拆看，不料惊悉恶噩! 歌辛已于1月25日逝世! 一颗明星陨落了! 我痛不欲生，欲哭无泪，泪水在心底淌成了血水! 他走得这么早!走得这么惨! 才壮年四十六岁就早殁了……”

　　1962年10月，断肠人又一次来到白茅岭。“秋风扫落叶，满天的黄昏，披着一身退了色的晚霞，将辉煌的成就和深重的苦难全都锁在那土地里了! 目的地到了。见不到亲人倍伤心! 为什么我的人不在了?! 朋友们陪我找到那没有墓碑的墓地，我扑向坟上哭断肠。呼天不应，叫地不理。我饮尽了人间的杯杯苦酒，背负着生命中无数的愁苦，为的是他能有一天回到故里。可是，他等不及吻一下小儿子便撒手而去。他最后留下的是一盏煤油灯和唯一的一句叮咛——你要保重……”

　　金娇丽此行带去一只小小木箱，捡回了陈歌辛二百零六根遗骨回乡安葬。坟前树了松柏，立了墓碑，却不幸在“文革”中再被盗掘。

　　时光回到1997年，地点在上海衡山路811号。这是三十年代法国百代唱片公司在上海开设的录音棚――小红楼。金娇丽带着他的儿孙们来到这里，她特意用周璇当年的话筒，录了一个《永远的微笑》，录完之后，她的子女随后一起合唱，这是他们送给金娇丽八十大寿最珍惜的礼物。

　　可惜，今日的小红楼，已被改成餐厅兼作酒吧。这座曾令多少音乐人梦萦的建筑，现在关于音乐的元素，一些老唱机老设备，都被当作道具，罩在今日上海午夜的灯红酒绿里。

　　往事如烟，那吹不熄的太阳，你在哪里？

　　好在还有罗大佑。

　　2002年，大佑在北京“围炉”跨年音乐晚会开始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演唱了《永远的微笑》。他说：“音乐的力量真的很大，陈先生不会想到，50年前他留下的这首歌，会这样感动50年后的另一个作曲家。如果50年后，也有人能这样唱我的歌，那才是我真正的成功。”

　　噢，这不变的歌，让我们看到那不熄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