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梁思成夫婦第四次來到山西，與中國營造學社調查隊一起，深入五台山地區，終於發現了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木結構建築——佛光寺。後來梁思成撰文《記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築》，登載於《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七卷一、二期。1953年，梁思成應《文物參考資料》邀請，將原稿修正並改為語體文重新發表，後收錄於《梁思成全集》第四卷。本期特將語體文的部分內容刊登，謹以紀念先賢。
▲梁思成
作者：梁思成
山西五台山是由五座山峰環抱起來的，當中是盆地，有一個鎮叫台懷。五峰以內稱為“台內”，以外稱“台外”。台懷是五台山的中心，附近寺剎林立，香火極盛。殿塔佛像都勤經修建。其中許多金碧輝煌，用來炫耀香客的寺院，都是近代的貴官富賈所布施重修的。千餘年來所謂文殊菩薩道場的地方，竟然很少明清以前的殿宇存在。
台外的情形，就與台內很不相同了。因為地占外圍，寺剎散遠，交通不便，所以祈福進香的人，足跡很少到台外。因為香火冷落，寺僧貧苦，所以修裝困難，就比較有利於古建築之保存。
1937年6月，我同中國營造學社調查隊莫宗江、林徽因、紀玉堂四人，到山西這座名山，探索古剎。到五台縣城後，我們不入台懷，折而北行，徑趨南台外圍。我們騎馱騾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迴着走，沿倚着岸邊，崎嶇危險，下面可以俯瞰田隴。田隴隨山勢彎轉，林木錯綺；近山婉婉在眼前，遠處則山巒環護，形式甚是壯偉，旅途十分僻靜，風景很幽麗。到了黃昏時分，我們到達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禪寺，瞻仰大殿；咨嗟驚喜，我們一向所抱着的國內殿宇必有唐構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個實證了。
佛光寺的正殿魁偉整飭，還是唐大中年間的原物。除了建築形制的特點歷歷可征外，梁間還有唐代墨跡題名，可資考證。佛殿的施主是一婦人，她的姓名寫在梁下，又見於階前的石幢上，幢是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建立的。殿內尚存唐代塑像三十餘尊，唐壁畫一小橫幅，宋壁畫幾幅。這不但是我們多年來實地踏查所得的惟一唐代木構殿宇，不但是國內古建築之第一瑰寶，也是我國封建文化遺產中最可珍貴的一件東西。寺內還有唐石刻經幢二座，唐磚墓塔二座，魏或齊的磚塔一座，宋中葉的大殿一座。
正殿的結構既然是珍貴異常，我們開始測繪就惟恐有遺漏或錯失處。我們工作開始的時候，因為木料上有新塗的土朱，沒有看見梁底下有字，所以焦灼地想知道它的確實建造年代。通常殿宇的建造年月，多寫在脊檁上。這座殿因為有“平暗”頂板，梁架上部結構都被頂板隱藏，斜坡殿頂的下面，有如空閣，黑暗無光，只靠經由檐下空隙，攀爬進去。上面積存的塵土有幾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樣。我們用手電探視，看見檁條已被蝙蝠盤踞，千百成群地聚擠在上面，無法驅除。脊檁上有無題字，還是無法知道，令人失望。我們又繼續探視，忽然看見梁架上都有古法的“叉手”的做法，是國內木構中的孤例。這樣的意外，又使我們驚喜，如獲至寶，鼓舞了我們。照相的時候，蝙蝠驚飛，穢氣難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萬萬的臭蟲(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們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頂內，與蝙蝠臭蟲為伍，或爬到殿中構架上，俯仰細量，探索惟恐不周到，因為那時我們深怕機緣難得，重遊不是容易的，這次圖錄若不詳盡，恐怕會辜負古人的匠心的。
我們工作了幾天，才看見殿內梁底隱約有墨跡，且有字的左右共四梁。但字跡被土朱所掩蓋。梁底離地兩丈多高，光線又不足，各梁的文字，頗難確辨。審視了許久，各人憑自己的目力，揣擬再三，才認出官職一二，而不能辨別人名。徽因素來遠視，獨見“女弟子寧公遇”之名，深怕有誤，又詳細檢查階前經幢上的姓名。幢上除有官職者外，果然也有“女弟子寧公遇”者，稱為“佛殿主”，名列在諸尼之前。“佛殿主”之名既然寫在梁上，又刻在幢上，則幢之建造應當是與殿同時的。即使不是同年興工，幢之建立要亦在殿完工的時候。殿的年代因此就可以推出了。
為求得題字的全文，我們當時就請寺僧入村去募工搭架，想將梁下的土朱洗脫，以窮究竟。不料村僻人稀，和尚去了一整天，僅得老農二人，對這種工作完全沒有經驗，籌劃了一天，才支起一架。我們已急不能待地把布單撕開浸水互相傳遞，但是也做了半天才洗出兩道梁。土朱一着了水，墨跡就驟然顯出，但是水干之後，墨色又淡下去，又隱約不可見了。費了三天時間，才得讀完題字原文。可喜的是字體宛然唐風，無可置疑。“功德主故右軍中尉王”當然是唐朝的宦官，但是當時我們還不知道他究竟是誰。
正殿攝影測繪完了後，我們繼續探視文殊殿的結構，測量經幢及祖師塔等。祖師塔樸拙勁重，顯然是魏齊遺物。文殊殿是純粹的北宋手法，不過構架獨特，是我們前所未見；前內柱之間的內額淨跨米餘，其長度驚人，寺僧稱這木材為“薄油樹”，但是方言土音難辨究竟。一個小孩撿了一片櫪樹葉相示，又引導我們登後山叢林中，也許這巨材就是後山的櫪木，但是今天林中並無巨木，幼樹離離，我們還未敢確定它是什麼木材。
最後我們上岩後山坡上探訪墓塔，松林疏落，晚照幽寂；雖然峰巒縈抱着亙古勝地，而左右蕭條，寂寞自如。佛教的跡象，留下的已不多了。推想唐代當時的盛況，同現在一定很不相同。工作完畢，我們寫信寄太原教育廳，詳細陳述寺之珍罕，敦促計劃永久保護辦法。
我們遊覽台懷諸寺後，越過北台到沙河鎮，沿滹沱河經繁峙至代縣，工作了兩天，才聽到盧溝橋抗戰的消息。戰事爆發，已經五天了。當時訪求名勝所經的，都是來日敵寇鐵蹄所踐踏的地方。我們從報上僅知北平形勢危殆，津浦、平漢兩路已不通車。歸路惟有北出雁門，趨大同，試沿平綏，回返北平。我們又恐怕平綏或不得達，而平漢恢復有望，所以又囑紀玉堂攜圖錄稿件，暫返太原候訊。翌晨從代縣出發，徒步到同蒲路中途的陽明堡，就匆匆分手，各趨南北。
圖稿回到北平，是經過許多挫折的。然而這僅僅是它發生安全問題的開始。此後與其他圖稿由平而津，由津而平，又由社長朱桂莘先生囑舊社員重抄，托帶至上海，再由上海郵寄內地，輾轉再三，無非都在困難中掙扎着。
山西淪陷之後七年，我正在寫這個報告的時候，豆村正是敵寇進攻台懷的據點。當時我們對這名剎之存亡，對這唐代木建孤例的命運之惴懼憂惶，曾經十分沉重。解放以後，我們知道佛光寺不惟仍舊存在，而且聽說毛主席在那裡還住過幾天。這樣，佛光寺的歷史意義更大大地增高了。中央文化部已撥款修繕這罕貴的文物建築，同時還做了一座精美的模型。現在我以最愉快的心情，將原稿做了些修正，並改為語體文，作為一件“文物參考資料”。
佛殿的附屬藝術塑像：
▲(甲)中三間的主像及脅侍等
在佛殿槽內五間的長度，一半間的深度的位置上，是一座高74厘米的大佛壇。壇上有主像五尊，各附有脅侍像五六尊不等。當心間的主像是降魔釋迦，袒着右肩，右手垂置在右膝上，作“觸地印”，左手捧缽放在腹前，趺坐在長方須彌座上。左次間的主像是彌勒佛，垂下雙足坐着，左右腳下各有蓮花一朵。雙膝並垂，是唐代佛像最盛行的姿勢，是宋以後所少見的，所以最值得注意。右次間的主像是阿彌陀佛，雙手略如“安慰印”狀，趺坐在六角須彌座上，衣褶從座上垂下來。釋迦的左右，有迦葉、阿難兩尊者和兩菩薩侍立，更前則有兩供養菩薩跪在蓮花上，手捧果品獻佛。彌勒和阿彌陀的諸脅侍，除以兩菩薩代兩尊者外，一切與釋迦同。釋迦彌勒都有螺發；阿彌陀則有直發如犍陀羅式之發容。三佛豐滿的面頰，弧形彎起的眉毛，端正的口唇，都是極顯著的唐風。彌勒及阿彌陀佛胸腹部的衣褶與帶結和釋迦與阿彌陀垂在覆座上部的衣褶，都是唐代的固定程式。菩薩立像都微微向前傾側，腰部微彎曲，腹部微凸起，是唐中葉以後菩薩像的特徵，與敦煌塑像同出一范。供養菩薩都是一足蹲着一足跪着，在高蒂的蓮座上。衣飾與其他菩薩相同。這種形式的供養菩薩，在國內已不多見，除敦煌石窟外，僅在山西大同華嚴寺薄迦教藏還有。這些像都在最近數年間，受到重妝的厄運。雖然在形體方面，原狀尚得保存，但淳古的色澤卻已失去；今天所見的是鮮藍鮮碧及丹紅粉白諸色，工藝粗糙，色調過於唐突鮮煥。
▲(乙)兩梢間普賢觀音像
左右兩梢間的主像是普賢和觀音兩菩薩。普賢菩薩在左梢間，騎象，兩菩薩脅侍，“獠蠻”牽着象。普賢像前有韋陀及一童子像。右梢間主像是觀音菩薩，騎獅子，“拂”牽着獅子，兩菩薩脅侍，兩梢間壇的極端前角，都立着護法天王，甲冑持劍，兩像魁偉，遙立對峙。壇左端天王的右側有趺坐等身小像，是供養者“佛殿主寧公遇”的像。面對着佛壇，在殿左端梢間窗下，又有趺坐的等身像，是沙門願誠的像。按照通常的配置，多以昔賢與文殊對稱。文殊騎居左，昔賢騎象居右。這殿裡卻以普賢騎象居左，右側不供文殊而供觀音——因為騎獅的像的花冠上有阿彌陀化佛，是觀音最顯著的標誌。也許因為五台是文殊的道場，所以不使他居在次要的地位。
普賢與其他菩薩都有披肩，左右作長發下垂。內衣從左肩垂下，用帶子繫結在胸前。腰部以下，用帶子束長裙，帶子在臍下打成結。觀音衣飾最特殊，在胸前作如意頭，兩乳作成螺旋紋，雲頭覆在肩上，兩袖翻卷作火焰形，與其他菩薩不同。天王像森嚴雄勁，極為生動，兩像都手執長劍，嗔目怒視。它們的甲冑衣飾與唐墓中出土的武俑多相似處，也是少見的實例，可惜手臂和衣帶都有近世改裝之處。
壇上的三尊佛像，連像座通高約5.3米。觀音、普賢連坐獸高約4.8米。脅侍諸菩薩高約3.7米。跪在蓮花上的供養菩薩連同像座高約1.95米，約略為等身像，它們位置在諸像的前面，處於附屬點綴的地位。兩尊天王像高約4.1米，全部氣象森偉。惟有寧公遇和願誠兩尊像，等身侍坐，呈現渺小謙恭之狀。沿着佛殿兩山和後檐牆的大部分(在扇面牆之後)排列着“五百羅漢”像，但是實際數目僅二百九十尊。它們的塑工庸俗，顯然是明清添塑的。
▲(丙)侍坐供養者像
(一)寧公遇像是一座年約四十餘之中年婦人像，面貌豐滿，袖手趺坐，一望而知是實寫的肖像，穿的是大領衣，內衣的領子從外領上翻出，衣外又罩着如意雲頭形的披肩。腰部所束的帶子是由多數“田”字形的方塊綴成的。她的衣領與敦煌壁畫中供養者像，和成都發掘的前蜀永陵(王建墓)須彌座上所刻女樂的衣飾諸多相似之點，當為當時尋常的裝束。以敦煌信女像與這尊寧公遇的像相比較；則前者是一幅畫，用筆婉美，設色都雅，所以信女像停勻皎潔，古麗照人；像大僅等身，在佛壇上至為渺小，謙坐南端天王像旁。其姿態衣飾與敦煌畫中信女像頗相似；其在壇上位置亦與信女像在畫之下左隅相稱。後者是塑像，塑工沉厚，隆殺適宜，所以寧公遇狀貌神全，生氣栩栩，丰韻亦覺高華。唐代藝術洗鍊的優點，從這兩尊像上都可得見一斑。
(二)沙門願誠像在南梢間窗下，面向佛壇趺坐，是諸像中受重妝之厄最淺的一尊。像的表情冷寂清苦，前額隆起，顴骨高突，而體質從容靜恬，實為寫實人像中之優秀作品。英國不列顛博物院，美國紐約市博物院和彭省（賓夕法尼亞）大學美術館所藏唐琉璃沙門像，素稱為“羅漢像”的，都與此同一格調。考十八羅漢之成為造型藝術題材，到宋代才初見，畫面如貫休之十六應真，塑像如甪直保聖寺、長清靈嚴寺諸羅漢像。唐以前僅以兩羅漢阿難尊者及迦葉尊者作為佛像之脅侍而已，其最早之例見於洛陽龍門造像。後世所謂十八羅漢，僅有“十六羅漢”見於佛典，其中二尊，為好事者所添加，其個別面貌多作印度趣，姿勢表情均富於戲劇性，而這幾尊唐琉璃像，則正襟趺坐，面貌嚴肅，姿勢沉靜，是典型的中國僧人，與願誠像絕相似。相傳諸琉璃像來自河北易縣，可能也是易縣古剎中的高僧像，處於供養者地位，而被古董商誤呼作“羅漢”的。現在與願誠像相較，我們尤其懷疑施主沙門，造像侍坐在殿隅，是當時的風尚。但僅憑這一孤例，我們未敢妄作斷論。
除諸塑像外，殿內還存有石像兩尊。其一是天寶十一載(公元752年)比丘融山等所造的釋迦玉石像。像並座共高約1米。佛體肥碩，結踟趺坐在須彌座上，髮捲如犍陀羅式，右手已毀，左手撫在左膝上，他的內衣自左肩而下，胸前的帶子打成一個結。僧衣的下部覆蓋着須彌座垂下，自然流暢，有風吹即動之感。其衣下緣，飾以垂直褶紋，與殿內釋迦阿彌陀兩像相同。就宗教意境而論，此像貌特肥，像個酒肉和尚，毫無出塵超世之感。就造像技術而論，其所表現乃是寫實性的型類，似富有個性的個人，在我國佛教藝術中，是很少見的。現在流落在日本的定縣某塔上的釋迦立像，其神情手法，與此像完全相同，像是出自同一匠師的手。像須彌座下澁的銘文所稱“無垢淨光塔”者，或者就是佛殿東南的祖師塔，塔下層內室現在沒有像，玉石釋迦像可能本是塔中的本尊，不知何時移至殿中供養的。無垢淨光塔在大殿後山上，1973年曾在塔基旁發掘出塔的碑額。（——羅哲文注）
壁畫：從文字記錄，如《歷代名畫記》、《益州名畫錄》、《圖畫見聞志》等書看來，唐代的佛殿，很少不用壁畫做裝飾的。現在內柱額上少數栱眼壁上，還有壁畫存在，是原有壁畫之得僅存的。
這些壁畫中最古的在右次間前內額的上邊。栱眼壁長約450厘米，高約66厘米。其構圖分為三組，中央一組，以佛(似為阿彌陀)為中心，七菩薩脅侍，其左第一位是觀音，余不可辨。顏色則除石綠色以外，其他設色，無論是像臉或衣飾，均一律呈深黯的鐵青色。左右兩組都以菩薩為中心，略矮小，似為觀音及勢至。兩主要菩薩之旁，又各有菩薩、天王、飛天等隨從。各像的衣紋和姿態都很流暢圓婉，飛天飄旋的姿勢，尤其富有唐風。壁之兩極端更有僧俗供養者像。北端一列是僧人披着袈裟，南端一列是穿着文官袍服大冠的人。其中之一，權衡短促，嘴的兩旁出鬍鬚，與敦煌壁畫中所見的，同一格式，畫臉和鬍鬚的筆法，還含有漢畫遺風，如營城子墓壁所見。
就構圖及筆法而論，這幅壁畫與敦煌唐代壁畫，處處類似，其為唐代原畫之可能性，實在很少可疑之點。敦煌以外，唐代壁畫之存在“中原”的，這是我們所知絕無僅有的一幅。1964年曾在大殿佛像須彌座後發現了唐代原來的壁畫。（——羅哲文注）即使此外還有存在的也必然是附屬在其他唐代原來倖存的建築物上的，而今日可能存有唐代建築之處，已杳不可尋，所以就是這二三方米長的栱眼壁上的唐畫，也是珍罕可貴之極的。
左次間前內額上的栱眼壁，畫作七個圓光，每圓光內畫佛像十軀，光下作長方框，內寫各佛號。最左一格題“佛光莊信佛弟子劉太知……宣和四年三月初……”(公元1123年)。以筆法及構圖格式而論，這幅宋宣和圓光形佛像圖，與左次間內額上的壁畫迥然不同。宋畫顏色也還鮮煥，絕無黝黑之變。已成黝黑色的彩畫，除此右次間內額者外，我們僅在雲岡少數崖頂石窟藻井上見到。這又可以佐證左次間的壁畫，其時代之早，遠過於宋宣和年代。
左山前側的內額上的栱眼壁，畫着密列的菩薩約七十軀。各菩薩都有頭光，寶冠花飾，頗為繁縟。衣褶筆法雖略嫌繁瑣，但尚豪勁，與四川大足北崖摩崖石刻中宋代菩薩之作風頗相似，可能也是宋代物。前內柱上北端栱眼壁上還有五彩卷草紋，可能也是宋代的彩畫。題字：佛殿梁下題字，以地勢所限，字形一般多是橫而扁的。筆紋頗婉勁沉着，意兼歐虞；結字則有時近於顏柳而略秀(如第二梁之“東”、“尚”、“兼”諸字近顏，第四梁“弟”字近柳)。其不經意之處，猶略存魏晉的遺韻，雖說時代相近，也是貞觀以後風氣所使然，也是出於書法家之筆。
後記：考察完佛光寺，學社一行人先去了台懷，然後經繁峙到代縣繼續考察，工作兩天后才知道盧溝橋烽火已起，便匆匆趕回北平。不多時，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家便離開了日軍占領的北平，流亡大西南。佛光寺之行，恐怕也是梁林這一輩子最高興的時刻之一，此後幾十年，他們再也沒有重回這裡。
▲東大殿斗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