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君子——恩師張岱年二三事
范學德
一
回中國的第二天,經人轉手,我看到了一位陳宗清牧師寫給我的便條,讓我給李存山打個電話。李存山是張岱年的弟子,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工作多年。打通電話後,他告訴我,陳來編了一本懷念張岱年先生的文集,裡面收入了我的一篇文章,由於找不到我,不知道怎麼把書送給我。又說,這本書是沒有稿費的
我與李存山約定,一號下午到他那裡取書。下午五點多鐘,我見到了李存山學兄,據上一次見他,已經十四五年過去了。我接過他的書,匆匆談兩句就結束了,我還要到別處去。
當晚,坐上了直達瀋陽的五十三次特別快車後,我翻開了陳來編的這本懷念張岱年先生的文集——《不息集》,一看,就放不下去了。第二天早上,四點多鐘醒來,又繼續坐在過道里讀。
張岱年先生是我的恩師,我是先生的私塾弟子。十七年前我寫了國內外第一本研究張岱年先生哲學思想的著作——《綜合與創造——論張岱年的哲學思想》。
2004年本來打算在夏天回國探親的時候,再去見先生,電話中也告訴了先生我回國的日期,先生也很高興,說回來吧。又說,機票那麼貴啊。但萬萬沒有想到,先生竟於四月二十四日過世,雖然先生是在九十五歲的高齡逝世的,但是,如果國內稍微尊重一下這樣國寶級的大師,先生本來是還可以活下去的。
李忠華兄回憶,四月七日這天,可能是先生一生中最不幸的一天,張先生不慎跌倒了。張先生的兒子和兒媳立即送先生到北京大學的合同醫院——北醫三院急診室就醫,從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五個多小時中,醫院竟然連一把輪椅也提供不了,先生就是在兒子和兒媳的攙扶下,一項項地檢查的。這一次折騰,先生元氣大傷,此後就一病不起了。
合上書,我幾乎要流淚了。要是換上一個部長副部長,會怎麼樣呢?中國可以隨便找出一個什麼人來當部長副部長,但是,像張先生這樣的研究中國哲學的大學者,這樣的君子,卻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至少,在幾十年內,不會出現了。
這是一個扼殺君子的年代。
其實,張岱年一生最不幸的一天,是五七年的那個春天,他出於良知,對北京大學哲學系的領導提了不到十五分鐘的意見,結果,被打成右派,從此,被剝奪了二十多年的從事學術研究的權利。
想起了網友們愛說的一句話,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這片土地上,生長不出知識分子。
在這個懷念文集中,我又看到了幾個熟悉的名字,他們如今都是大名鼎鼎的學者。但正是他們,當年寫文章大批張岱年先生,要置先生於死地,而張先生也真的幾乎要被逼死,他想過自殺。在那個黑暗的日子裡,有一次,北京大學哲學系管右派的那個人千方百計的整張先生,張先生偷偷去找了周禮全老先生,說着說着,不禁大哭起來。文革後葉朗先生曾經問過周禮全先生,“這個人怎麼能這樣作”。周先生說,“你不了解他,他能這麼做的。”
是的,中國許多所謂的知識分子們是能這麼做的,他們許多人正這麼做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快三十過去了,他們沒有人向張先生道過一次歉,而他們,有的是張先生的親戚,有的是同事,有的是學生。
中國被稱為知識分子的那些人們,還有多少人持守良知?至少知恥?
2005 五月七日清晨於香港
二.
馮友蘭先生曾經用剛毅木納來評價張岱年先生,而張先生一生做人做學問的原則正是“直道而行”。他特別贊同孟子的天爵說,主張以德抗位,這個位字,用當代的語言來說就是政治權力。但張先生不懂,在權力就是一切的環境中,“德”脆弱得不堪一擊。
有德者總是首先倒下,站得住的大都是小人。
在回憶張岱年先生的文章中,許多人都提到了三件事:一是直到2001年,張先生還住在一個只有兩個臥室的房子中,其中一間臥室還是他的兒子和兒媳住了多年。還有一個小屋子,算是張先生的書房,張先生自嘲說,在那個房子中,他的活動範圍只有半臂長。他本來想給自己的書房起個名字叫蝸牛居,但是,他不敢。就是在這個蝸牛居中,二十年來,張先生寫了幾百萬字的學術論文。
我第一次見到張先生,就在那個蝸牛居里。
葉朗先生回憶說,2001年,他看到張先生終於搬到了新居,就對張先生說,“這個房子要是早來20年就好了!”
張先生回答說:“哪怕早來兩年也好啊!”
還有一件事就是張先生從來不會拒絕人,無論什麼人,請他看論文,寫書評,他從來不拒絕。在國內的時候,我曾經幾次對先生說,先生,你不能什麼人都答應,這樣,你就沒有時間寫自己的東西了。但先生卻仿佛不解地說,是啊,是啊,可是,我怎麼能拒絕呢?
尤其是那些年輕人的著作,先生無法拒絕。
無論什麼人來拜訪先生,先生從不拒絕。客人一坐下,師母就會端上一杯熱茶,說,請喝茶。到客人告別的時候,先生一定會站起來,和師母一起把客人送到樓下。後來,他們下樓很困難了,就送到門口,並一直看着客人離開,並且揮手一再說,再見,再見。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