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君子——恩師張岱年二三事

          范學德

一

   回中國的第二天，經人轉手，我看到了一位陳宗清牧師寫給我的便條，讓我給李存山打個電話。李存山是張岱年的弟子，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工作多年。打通電話後，他告訴我，陳來編了一本懷念張岱年先生的文集，裡面收入了我的一篇文章，由於找不到我，不知道怎麼把書送給我。又說，這本書是沒有稿費的
   我與李存山約定，一號下午到他那裡取書。下午五點多鐘，我見到了李存山學兄，據上一次見他，已經十四五年過去了。我接過他的書，匆匆談兩句就結束了，我還要到別處去。
   當晚，坐上了直達瀋陽的五十三次特別快車後，我翻開了陳來編的這本懷念張岱年先生的文集——《不息集》，一看，就放不下去了。第二天早上，四點多鐘醒來，又繼續坐在過道里讀。
   張岱年先生是我的恩師，我是先生的私塾弟子。十七年前我寫了國內外第一本研究張岱年先生哲學思想的著作——《綜合與創造——論張岱年的哲學思想》。

2004年本來打算在夏天回國探親的時候，再去見先生，電話中也告訴了先生我回國的日期，先生也很高興，說回來吧。又說，機票那麼貴啊。但萬萬沒有想到，先生竟於四月二十四日過世，雖然先生是在九十五歲的高齡逝世的，但是，如果國內稍微尊重一下這樣國寶級的大師，先生本來是還可以活下去的。
   李忠華兄回憶，四月七日這天，可能是先生一生中最不幸的一天，張先生不慎跌倒了。張先生的兒子和兒媳立即送先生到北京大學的合同醫院——北醫三院急診室就醫，從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五個多小時中，醫院竟然連一把輪椅也提供不了，先生就是在兒子和兒媳的攙扶下，一項項地檢查的。這一次折騰，先生元氣大傷，此後就一病不起了。
   合上書，我幾乎要流淚了。要是換上一個部長副部長，會怎麼樣呢？中國可以隨便找出一個什麼人來當部長副部長，但是，像張先生這樣的研究中國哲學的大學者，這樣的君子，卻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至少，在幾十年內，不會出現了。
   這是一個扼殺君子的年代。
   其實，張岱年一生最不幸的一天，是五七年的那個春天，他出於良知，對北京大學哲學系的領導提了不到十五分鐘的意見，結果，被打成右派，從此，被剝奪了二十多年的從事學術研究的權利。
   想起了網友們愛說的一句話，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這片土地上，生長不出知識分子。
   在這個懷念文集中，我又看到了幾個熟悉的名字，他們如今都是大名鼎鼎的學者。但正是他們，當年寫文章大批張岱年先生，要置先生於死地，而張先生也真的幾乎要被逼死，他想過自殺。在那個黑暗的日子裡，有一次，北京大學哲學系管右派的那個人千方百計的整張先生，張先生偷偷去找了周禮全老先生，說着說着，不禁大哭起來。文革後葉朗先生曾經問過周禮全先生，“這個人怎麼能這樣作”。周先生說，“你不了解他，他能這麼做的。”
  是的，中國許多所謂的知識分子們是能這麼做的，他們許多人正這麼做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快三十過去了，他們沒有人向張先生道過一次歉，而他們，有的是張先生的親戚，有的是同事，有的是學生。
   中國被稱為知識分子的那些人們，還有多少人持守良知？至少知恥？

     2005 五月七日清晨於香港

     二．

   馮友蘭先生曾經用剛毅木納來評價張岱年先生，而張先生一生做人做學問的原則正是“直道而行”。他特別贊同孟子的天爵說，主張以德抗位，這個位字，用當代的語言來說就是政治權力。但張先生不懂，在權力就是一切的環境中，“德”脆弱得不堪一擊。
   有德者總是首先倒下，站得住的大都是小人。
   在回憶張岱年先生的文章中，許多人都提到了三件事：一是直到2001年，張先生還住在一個只有兩個臥室的房子中，其中一間臥室還是他的兒子和兒媳住了多年。還有一個小屋子，算是張先生的書房，張先生自嘲說，在那個房子中，他的活動範圍只有半臂長。他本來想給自己的書房起個名字叫蝸牛居，但是，他不敢。就是在這個蝸牛居中，二十年來，張先生寫了幾百萬字的學術論文。

我第一次見到張先生，就在那個蝸牛居里。
   葉朗先生回憶說，2001年，他看到張先生終於搬到了新居，就對張先生說，“這個房子要是早來20年就好了！”

張先生回答說：“哪怕早來兩年也好啊！”
   還有一件事就是張先生從來不會拒絕人，無論什麼人，請他看論文，寫書評，他從來不拒絕。在國內的時候，我曾經幾次對先生說，先生，你不能什麼人都答應，這樣，你就沒有時間寫自己的東西了。但先生卻仿佛不解地說，是啊，是啊，可是，我怎麼能拒絕呢？
   尤其是那些年輕人的著作，先生無法拒絕。
   無論什麼人來拜訪先生，先生從不拒絕。客人一坐下，師母就會端上一杯熱茶，說，請喝茶。到客人告別的時候，先生一定會站起來，和師母一起把客人送到樓下。後來，他們下樓很困難了，就送到門口，並一直看着客人離開，並且揮手一再說，再見，再見。

（未完待續）